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企業皆以服務各自企業目標為宗旨，也認同企業對所有股東有重大承諾。」此話一出，也就表示代表全球181家大企業、出席「美國商業圓桌會議」的負責人，已揚棄長期所持「企業生存主要為服務股東」的使命。
哈佛大學的福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éres）的奧爾格（Peter Orszag）指出：「1948~1973年，美國家庭實質中間收入年成長3%，依此速度，子女收入比父母高的機率為96%。1973年以來，美國家庭實際中間收入年增0.4%，也因此，28%子女的收入會比父母輩低。」
1%富人握有20%財富
眼前的確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但這一刻究竟意味著什麼？回答這個問題，世人必須體認民主社會在過去40年，尤其是在美國，出現了一種不光彩的「3合1」現象：生產遲緩、不平等急升、金融大衝擊。哈佛大學的福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éres）的奧爾格（Peter Orszag）指出：「1948~1973年，美國家庭實質中間收入年成長3%，依此速度，子女收入比父母高的機率為96%。1973年以來，美國家庭實際中間收入年增0.4%，也因此，28%子女的收入會比父母輩低。」
經濟為何拿不出貢獻？絕大部分關鍵在於「食利者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的興起。在此，「租利」（rent）是指：報酬超出為產生標的性貨品、服務、土地或勞動供給所需投入的部分；「食利者資本主義」則代表：一個經濟市場和政治力量，允許有特權的個人及企業，從其他人那裡大量抽取租利。
這也並未說清經濟表現何以令人失望。西北大學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認為，20世紀中葉之後，重大創新變慢，技術面也加深了對精英的依賴，其薪資相對提高，從而加劇了不平等。但是，1%美國富人的稅前收入占全部收入之比率，從1980年的11%，躍至2014年的20%，這種改變並非工作技能的偏向變化使然。（延伸閱讀：大數據資本主義下的「後金錢」世界）
聽聽許多國家的政治爭論，尤其是英、美，他們認為經濟令人失望，主要是中國進口或低工資移民所致，或兩者兼有。外國人成了理所當然的代罪羔羊，但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與生產成長遲緩歸咎於外國人，這顯然錯了。當今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開發中國家的貿易，都比40年前多，然而，不平等的情形在各國出入甚大，其結果取決於，市場經濟制度如何運行及其國內政策。
金融在許多層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化的金融會擴散，一如癌細胞；也因此，金融部門有能力創造信貸和貨幣，為自己的活動、收入以及利潤（經常是幻想的）提供了財源。正如萊茵哈特（Carmen Rei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著作中所指：信貸過度成長可能會導致危機。這也是為何沒有任何政府，敢讓由市場驅向的金融產業，處於不受補貼、不受監管的狀態。但這也給了「放任」的大好機會：成功了，他們賺錢；失敗了，我們埋單，危機日後不出現才怪。
一如美國作家孟肯（H.L. Mencken）所指：「每一個複雜問題，都有一個簡單但錯誤的答案。」報酬關聯著股價，為管理階層拉高股價提供了重大誘因，管道是操縱公司營收數字或以質借來購買股票。這些作法都不會增加公司的價值，卻會大大肥了管理階層。與管理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利益衝突，特別是稽核人員的獨立性問題。
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的市場，超級明星企業賺到壟斷性租利，因為他們可用超低價格服務全球市場。（圖／達志）
另一更重要的問題是競爭力下降。福曼與奧爾格表示，有證據顯示與30、40年前相比，美國的市場集中情形提高了、新企業打進市場的比率放緩、年輕企業的市占率下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研究也指出，領先企業與其餘企業在生產率和利潤增幅的鴻溝擴大。這也說明了競爭減弱、壟斷租利增多。另外，技能近似的人員在不同企業得到不同的回報，也是一種抽租形式，是不平等加劇很大一部分原因。
