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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出了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加拿大出了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
南洋华侨简称《南侨》。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抗日英雄，三千二百余名南侨机工是抗日英雄。
抗日英雄们：在“国家危难时尽力做贡献，是每一名中国人的责任，无论是生是死。”
“一边是富有安逸的生活，一边是炮火喧嚣的战场，南侨机工毅然选择后者，这源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割不断的联系。他们的壮举既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筑起流动的钢铁长城，也为世界和平事业刻下华侨群体的历史印记。为民族独立而抗争、为世界和平而奉献，南侨机工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史册与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之中。”
1939年至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3200余名南洋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翻越高黎贡山、云岭等崇山峻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1938年8月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路修通了，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危急关头，时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1939年2月在《南洋商报》上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通告结尾写道：“事关祖国复兴大业，逼切注意办理是要。”
通告发出后，短短10天便有80人响应，后续报名者不断。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乏家境殷实者。通告要求年龄在20—40岁之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他们瞒报、虚报年龄，甚至有人女扮男装，希望回国参与抗战。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来自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其中至少有5名是女性。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曾经的风华：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这是一群会吹口琴、能唱英文歌、爱喝咖啡的青年，为了抗战胜利，他们毫不犹豫离开南洋，奔向被战火侵袭的祖国。
在云南，南侨机工经过两个月左右的军事培训后上岗：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
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凭借胆魄与技术，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将中国的桐油、矿产等物资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1939年至1942年，经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物资达50多万吨，还有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
“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一部分南侨机工投身中美联合开辟的驼峰航线，承担将各类军用物资转运至中国战场的任务；也有部分留在昆明，在盟军中担任翻译、文员等职务。”长期研究南侨机工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倾尽所能支援中国。一份《世界各地华侨输财助战统计表》显示：1937年至1945年，缅甸华侨华人捐赠飞机19架，南侨总会筹集卡车200辆，南洋地区捐赠御寒衣物逾700万件……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侨心报国”行动中，南侨机工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壮烈、动人的篇章。
“当初从南洋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2018年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罗开瑚时，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说。当时他身体硬朗，仍保留着当年在南洋喝咖啡、看报纸的习惯。
1939年7月，年仅21岁的罗开瑚与第八批南侨机工的30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坐船回国。
滇缅公路上，处处是生死考验。山道在崇山峻岭间盘桓，驾车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行驶在泥泞狭窄、临近悬崖的路段时，副驾驶员甚至需要“悬挂”在车外，充当“人肉导航”。路上蚊虫肆虐、疟疾流行，上千名机工倒在运输途中。敌机轰炸更是家常便饭，车辆一旦中弹，机工几无生还希望。
“打摆子（疟疾）、没有停过的炮火，我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罗开瑚平静的声音中透出岁月抹不去的痛楚。
南侨机工不仅是战士，还是工程师。他们凭借智慧应对重重困难：自制防滑三角木、冷却水箱、视线测量杆等工具，以应对滑坡、高温、急弯等恶劣条件。
“视线测量杆是南侨机工谢川周发明的。卡车视野受限，他就将竹子削成两段小竹竿，插在车灯两侧，作为测距标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车头，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保险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讲解员余有兰说。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曾多次成为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日军炸毁功果桥后，日本电台曾扬言“滇缅公路已断，3个月内无通车希望”。南侨机工廖国雄回忆，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当地民众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浮船，上铺木板，只用10小时就搭起长达300米的浮桥，保证了这条抗日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不久前，南侨机工李月美的孙女杨婷，与一群机工后人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杨婷小时候经常听家人讲南侨机工的故事。李月美驾驶技术出众、反应敏捷，是躲避轰炸的好手。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她和战友配合默契，或用树枝遮挡车子反光的后视镜，或是争分夺秒地将车子开进茂密的树林。
“奶奶是女扮男装加入南侨机工队伍的。”杨婷说，李月美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毅力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她长得高大结实，当时报名处的人都没看出破绽。”直到一次意外翻车，李月美被路过的机工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急救过程中她的身份才被识破。“当代花木兰”的故事当时被广泛报道，轰动海内外。
像李月美这样的英雄，在南侨机工中还有许多：13岁归国参战的蒋印生，放弃南洋高薪工作的王文松，仅用一周自学驾驶奔赴前线的吴惠民……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南侨机工为国捐躯。
中缅边境线上，云南德宏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高高耸立。天刚微亮，守碑人叶晓东就骑着电瓶车来到碑下，爬上长长的台阶，擦拭碑面、给花木浇水、打扫地面上的落叶……二十年如一日。
纪念碑后方，记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浮雕长廊里，雕刻着南侨机工英名录。每每行至此处，叶晓东的目光总会在“陈团圆”这个名字上停留，这是他的生父。
“父亲的名字在这儿，父亲就在这儿。”第一次在英名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时，叶晓东这样想。作为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一出生便浸染国殇的悲怆。1944年，父亲陈团圆因不愿出卖战友惨遭日军活埋，当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2005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落成，叶晓东主动担任守碑人，每天为父亲和父亲的战友们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
20年来，叶晓东每天风雨无阻地守着碑。有海内外南侨机工后人来寻亲，抚着纪念碑上的名字痛哭，他会陪着一起哭，面对纪念碑深深鞠躬；有游客到此，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
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携手其他机工后代，共同创作并演绎大型交响组歌《南侨颂》。这部作品从国内剧场走向海外舞台，让南侨机工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不少人不远万里赶来观看演出，很多观众泪洒当场。
