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梦回（2）牧羊姑娘 —— 青春青涩的爱情

                  对面山下的姑娘

                  你为谁放着群羊

                  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

                  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悲伤

                  —-----

       每当听到这如怨如诉的歌声，我总不由得潸然泪下，青春时代那段刻骨铬心尘封的往事就会浮现在脑海。那是1957年，我正在上医学院二年级，学院里多次发动我们向领导向党提意见，当年校领导在会上反复说这是为了帮助党改进工作，而且再三声明言者无罪。我平日从不对政治感兴趣，只想好好学习，毕业后当个好医生。系里的团支部书记动员我，说应该积极参加对学院领导对党提意见，这是要求进步的表现，不能走白专道路。这样反复对我教育，我挖空心思也写了几张大字报，其中一张闯了大祸。因为我不知从那里听说好多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学院的党委书记）进城当官以后都把乡下的黄脸婆休掉，重新找了年轻貌美的城里姑娘，所以我那张大字报的名称就是“请看今日之陈世美”。也许是为了卖弄我那么一点点肚皮里的货色，据要好的同学小陈告诉我说，同学们看了我写的大字报都誇我写得颇有文采，我听了不由得沾沾自喜，很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随着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开始了，于是批判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向我袭来，当初夸我大字报写得有文采的小陈也许是为了摆脱与我关系密切的嫌疑，根据我俩私下的闲聊加油添酱揭发我，于是我荣膺一顶右派帽子。据后来有人透露内部消息说本来系里念我年轻无知，没有把我评为右派，后来调查出我家庭出身有问题以及有海外关系，于是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就妥妥的戴到我的头上。小陈因为揭发右派分子有功，毕业后留校，因他出身好，此后官运亨通，成了学院付院长；不过世事难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走资派与牛鬼蛇神一起被批斗戴高帽游街，不知怎么的还蹲了几年大牢。

       不久，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就下来了，我被发配到内蒙古劳教。与我同时发配到内蒙的右派还有几个，不过学生右派就我一个，我们在场部集训过后被分散到各乡各分场，于是在半押送下我来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一个偏远嘎查（村)。我自幼儿生活在城里，跑得最远也不过是从家乡的城市到了学校所在的另一个城市而已，如今却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内蒙古，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进入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在此之前，关于草原的印象就是小时候读的那首乐府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廬，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真的来到了这里，开始感觉还真不错，抬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碧绿的草浪随风起伏，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幅绿色的天鹅绒地毯。蓝天白云下，草原延伸至天际，白色的羊群散布其间，宛似蓝色海洋上的点点白帆。几条牛在低头吃草，不时甩动着尾巴，几匹高头大马悠闲地漫步，时不时会发出长长的嘶鸣。蒙古包散落其间，傍晚时升起袅袅炊烟，此时不由想起一句古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圓”，当然这儿是草原，不是沙漠；而且这首诗的头一句“单车欲问边”，似乎是为我说的，自然当年王维那是出使去塞外，我可是被发配到草原的。

      我被安排住在一个破旧的蒙古包里，旁边有一大片地用木栅栏围着，晚上牛羊群就会赶到这里过夜，我与它们为邻，在万籁俱寂的草原之夜，只有牛儿反刍胃里的草发出的咀嚼声和马匹的响鼻声打破了宁静。虽然在这里非常孤独，但避开了人世间的告密，出卖，还有鄙夷的目光，在这儿我的右派身份没有人在乎，估计善良的牧民也未必会懂得什么是“右派”。我来的时候，只有村主任阿拉坦巴特尔“接待”我，后来知道这个名字在蒙语里的意思是金子般的英雄。他是一个看上去很憨厚壮实的蒙古汉子，他叫我跟着老牧人阿都钦（意思是牧马人）学着放羊。阿都钦老人看上去巳经很老了，应该有70来岁了吧，后来方知才63岁，他早年死了妻子，就一个女儿，很早就嫁到另外一个旗去了，因离得远，也很少回来看他。老人见来了个搭伴的很高兴，他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的。老人年轻时帮商队赶过骆驼，所以汉语说得很好，也许这也是村主任按排他带我的原因吧。

