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卷”这一原本形容学术或组织无意义竞争的术语，已广泛渗透到中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从外卖骑手到新能源车，从服装加工到高端芯片，中国企业之间日趋激烈的价格战、效率战、资源战成为常态。表面看似市场选择、资本竞争，实则背后有一套更宏大的结构性逻辑：债务压力 + 产能过剩 + 消费疲弱 + 政策工具受限 = 制度化内卷。
让我们从总债务水平、产能状况、消费结构与政府政策逻辑四个层面，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与服务业“必然内卷”的深层原因，并揭示政府如何有意引导这种结构性内卷，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目标。
一、中国的总债务压力与财政空间紧缩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中国总债务/GDP比重已超过300%，其中：
政府债务（显性+隐性地方债）约占GDP的110%-120%
企业债务高达GDP的150%以上（全球最高）
居民债务接近GDP的70%（主要集中在房贷）
在此背景下，中央财政更趋保守，地方政府财政自顾不暇，基本民生支出（医保、养老金、教育）尚在收紧，对企业与市场的直接补贴能力有限。因此：
政府无法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推动全面就业或普遍产业升级，只能依赖结构性引导与市场博弈机制。
二、制造业总产能与出口路径的悖论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产能最强国，具体表现为：
2023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全球占比超过30%；
电动车、光伏、家电、服装、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产能远超内需；
在新能源三大领域（光伏、电池、电动车）中，全球出口占比高达50%-80%。
如此庞大的产能，若依赖国内消费，必然出现滞销、库存高企和企业破产潮。但外需也面临障碍：
发达国家产业回流、反补贴调查（如美欧对中国电动车/光伏关税）
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趋势
发展中国家低价竞争者崛起（如印度、越南）
因此，在出口空间趋紧的情况下，政府选择推动企业内卷式竞争，通过不断压缩成本、提高效率，保持全球价格优势，即使是微利甚至亏损出口。
三、居民消费疲弱：拉不动的内需
尽管中国的GDP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但真实消费能力却呈现以下趋势：
中位数收入停滞：大量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高储蓄率与低消费倾向：因对未来就业、养老、医疗的不确定，家庭倾向于储蓄；
房贷负担沉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大量流向房贷与教育支出；
消费结构分化严重：高端消费强劲（如奢侈品、旅游），但日常消费低迷（如餐饮、服装、教育培训）。
这导致政策主张的“以消费拉动内需”难以落地，政府转而希望通过**“就业优先”+“价格稳定”**维持基本经济循环。
然而，在需求侧疲软的情况下，要保障就业，只能让企业在有限订单下继续“卷”下去。
四、政府如何引导“制度化内卷”
政策特征一：对价格战与效率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例如电动车领域，比亚迪、蔚来、小鹏大打价格战，政府虽多次“口头制止”，实则无明确干预；
平台经济（如外卖、短视频电商）中，服务人员报酬越来越低，劳动强度上升，也未出台实质性保障措施。
政策特征二：支持“高内卷、强出口”行业
对光伏、电池、电动车等高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兼具的行业持续补贴信贷、税收、用地等政策；
鼓励“出海”与“一带一路”，让内卷产能转向海外。
政策特征三：通过产业政策压制输入性通胀
利用低成本制造压低全球价格，如2024年全球光伏组件价格暴跌，受益者是欧美消费者；
国内物价长期低迷，甚至出现结构性通缩（如CPI低于1%，PPI多月为负）；
抑制通胀有助于压低社会保障支出、债务利息支出，是政策的隐性目标之一。
五、“内卷”成为稳定物价与压制通胀的工具
总结上述逻辑，政府在无法大规模财政扩张、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内需难以启动的背景下，选择性容忍甚至鼓励内卷现象，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包括：
稳定就业：即使低效、微利，也要让更多人有工作；
维持出口优势：牺牲企业利润，换取全球市场份额；
压制通胀压力：避免输入性通胀，确保物价稳定；
节约财政空间：不靠补贴，而靠竞争性压强来达成宏观调控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内卷”成为一种低成本的稳定工具。
六、风险与后果