如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也建有南侨机工纪念碑，马来西亚正推动建设南侨机工纪念公园和南侨机工纪念馆。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缅怀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
2020年，罗开瑚去世；2022年，蒋印生去世。此后，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2018年，“南侨机工历史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档案真实记录了抗战期间南洋华侨志愿回国抗日的全过程，也镌刻下海外华侨华人反抗暴政、维护人类和平的记忆。2019年，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授予南侨机工“亚洲和平奖”。
白雪娇给父母的告别信
亲爱的父母亲：
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是激动而流泪的。我虽然立志报国，为了这天生感动的弱质，或许是会被私情克服的。所以为补救这劣点，只得硬着心肠，瞒着你们，走了。我知道，母亲是会因此伤心一场，但是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因而责怪女儿的，一定是引为光荣的事。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最不值得注意的虫，虽然在救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尽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危安莫卜，是不免凄怆辛酸。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是更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现在你俩所可怀虑的不是我，而是弟妹的读书。他们太不懂事了，把上学校当作消遣，这是急需督促教导的。因为“玉不琢，不成器”。
女儿是不孝的，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仅留此作别，后会有期。
叔父母均此，恕我不另。
最后，敬祝健康！
民国廿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1939年，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回国抗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一位女机工。）
告别南洋
词：田汉 曲：聂耳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告别南洋》是田汉、聂耳创作的歌曲，1934年问世，歌曲展现南洋华侨华人的离散经历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离别之际经常唱起这首歌。
原文刊登于2025年7月7日人民日报15版
云南日报-云新闻编辑：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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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邓小平对越自卫反击战争
1979年，走资派邓小平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在当时的世界上各国中仅有一个小国支持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即柬埔寨。
越南对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2000多年前是无国之地，从秦朝开始，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后，分分合合。在法国占领后完全脱离中国后一直至今，连文字都改变了，不再使用中文。在越共胡志明时代，越南和中国是同志加兄弟。中苏分歧后，越南追随苏联。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刚上台的走资派邓小平政权还没握住，国内的反对派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存在，走资派邓小平还苦于没有机会迅速掌握住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走资派邓小平出访美国低头哈腰摆码头找主子，跪拜美国主子并跪求主子求得支持，并且保证努力问美学习，派大量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官员来美学习培训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之用。.
走资派邓小平从美国拜主子回国之后，乘在越南和柬埔寨两国边境争抢由头，也为讨好主子而无视中越两国的近邻和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走资派邓小平悍然出兵越南。
如此重大的事件，以及后来的八九六四学生天安门六四事件，却在走资派邓小平的摆功宣传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竟然没有提到这么重大的二件大事。尽管当时在开战前国内特色政府宣传了越南如何坏，中国要教训它。可全世界呢？竟然只有一个国家支持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出兵越南。
当时新华社汇总各国对我自卫还击的态度（至1979年2月22日）：
1.谴责我国、支持越南，要我撤军、停火的：苏联、古巴、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蒙古、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尔马尼亚、安哥拉和柬埔寨（新）政权。
2.对我表示遗憾、要我撤军的：老挝、印度。
3.反对中国、越南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加拿大、瑞典；并要求我撤军的：新西兰。
4.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美国、日本、东盟五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伊拉克。
5.对我和越都表示遗憾、期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欧洲共同体的的其他国家。
6.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埃及、马里、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塞浦路斯和北欧其他国家。
7.公开声明不表态的：葡萄牙。
8.支持我国的：民主柬埔寨。
这场《走资派邓小平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不到一个月的中越之战，中国军队只是进入了越南境内纵深17公里，最后又完全撤出。
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寸土，还牺牲了几万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优秀官兵。受伤致残的千千万万。而这些老百姓家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之后走資派特色政府又没有认真地安抚好那些烈士家庭及伤残的士兵们。这些退伍军人回到地方后有过多次上京维权就是例子。
而结果是柬埔寨的亲越南政府还是上了台完全掌控了柬埔寨。
而在越南的大多数的华侨也被迫撤离越南。有的逃往海外，甚至死于途中。
虽然这场有走资派邓小平为稳固自己的政权而发动的入侵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可之后不断发生越南排华骚乱，不可能排除不是对1979年战争的积怨。再加上拿几万名官兵的生命，动用几十万军队做了一件对国家利益毫无之用的所为。
走资派邓小平的作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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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求证》只《大胆假设》
应该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对。但有些人不《小心求证》只《大胆假设》。如今有些人发议论也是不《小心求证》只《大胆假设》，这就是讲大话。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
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转载：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
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
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
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
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
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
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
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
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 要吃，从哪里来呢? 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
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
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 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
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
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
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