      村主任安排我跟着阿都钦老人去放羊，我还觉得这工作简单，又不累，可几天下来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羊群在草原上吃草，是经常得走动的，当一片草地上的草吃光了就得赶着羊群往别处有青草的地方去，这就得我们两人不仃地驱赶它们。我以前在电影中看到牧马上骑在马上赶着羊儿很是潇洒，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老人年轻时在商队赶骆驼时有一回从山坡上摔到沟里把髋部跌坏了，从此不能骑马；我又是初来乍到，連怎么把脚套进马蹬子也不懂，这样就只能边走边赶，白天还好，晚上要把羊群往围场里赶，可得好好费工夫，一天下来我累得整个骨头架子似乎都要散了。好得老牧人对我很同情，把大部分工作都担去了。因见我成天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开导我说，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还不是回去了，小伙子总有一天会回到自己家乡的。老牧人年纪虽然大了，却有一付好嗓子，会唱不少蒙族民歌，放羊时他不时引亢高歌，最常唱的就是嘎达梅林，不久我也学会了：“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是为了寻求太阳的温暖哟------北方飞来的大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幸福------”每当唱着唱着，我情不自禁想起远方的家，几时我也能像北方的大雁向南方飞去，不由得潸然泪下。

      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我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想起我的父母亲，因为这里的荒漠，交通的不便，所以很少接到家中来信。杜甫说“烽火連三月，家书抵万金”，如今虽没有烽火，家书亦难得见，不由得想起王安石同情明妃所说“寻声欲问塞南事，只有鸿雁年年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我跟着阿都钦老人放牧快两个月了，老人对我就像对他的孙子一样，让我在这儿感到了些许的温暖，可惜村主任见我已能单独放牧了，就让老人去另一个更远的牧场了，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一个。

      我来的时候是春天，现在已到了夏天，夏日的草原很美，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还混杂着青草的芳香，在晨光熹微中，微风拂面，好似年幼时母亲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厐。慢慢地，一轮红日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把辽阔的草原镀上了一层金色，草叶上的露珠儿在阳光下似一颗颗宝石熠熠生輝。星星点点黄色的小雏菊、紫色的薰衣草以及其他叫不上名的花儿点缀着整个草原，如在绿色的地毯上镶嵌着色彩斑烂的图案。仰望湛蓝的天空飘着形态迥异的朵朵白云，想起了小时候学会的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因为附近牧场的草被羊群吃得差不多了，现在每天得把它们赶往较远的山坡下那片草地。有一天早晨，我正往山坡那面赶着羊群，突然耳边响起一阵悠扬的歌声：“对面山下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群羊，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我循着歌声望去，只见在一群羊群中有一个姑娘正挥动着一根小小的鞭子驱赶着羊群，在她的脚下有一只黑色的牧羊犬，在稍远的山坡上还有一匹枣红马在悠闲地啃着青草。慢慢地我走到了山坡下，这姑娘穿着浅蓝色的蒙古袍，腰间束着一条粉红色的腰带，鹅蛋形的脸上一对灵动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面上露出笑容，我按照蒙古人的礼节双手合掌在胸前，用学会不久的蒙古语说“他塞拜努”，她也红着脸回复我“你好”。我自来到草原，每天除了阿都钦老人外，很少见到人影，今天难得见到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漂亮的会说汉语的姑娘，真的非常高兴，就老着脸坐到姑娘旁边的草地上。她告诉我她叫阿茹娜，我知道在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正是人如其名，很是漂亮，我也报了我的名字。这天的太阳不是太老辣，风从山坡上吹来，把草原掀起一阵绿色的波浪。她告诉我，她曾在旗里的中学上过初中，因父亲的突然过世只得辍学，为合作社里放羊。我告诉她我从上海来，当然我没有告诉她我还是个右派，其实告诉她她也不明白什么是右派，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右派。经过简短的交谈，相互间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告诉我一些草原上的趣事，我也对她谈起大上海的高楼、黄浦江、外滩的大轮船、大世界的游乐场-----我侃侃而谈，以前我从没在女同学面前说过这么多话。时间在不经意间似流水般的过去，自打我来到草原上，一直是度日如年，没想到这天只觉得时间过得是这么的快，也许正如我上高中时一个同学所说的，有次我问他《相对论》是什么，他解释我听：“譬如说，当你在车站上等一个同行的朋友而车又马上要开了，而你的朋友还没到，你就会觉得等待的时间这么慢；假如有一天你与久未谋面的朋友相聚时，明明时间已过了不少，而你却感到好像才过了一会儿，这就是相对论最简单的解释。”也不知是不是我那同学不懂装懂胡说，不过用来解释我那天与她的初次见面倒是颇相宜的。