这种结构性内卷，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出口与就业，但其负面后果日益凸显：
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创新意愿和能力削弱；
就业质量恶化，年轻人“上岸难”“考公热”“低欲望”持续；
资源错配，优质产能难以脱颖而出；
社会整体活力下降，形成“内需缺乏－产能过剩－持续内卷”的闭环。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内卷，并非偶然或无序竞争，而是在国家整体战略选择与宏观经济结构压力下的制度性结果。当财政资源有限、社会保障尚不充分、内需疲弱、出口为王的逻辑持续存在，内卷将不仅是常态，而且可能被政策默许甚至战略性鼓励。未来若无法重构财政体系与收入分配机制，这场“内卷之战”或将长期持续，甚至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一环。
案例一：新能源车（电动车）——国家战略推动的价格战
背景：
政府明确将新能源车（尤其是电动车）作为制造业升级和出口新引擎；
通过补贴、免购置税、信贷优惠、土地优先等政策，短短五年内，数十家车企涌现；
产能迅速膨胀，2024年销量约950万辆，远超国内实际需求。
内卷特征：
价格战白热化：2023–2024年间，特斯拉、比亚迪、五菱、零跑等数次降价，部分车型甚至低于12万元；
利润极低甚至亏本销售：中小车企几乎全线亏损，仅靠规模或出口维持；
出口是维稳策略：2024年中国电动车出口约150万辆，但受到欧美“反倾销调查”打压风险升高；
创新遭抑制：车企更关注价格策略和渠道战，而非研发和核心技术突破。
政策背后逻辑：
政府意图打造“电动车版的华为+义乌小商品结合体”：既要高端品牌（如比亚迪海豹/蔚来），又要低价走量的全球市场战略（如五菱宏光EV）。
案例二：光伏与储能产业——全球价格屠夫的养成术
背景：
光伏组件、电池片和逆变器是中国“新三样”出口的支柱；
中国光伏产业链几乎实现完全自给，具备全球最大产能；
政府从上到下推动“光伏下乡”“整县推进”等项目。
内卷特征：
全链条产能严重过剩：2024年硅料和组件产能分别是全球需求的2–3倍；
价格暴跌：硅料价格从每吨30万元跌至不到8万元，组件价格从1.8元/W降至0.9元/W以下；
出口压价：面对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中国厂商宁愿低毛利甚至亏损，也要维持出口量和市场份额；
企业大量退出或重组：2024年上半年已有20余家中小光伏企业倒闭或合并。
政策背后逻辑：
以“价格屠夫”角色压制全球绿色通胀；
借用出口拉动制造业就业，稳定地方产业园；
提高国际份额，未来谋求高端设备和标准话语权。
案例三：平台服务业（外卖/短视频电商）——算法下的劳动压强
背景：
2020后，由于实体服务业受疫情冲击，平台经济成为主要就业吸纳渠道；
美团、饿了么、抖音、拼多多等平台主导服务分发与流量控制；
无需门槛，灵活就业岗位（骑手、主播、客服）激增。
内卷特征：
“骑手越多，每单越少”：单价长期维持在5–7元，每公里单价低于1元；
平台抽成高企，分配极不透明：部分城市平台抽佣比例高达25–30%；
算法强制加速：延迟几分钟即扣分、罚款，致骑手高强度工作、交通事故频发；
主播卷ROI：带货主播卷选品、价格、平台佣金，一场直播净利不如上班。
政策背后逻辑：
不设最低工资线，政府默认其吸纳就业的正向作用；
对平台监管更偏向“劝导式”而非“约束式”，维持就业弹性；
平台数据被政府用于“经济活动活跃度指标”分析，是数字治理的一部分。
案例四：服装制造与快时尚——低价高频的全球循环赛
背景：
义乌、广州、泉州、青岛等地的服装产业具备强大小单快返能力；
TEMU、SHEIN等平台成为中国“数字出海”代表；
利润微薄，靠压缩原材料、设计和工人价格生存。
内卷特征：
爆款生命周期极短：3–7天内必须出货，否则被淘汰；
劳动力剥削严重：不少代工厂支付远低于最低工资的“计件薪酬”；
品牌内卷：打价格战而非价值战；
出海成本低，欧美市场被廉价中国产品主导，造成贸易摩擦频发。
政策背后逻辑：
鼓励出海赚外汇，提升小微企业就业与活力；
支持“平台 + 工厂 + 供应链”模式，强化“中国制造”全球网红属性；
低价商品有助于输入型通胀缓解，对发达国家同样有吸引力。
总结：内卷不是混乱，而是政策工具的有序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不同行业的“内卷”并非无序或失败的市场表现，而是一种结构性压强与政策引导下的理性应对。其本质逻辑为：
目标 手段
保就业 降本增效，压缩利润
保出口 低价高效，打入全球
稳通胀 利用产能过剩压抑价格
控补贴 靠市场竞争代替财政输血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全面内卷，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员工工作，乃至于内卷外溢化的表现，其实都是中国政府推动，并且默许的，它有其政策必然性和维稳的必要性（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但是同时会在国内造成通缩，消费降级，在全世界形成中国制造的黑洞化，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自身产业发展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也会带来巨大的外交和贸易压力，引发各种矛盾。