然而，壟斷性租利也是政策的結果。197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博克（Robert Bork）認為，「消費者福利」應該是反壟斷政策的唯一目標，但一如對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看法，這種觀點使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過於簡化。就現況來說，這種觀點易對壟斷造成自我感覺良好─只要價格維持在低水平。但就像大樹剝奪了小樹苗生長所需的陽光，大企業其實也是如此。（延伸閱讀：中國軍企在法國「洗產地」 從一顆番茄看全球化如何摧毀在地經濟）
有些人會自滿地說，現在先進經濟體中的「壟斷租利」，大部分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盛讚的「創造性破壞」的象徵；但事實上，我們並未見到充分的創造、破壞或生產力成長，這種觀點不足令人信服。
尋求租利不光彩的就是囂張的逃稅現象。企業（及其股東）從全球最強的自由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公共財（如司法體系、基礎設施、有訓練的勞動力與社會政治的穩定）中獲利，這些企業因而處在極好的繳稅漏洞位置，尤其是那些生產或創新發明的位置難以確定的企業。
公司稅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減稅競爭、稅基侵蝕、利潤轉移。前者我們看到稅率的下降，後者我們看到把智財權掛在節稅、逃稅避風港、以可減免債務抵扣高稅制國之獲利，以及在企業內部操縱價格轉換的例子。
租利不只是被拿來中飽私囊，而且透過遊說政府，支持扭曲、經由不公平的稅租漏洞，反對監管兼併、反競爭作法、金融欺騙、環境以及勞動市場，租利也不斷推陳出新。企業的遊說壓過一般人的利益，若干研究認為，普通人的願望在政策制定中毫無影響力，一點也不誇張。
如同一些西方經濟體，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化，在政治上也拉美化。有些新的民粹主義者，考慮激進且必要的競爭、監管和稅務政策的變革；但也有一些民粹主義者，一邊大吹仇外警哨，一邊卻維持有利於少數精英的資本主義。這種行為很可能與自由民主一起終結。
世界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好處人人可以均霑。但如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穩定的食利者資本主義、削弱的競爭力、無力的生產力成長、嚴重的不平等，以及一個愈來愈退化的民主。解決問題是所有人的挑戰，尤其對全球最重要企業的經營者而言；經濟和政治制度運作方式必須改變，否則這些制度將會消失。（延伸閱讀：群眾對抗專業的新時代）
這也並未說清經濟表現何以令人失望。西北大學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認為，20世紀中葉之後，重大創新變慢，技術面也加深了對精英的依賴，其薪資相對提高，從而加劇了不平等。但是，1%美國富人的稅前收入占全部收入之比率，從1980年的11%，躍至2014年的20%，這種改變並非工作技能的偏向變化使然。（延伸閱讀：大數據資本主義下的「後金錢」世界）
聽聽許多國家的政治爭論，尤其是英、美，他們認為經濟令人失望，主要是中國進口或低工資移民所致，或兩者兼有。外國人成了理所當然的代罪羔羊，但把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與生產成長遲緩歸咎於外國人，這顯然錯了。當今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開發中國家的貿易，都比40年前多，然而，不平等的情形在各國出入甚大，其結果取決於，市場經濟制度如何運行及其國內政策。
金融在許多層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化的金融會擴散，一如癌細胞；也因此，金融部門有能力創造信貸和貨幣，為自己的活動、收入以及利潤（經常是幻想的）提供了財源。正如萊茵哈特（Carmen Rei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著作中所指：信貸過度成長可能會導致危機。這也是為何沒有任何政府，敢讓由市場驅向的金融產業，處於不受補貼、不受監管的狀態。但這也給了「放任」的大好機會：成功了，他們賺錢；失敗了，我們埋單，危機日後不出現才怪。
肥貓壟斷租利擴大貧富鴻溝
1980年以來，金融活動的暴增並未提高生產率；若真要說有影響，也是生產率不增反減，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企業管理層的報酬也同樣暴漲，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租利攫取。高收入研究中心（High Pay Centre）創始人哈格蕾芙絲指出，英國高層的平均報酬與一般工人的平均報酬率，從1998年的48:1，漲到2016年的129:1；美國則是，從1980年的42:1，漲到2017年的347:1。一如美國作家孟肯（H.L. Mencken）所指：「每一個複雜問題，都有一個簡單但錯誤的答案。」報酬關聯著股價，為管理階層拉高股價提供了重大誘因，管道是操縱公司營收數字或以質借來購買股票。這些作法都不會增加公司的價值，卻會大大肥了管理階層。與管理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利益衝突，特別是稽核人員的獨立性問題。