      整个夏天，我就在这个夏季牧场上放牧，阿茹娜的家就在牧场附近，我被邀请去她家作客，她的母亲是一位中年蒙古大妈，按说年龄不大，但岁月的沧桑在她脸上刻着深深的沟壑，额吉（蒙语中母亲的意思）对我很慈善，招待我奶茶奶豆腐，有时候还烤了羊肉，阿茹娜教我用小刀把肉一小块一小快切下，这就是蒙古族招待客人的手扒肉。傍晚，在辽阔草原西部的天空， 晚霞把草原映照成一大片色彩斑烂的薄纱，把羊群赶回圈里后，我与阿茹娜相约坐在山坡上，草原上的风轻轻地吹过，带着丝丝凉意，夹着青草的芳香。月亮升起来了，是那么的明亮，阿茹那唱着蒙族的民歌，声音悠扬动听，我们一起仰望着星空数着星星，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我们一起放牧，一起看日落日出。阿茹娜的骑术很好，她骑在马上驰骋，矫捷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白云，绿草茵茵的大地，是如此的美丽动人。她手把手地教会了我骑马，虽然开始时动作笨拙。她带我去那达慕大会，这是蒙古族的盛会，大会上除了传统的赛马、摔跤、射箭，最吸引人的就是青年男女欢快地边唱边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翩翩起舞。随着夏季的过去，也许就是在这草原上，爱情跨越了民族、时间与距离，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本是灰暗的日子。我俩立下了誓言，待我的问题解决后，我们一起回到上海举办婚礼，我们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幸福的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迁移到秋季牧场已经一个多月了，牧场上的草渐渐的枯黄了，场部因为我不懂得如何让羊群过冬，所以又让阿都钦大叔回来了。大叔每天忙着冬季牧场的准备，那天晚上我把羊群赶回圈里时发现少了一只，阿茹娜要陪我一起去找，我说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她也好回去帮她妈干些家务。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整个草原黑黢黢的，我摸黑走上了山坡，有一次也是走失了一头羊，我就是在山坡上找到的。我走上山坡，脚下的一块石头一滑就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我疼得动弹不得，不久居然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突然听到了阿茹娜那条牧羊犬的吠声。凭了我以前学过的一些基础医学知识，估计骨折了，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阿茹娜，她把我扶上马， 拿了条毯子披在我身上，連夜把我送到场部医院。经检查，是右前臂肱骨骨折，幸亏是裂缝骨折，医生给我打了石 膏，又留下观察了一天，第三天我们就回到了阿茹娜家。我在这里举目无亲，阿茹娜母女待我胜似亲人，我甚至有些暗暗庆幸，因了这骨折，才让我与阿茹娜母女有了这么长时间一起生活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休養，我慢慢恢复了手的功能。有天上午，场部来人通知我说我原单位发函过来要我回去，对这突然其来的消息，我狐疑不定，也不知是福是祸。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开始整理行装，实在也没有什么行装，倒是她们母女忙着为我准备了不少秋天在草原上采摘的蘑菇野果及肉干等等。我对阿茹娜说，到上海办好事我就会回到她身边，她深情地告诉我，不管我今后的处境如何，她都会等着我。第二天清晨，她与我一起骑马送我到了火车站，列车启动了，她追着火车向前跑，一边向伸头窗外的我挥手，直至追不上，还佇立在那里，她头上的红头巾慢慢看不见了，我无奈地把车窗关上，不想这追着火车跑的一幕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瞥。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我终于又回到了故乡，当我叩开门，父母一见我就大惊失色，说此前刚给我一信叫我别回来，我告诉他们说没有收到，当年草原上邮路很不通畅，所以邮件丢失的事经常发生，一阵惊恐过后，父亲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原来我们斑上有个同学与我一样被评上右派，因了他家庭出身好，所以没有去劳教，就留在学校打杂，当然书是不能读了。今年他家里得到内部消息，说有一部份右派要提前摘帽，为了争取立功得到摘帽的机会，他就向公安部们举报说我书写反动日记。这写日记我自初中一年级起就写了，同学之间知道的人不多，不想他居然为了早日把右派这顶桂冠摘掉，不惜以这下三滥的手段诬蔑我。公安部门就找我父母一定要交出我的日记，因为解放后我家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在日记中确实记了一些牢骚话。把日记交上去以后，我父亲通过在公安局要好的朋友打听到说写这种反动日记的人很有可能被当做现行反革命，何况我又是右派。我在家中躲藏了三天，与父母亲商量结果，若是我去学校报到一定凶多吉少，不如出国去，因为我父亲的大哥在美国经营古玩生意，很赚了些钱，夫妻俩膝下无儿无女，本来就想让我去美国上大学。父亲有个弟弟，解放后三五反前他一看苗头不对，就去了香港，所以想叫我先到香港叔叔处再设法去伯父处，不过以我当时的情况想通过合法手续去香港是完全不可能的，思来想去只有偷渡一法。好得我叔父在广州有十分可靠的朋友，可以通过他找到蛇头偷渡出去，事情决定后，父亲就很快行动。我把这两年在内蒙的情况详细告诉了父母，也把与阿茹娜私订终身的事说了，并说在出国前我想潜回内蒙与阿茹娜告个别，待我在国外立足后再行为她设法，我父亲听了很生气，直骂我糊塗，说是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不着调的事。我没办法，只得写了一封长长饱含深情的信，让我爸等我到了香港后寄去。