中国政府“低福利”体制是如何助推内卷的结构性基础
一、总体判断：
中国是典型的“低税收—低转移—高储蓄”型国家
数据概览：
中国 vs 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巴西 主要宏观社会指标对比表
| 指标 | 中国 | 美国 | 德国 | 日本 | 印度 | 巴西 |
|---|---|---|---|---|---|---|
| 税收收入 / GDP | 18 | 26.6 | 39.0 | 32.0 | 17.5 | 33.5 |
| 社会支出 / GDP | 12 | 18.7 | 25.0 | 23.0 | 8.6 | 20.0 |
| 公共医疗支出占比（总医疗） | 55 | 49 | 78 | 82 | 42 | 59 |
| 养老金支出 / GDP | 5.0 | 7.1 | 10.3 | 10.0 | 1.0 | 13.0 |
| 居民储蓄率 | 35-38 | 4-6 | 10-12 | 5-7 | 20-22 | 13-15 |
中国在税收和社会支出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结构：
| 特征 | 描述 |
|---|---|
| 低税收 | 中国的整体税收/GDP比重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略高于印度。 |
| 低转移 | 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养老金、医保）占比低于欧美日，转移支付相对有限。 |
| 高储蓄 | 为弥补“低福利”，中国居民倾向于高储蓄，尤其是为教育、医疗和养老做准备。 |
| 低政府介入医疗 | 医疗中政府支付占比也低于欧洲，居民自付比例高，造成“看病贵”的问题。 |
中国是典型的**“低税收—低转移支付—高居民储蓄”**型国家。这种结构导致：
- 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较低；
- 居民为应对风险（医疗、养老）必须储蓄更多；
- 消费意愿和能力受抑制，影响内需；
- 长期看，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这种模式面临转型压力，亟需提高社会支出效率并逐步调整财政结构，以提升消费和民生保障水平。
结论：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转移支付等方面投入极低，并通过低税负保持经济表面活力。
二、“低福利”如何构成推动内卷的制度性条件？
1. 保障缺失 → 高储蓄 → 抑制消费 → 依赖出口 → 内卷加剧
居民普遍缺乏对未来的安全感，储蓄倾向极强；
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在52–55%，远低于美国的70%、印度的60%；
国内市场不活跃，导致制造业不得不向海外出口倾斜；
出口企业为了维持订单，必须不断压缩成本并卷向效率极限。
形成循环：低福利 → 高储蓄 → 低消费 → 产能过剩 → 出口依赖 → 内卷竞争
2. 企业福利外包 → 劳动力“可抛弃化” → 强化灵活压榨机制
社保缴纳虽有规定，但大量中小企业与平台企业逃缴或少缴（特别是外卖、快递等平台行业）；
劳动力非正规化现象严重（全国约40%的就业为灵活用工）；
无失业保障、无职业培训、医疗和养老金靠自己，导致大量年轻人被迫“卷”求生。
例如：
送外卖骑手中，约80%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平台主播、服装打版师、短视频剪辑工，几乎全部自负盈亏。
3. 政府财政结构导致“激励地方拼出口、拼产业园”
地方政府财政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和产业链招商；
福利性支出（医保、教育、养老金）非优先事项；
地方层面与企业形成“你建厂、我修路、你出口、我升官”的政绩逻辑；
不愿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反而更倾向于“用就业换稳定”。
例如：
某地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推动本地制造企业持续扩产出口，作为替代保障型支出的手段，优先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
三、对比国际经验：中国福利低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制度路径问题
结论：中国的“低福利”并非暂时，而是系统结构选择，反过来促进了制造与服务行业的“低保障、高竞争”结构稳定化。
四、宏观策略总结：低福利=压通胀+稳财政+控风险的隐性工具
政策目标 低福利所扮演的角色
压制输入性通胀 保持商品出口低价优势，不通过社会支出推高内需物价
降低政府赤字与地方债 少发钱、少补贴，节省财政空间以维持中央债务稳定
控制人口老龄化负担风险 降低养老金压力与医保支出占比，缓解财政长期可持续性问题
降低劳动力成本 让企业无需承担高额员工保障，提升全球价格竞争力
换言之，政府以制度化低福利为“宏观调控稳定器”，将微观压力传导给家庭与企业，让“内卷”成为缓冲风险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
