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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走的不是腿,释放的是焦虑 ——“暴走团”现象透视

雅酷原创 (2025-07-27 16:45:35) 评论 (1)
近些年来,一种看似健康,却令人侧目的集体运动正在中国多个城市上演:一群衣着统一、步伐矫健的中老年人,披星戴月地在城市主干道上疾行,气势磅礴,声势浩大。他们自称暴走团。本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却演变成扰民、交通瘫痪甚至群体冲突的导火索。

暴走团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十年前,它们就已在一些城市出现,然而从近两年的趋势来看,暴走已从边缘的锻炼方式,演变为一种带有群体性表达、甚至对抗意味的社会现象。它是都市暮色或夜色中最具张力的剪影之一,也是一面照见社会矛盾与精神困境的镜子。

在许多城市,暴走团的主要构成是中老年人,年龄多在50岁至70岁之间。这个群体有一个显著特征:处在人生的半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们有的刚刚退休,空出大量时间与精力;有的早已退出职场,但尚未步入高龄老态,仍拥有较强的体力与社交欲望。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时曾赶上改革开放初期的风潮,吃过苦、受过累,如今却发现,自己在社会的语境中逐渐边缘化,被视为非主流人口。



暴走,表面上看是健身,实则是宣泄:对孤独的宣泄、对失语的抗议、对无用感的抵触。在这个年轻即正义的时代,暴走是一种以群体对抗孤立的尝试,是中老年人重新构建自我存在感和社会联系的方式。

暴走一词本身就带有某种不受控的意味,而现实中的暴走团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城市,清晨或夜晚的主干道、公园步道或高架桥,成了他们的主战场。他们占道而行,队伍紧凑,纪律严明,却无视红绿灯与交通规则,堵住人行道乃至机动车道。大喇叭放着节奏强烈的广场舞曲,震耳欲聋,不仅影响居民休息,也制造噪音污染。更甚者,在与其他市民发生冲突时,暴走团呈现出一种我们人多就是理的姿态。

这不仅仅是对交通规则的挑战,更是对城市秩序的一种边缘压力测试。这些人表面上是在运动,实质上是在城市空间中进行权力的挤压试验。他们用脚步丈量的不只是公路,更是自己是否还在城市叙事中拥有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暴走团的许多行为带有仪式感。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口号、固定的路线和时间,几乎构成了一个准军事化的社团活动。它带有一种公共演出的意味,像是某种迟来的成人社交剧场。

暴走团中的领队,拥有极高的话语权,组织者、管理者的存在,使整个群体行为极具动员性与从众心理色彩。在某些时刻,这种自我组织的民间力量,反而比城市基层治理更加有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这种带有准组织、强纪律的社团活动,在缺乏法律框架与社会引导的环境下,容易向失控的方向滑行。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团,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力量,而更像是一个游离于制度边缘的灰色群体。他们并非有组织犯罪,却常在舆论中被集体归咎;他们并非反社会分子,却常与制度性的秩序摩擦不断。

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秩序社会,重视规范与稳定。然而对中老年人而言,城市公共空间的秩序,却往往意味着剥夺。想打球,篮球场早被年轻人占满;想跳舞,广场舞已成为被嫌弃的存在;想休闲,商场和咖啡馆不欢迎不消费的人。能去哪儿?还能去哪儿?他们的空间选择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一路退让后的残存。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也在被秩序化:退休不是获得自由,而是被系统性剥夺生产力定义的过程;家庭不再需要他们,无力照看孙辈的,子女不再依赖;社会不再倾听他们,数字鸿沟让他们在话语场上几乎哑口无言。

于是,夜色下的暴走,是一种沉默的吶喊,是一场以扰乱为代价、以被看见为诉求的自我存在表达。与其说他们在对抗交通规则,不如说他们在争取活着的社会权利。

在不少舆论场中,暴走团常被当作城市管理的老大难,甚至被戏称为老年暴徒。这一称谓虽然粗鲁,却道出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城市管理,在面对非生产人口的公共行为时,几乎是手足无措的。他们既不是公职单位可以管辖的群体,也不是社区能够协调的居民组织;他们不违法,但不合理;他们不暴力,但却不守规矩;他们是城市不可忽视的人口,却也是系统性被忽略的无声者

而正是这种身份悖论,让暴走团在社会想象中成为麻烦制造者。问题在于,暴走团真的成为麻烦吗?还是他们根本无意扰乱,而只是别无选择地在一种被挤压的状态下涌出?他们从城市的缝隙中出来,其实只是因为没有哪一块地方真正为他们预留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社会转型的浪潮裹挟着每一个人。中老年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实体与虚拟之间的夹缝中。他们对未来无能为力,对当下焦虑重重。他们既要面对身体老去的现实,又要忍受社会对衰老的回避和排斥。而暴走,或许就是这种集体焦虑的一种可视化表达。它是城市空间中孤岛人群的临时抱团,是我还在这儿的一句集体呐喊。

暴走团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几十年社会教育、政治文化、代际断裂的缩影。他们用身体冲撞规则,用队列重温信仰,是对秩序的怀旧,也是对现代社会碎片化的不适应。他们是那个年代的红小鬼在退休后的又一次集结,是螺丝钉在体制瓦解后的重组。他们需要的,或许不是禁止,而是重塑归属感的出口。

但当这种集体归属开始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时,社会就必须设立边界。毕竟,健身可以自由,暴走不能横冲。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但不能纵容他们;必须疏导他们,但不能畏惧他们。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应学会:自由的尽头,是规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