      若是说经过九死一生我偷渡到了香港有些夸张的话，说千难万险确是并不过份。不管怎么说吧，几经周折，我终于来到美国考上了一所医学院，那时在美国读医没有如今那样难度高，毕业以后，我在美国的一家医院执业。在美国，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我日夜思念着我的心上人，我写了不少信，通过香港叔父转寄，但一直未收到回信。后来国内十年文革，我与国内更是断了音讯，当年若是家中收到海外来信，就会被安上里通外国与特务的罪名，越是音讯不通，我越是思念阿茹娜母女。好容易拨开云雾见青天，中美建交，国内改革开放，胡耀邦在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为300多万的冤假错案平反，其中包括55万右派分子，有些领导人质问胡改正得太多，胡的回答很简单：“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右派以及后来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罪都已得到平反，我听了父亲电话中激动的声音却高兴不起来，在我青春大好年华，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不得不亡命天涯，蹉跎岁月二十余载，我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奔，如今我可以堂而皇之的回乡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春天我回到了日思暮想的祖国，回到了我的故乡，父母亲已年逾古稀，多年的精神压抑，两老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回国后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阿茹娜母女，在我饱受世人白眼，生不如死的时候，是她们给了我人世间的温暖，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从父母处没有得到阿茹娜的一丝半点儿消息，于是在家里待了几天我就登上了去内蒙的飞机。下了飞机，我一下就无所适从，原来的国营牧场从1969年开始就改成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里后来来了知识青年，1975年兵团解散后，其下属的农场和連队又转为地方农牧场。经过二十多年漫长的岁月，要打听当年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想找到阿茹娜的愿望支撑着我，我走遍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所有县市乡村，不放过那怕一丁点儿的线索。后来在当初我所在的县民政局，有一位年老的干部悄悄告诉我，文革期间，内蒙古发生过所谓的“人民党事件”，涉及许多人，有些人因为相互间人际之间的矛盾，也被诬蔑为“人民党”，好多人被迫害致死，死后尸体随便丢在草原上，被野兽吃掉。当年有不少右派被发配到内蒙劳教，当地牧民凡与这些人有过过往的也被作为“人民党”批斗迫害，文革结束后一些人获得平反，但死去的群众就不了了之了。因上面不让透露真实的情况，何况文革期间乱哄哄的，所以在民政局的档案中根本就找不到相关的材料。当年我到美国不久，就从国内传来大饥荒的消息，香港的叔叔经常给上海的父母寄些吃食，我也曾托叔父设法叫我父母给阿茹娜寄点去，但叔父转来父亲的信告诉我他曾按照我留下的地址多次寄过信，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如今从这位干部口中得知这么一个消息，估计阿茹娜与她母亲难免受我牵連，一定凶多吉少，令人肝肠寸断。我费尽心机找到了当年我与阿茹娜一起放羊的山坡，她们家原来的那间木屋不见任何踪迹，整个草原也变了模样，有些成了沙漠，有些成了城镇，我在山坡下挖了些泥土，把它们带回到美国。我在草原上徒步寻找，想找出一些儿当年的珠丝马迹，我心中默默地沉吟：“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我亲爱的你在哪里？丛林中有一株薔薇，朝霞般地放着光辉，蔷薇蔷薇我要问你，我的爱人可是你？------”

      我的父母因年事已高，不愿离开他们自幼生长的故乡去美国随我生活，于是我只得每年回国探望，直至两老先后去世。每年回国，内蒙是我必去的，那里有我青春留下的爱情，我最亲爱的阿茹娜，而今我也已年逾九旬，来日无多，估计今生是再也找不到阿茹娜——我亲爱的恋人，但愿人世间真有天堂，我亲爱的阿茹娜，请在天堂里等着我！

后记：时常有人在我面前抱怨说生不逢时，我听了颇不以为然，我觉得自己是生得逢时：父母幸亏没有早生我几年，反右那年我刚进中学，中学生是不评右派的；我又十分庆幸我没有再晚生几年，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刚参加工作，所以这两场青年人的青春劫都被我逃遁，不过因为我界于这两类年轻人中间，所以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熟，对他们当年的遭遇很同情，所以也深得他们的信任，愿意把他们当年经历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告诉我，并同意我把他们作为主角写下来，不过不要用他们本人的名字。于是我就以第一人称把这些陈年往事记述下来，也许因我听的时候没有听明白；或者因为我的理解能力，若有与他们所讲的有些小小出入，也只能请文中的主人公与愿意浪费宝贵时间看我这些拙作的读者致我诚挚的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