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的市場，超級明星企業賺到壟斷性租利，因為他們可用超低價格服務全球市場。（圖／達志）另一更重要的問題是競爭力下降。福曼與奧爾格表示，有證據顯示與30、40年前相比，美國的市場集中情形提高了、新企業打進市場的比率放緩、年輕企業的市占率下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研究也指出，領先企業與其餘企業在生產率和利潤增幅的鴻溝擴大。這也說明了競爭減弱、壟斷租利增多。另外，技能近似的人員在不同企業得到不同的回報，也是一種抽租形式，是不平等加劇很大一部分原因。
扭曲的政策助長囂張的逃稅
競爭衰減，部分可以解釋成這是一個「贏者通吃」的市場，超級明星及其所有的企業賺到壟斷性租利，因為他們可用超低價格服務全球市場；網路的外部性好處，以及平台壟斷業（如臉書、谷歌、亞馬遜、阿里巴巴和騰訊）的零邊際成本就是顯著的例子。然而，壟斷性租利也是政策的結果。197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博克（Robert Bork）認為，「消費者福利」應該是反壟斷政策的唯一目標，但一如對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看法，這種觀點使一個高度複雜的問題過於簡化。就現況來說，這種觀點易對壟斷造成自我感覺良好─只要價格維持在低水平。但就像大樹剝奪了小樹苗生長所需的陽光，大企業其實也是如此。（延伸閱讀：中國軍企在法國「洗產地」 從一顆番茄看全球化如何摧毀在地經濟）
有些人會自滿地說，現在先進經濟體中的「壟斷租利」，大部分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盛讚的「創造性破壞」的象徵；但事實上，我們並未見到充分的創造、破壞或生產力成長，這種觀點不足令人信服。
尋求租利不光彩的就是囂張的逃稅現象。企業（及其股東）從全球最強的自由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公共財（如司法體系、基礎設施、有訓練的勞動力與社會政治的穩定）中獲利，這些企業因而處在極好的繳稅漏洞位置，尤其是那些生產或創新發明的位置難以確定的企業。
公司稅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減稅競爭、稅基侵蝕、利潤轉移。前者我們看到稅率的下降，後者我們看到把智財權掛在節稅、逃稅避風港、以可減免債務抵扣高稅制國之獲利，以及在企業內部操縱價格轉換的例子。
經濟和政治制度運作須變革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塞策（Brad Setser）指出，美國公司在避稅地（百慕達、英屬加勒比、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新加坡與瑞士）申報的利潤，是它們在6大經濟體（中國、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及日本）的7倍，這太離譜了。租利不只是被拿來中飽私囊，而且透過遊說政府，支持扭曲、經由不公平的稅租漏洞，反對監管兼併、反競爭作法、金融欺騙、環境以及勞動市場，租利也不斷推陳出新。企業的遊說壓過一般人的利益，若干研究認為，普通人的願望在政策制定中毫無影響力，一點也不誇張。
如同一些西方經濟體，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化，在政治上也拉美化。有些新的民粹主義者，考慮激進且必要的競爭、監管和稅務政策的變革；但也有一些民粹主義者，一邊大吹仇外警哨，一邊卻維持有利於少數精英的資本主義。這種行為很可能與自由民主一起終結。
世界需要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好處人人可以均霑。但如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不穩定的食利者資本主義、削弱的競爭力、無力的生產力成長、嚴重的不平等，以及一個愈來愈退化的民主。解決問題是所有人的挑戰，尤其對全球最重要企業的經營者而言；經濟和政治制度運作方式必須改變，否則這些制度將會消失。（延伸閱讀：群眾對抗專業的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