五、展望：可持续性与社会成本
尽管这种“低福利—高效率—压成本”模式短期有效，但长期面临以下风险：
消费恢复难、企业创新乏力、人口生育率崩塌；
中产阶层焦虑与教育/养老负担激增；
福利不足激化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固化；
国家治理转型压力与国际形象冲突。
结语：内卷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低福利发展战略”的自然延伸
在资源有限、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与全球去中国化背景下，中国选择了压福利保产业、压内需保出口、压个体保整体的发展策略。它稳定了宏观结构，却加剧了微观竞争；它减少了通胀风险，却放大了个人焦虑。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内卷，或许不仅是一种现象，而是未来十年“中国特色竞争模式”的一种常态机制。
总结：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大政府、高投入、低福利
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
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大政府） → 重资产基建与制造业补贴（高投入） → 控制社会保障开支（低福利） → 保持宏观稳定、压低通胀、强化全球竞争力。
一、大政府：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控制面广、职能重
数据对比：
指标 中国（2023） 德国（2022） 美国（2022） 日本（2022）
政府总支出占GDP比例 ~34% ~51% ~38% ~39%
政府控制的国有资产 超过GDP的2倍 极低 极低 极低
国企就业占比（非农业） 近30% <5% <5% <5%
政府调控价格能力 极高 中 中等偏低 中
分析：
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出让、电网、石油、电信、铁路、金融体系大部分资源；
国企和政策性银行成为地方经济和出口补贴的支柱；
财政支出不仅用于基础建设，还用于维稳、低价信贷、产业扶持。
二、高投入：对制造业、出口链条、基建进行持续大规模财政与信贷倾斜
数据示例：
项目 数据
制造业补贴支出（2023） 超过1.3万亿元，涵盖电动车、芯片、光伏、储能等
政府直接用于出口退税的支出 超过1.5万亿元
基建总投资（2023） 超过24万亿元（含铁路、公路、水利、电力等）
地方专项债支持的制造业/基建项目 约40%专项债投向产业园、高端制造基地
政策性银行对制造业贷款余额 超过15万亿元
特征：
高投入不用于社保，而用于强化中国“世界工厂”的产能与出口通道；
支出结构偏重“可计量政绩”，如基建里程、出口增长等；
制造业成为政府主导型“系统工程”，劳动者被置于价格竞赛底层。
三、低福利：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典型的“低转移支付”国家之一
关键数据：
项目 中国（2023） 德国（2022） 美国（2022） 日本（2022）
社会保障支出/GDP ~7.4% ~25% ~19% ~23%
公共医疗支出/GDP ~3.2% ~9.9% ~8.2% ~9.3%
教育财政支出/GDP ~4.0% ~6.5% ~5.8% ~5.3%
公共养老金支出/GDP ~4.2% ~11.2% ~6.9% ~10.6%
失业保险平均替代率 <30% >60% 约50% 约55%
居民自费医疗占比 >33% <10% 约12% <10%
特征：
中国政府鼓励“家庭自我负责型”保障结构；
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结构性不足；
低福利压低了通胀，但提高了家庭储蓄、削弱了消费能力。
结语：大政府 + 高投入 + 低福利 = 内卷的制度温床
要素 描述
大政府 掌握关键资源、主导产业方向、操控要素价格
高投入 财政与信贷集中用于基建和制造业，不投向社保或消费激励
低福利 弱化社会保障体系，推动个人竞争承压，增强出口价格优势
制度后果 内需不足、出口依赖、制造业压价竞争、服务业“卷生卷死”
这种模式短期内有助于稳定财政与通胀，长期则面临消费不足、创新乏力与社会分层等严峻挑战。所以，我们说中国的产业和各种内卷，其实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有其必然性（政策推动），也有其统治的必要性（内部维稳），但是它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以后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型也是必然的，但是核心是中国政府是否真正有意愿改变现在的“大政府，高投入，低福利”的发展模式，以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短期来说，还是非常困难有大规模全面的改革，因为那个不符合维稳和统治的利益，但是小范围，小幅度的改变是有可能的，也是被迫的（可以参见大摩的中国居民痛苦指数）。
（本文主要内容总结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