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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生为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
白求恩在奔赴西班牙战场前曾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革命万岁！”
在一九三八年初他奔赴中国战场前，他向加拿大共产党提出，他加入美—加援华医疗队的唯一愿望是：“如果我牺牲了，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加拿大共产党最终履行了承诺,满足了他的愿望。
“如果我牺牲了，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如果我牺牲了，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如果我牺牲了，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请让全世界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白求恩出身于一个著名的加拿大苏格兰裔家庭，其起源可追溯至近世苏格兰的比顿医学世家。他的高祖父约翰·白求恩牧师是加拿大长老会的创始人之一，曾在蒙特利尔建立全加拿大最早的长老会教堂。
第39任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是白求恩的远房亲戚，祖父老诺曼·白求恩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闻名加拿大救死扶伤的名医。白求恩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根据加拿大总督伍冰枝的著作记载，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受当时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学者德怀特·莱曼·穆迪很大的影响。
白求恩1916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16年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成为一名中尉军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往返于欧洲、加拿大之间。一战后，白求恩在底特律行医。
1923年到苏格兰爱丁堡参加英国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时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富裕家庭出身时年22岁的弗兰西丝·坎贝尔·彭尼，二人相恋，于1924年结婚，婚后定居底特律。
1926年白求恩患肺结核，为防止传染给妻子，独自前往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治疗，妻子回到了爱丁堡，一年后法院判决离婚。作为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在自己身上做了当时试验性的“人工气胸疗法”，并由此发明了一系列的胸外科手术器械，如“白求恩肋骨剪”。在他康复之后给弗兰西丝去信，二人于1928年在蒙特利尔复婚。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胸外科医生。
1931年1月，白求恩在《加拿大医生》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得了它就会死去，而富人却能活下来。”，“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1933年白求恩成为卡特威尔市圣心医院胸肺外科主任并当选美国胸肺外科学会理事。然而由于白求恩过于专注工作，两人于1933年再次离婚。但二人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走资派邓小平对越自卫反击战争
1979年，走资派邓小平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在当时的世界上各国中仅有一个小国支持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即柬埔寨。
越南对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2000多年前是无国之地，从秦朝开始，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后，分分合合。在法国占领后完全脱离中国后一直至今，连文字都改变了，不再使用中文。在越共胡志明时代，越南和中国是同志加兄弟。中苏分歧后，越南追随苏联。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刚上台的走资派邓小平政权还没握住，国内的反对派即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还存在，走资派邓小平还苦于没有机会迅速掌握住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走资派邓小平出访美国低头哈腰摆码头找主子，跪拜美国主子并跪求主子求得支持，并且保证努力问美学习，派大量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官员来美学习培训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之用。.
走资派邓小平从美国拜主子回国之后，乘在越南和柬埔寨两国边境争抢由头，也为讨好主子而无视中越两国的近邻和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走资派邓小平悍然出兵越南。
如此重大的事件，以及后来的八九六四学生天安门六四事件，却在走资派邓小平的摆功宣传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竟然没有提到这么重大的二件大事。尽管当时在开战前国内特色政府宣传了越南如何坏，中国要教训它。可全世界呢？竟然只有一个国家支持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出兵越南。
当时新华社汇总各国对我自卫还击的态度（至1979年2月22日）：
1.谴责我国、支持越南，要我撤军、停火的：苏联、古巴、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蒙古、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尔马尼亚、安哥拉和柬埔寨（新）政权。
2.对我表示遗憾、要我撤军的：老挝、印度。
3.反对中国、越南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加拿大、瑞典；并要求我撤军的：新西兰。
4.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美国、日本、东盟五国、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英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芬兰、伊拉克。
5.对我和越都表示遗憾、期望越南和柬埔寨都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欧洲共同体的的其他国家。
6.呼吁谈判解决问题的：埃及、马里、利比亚、马达加斯加、孟加拉、塞浦路斯和北欧其他国家。
7.公开声明不表态的：葡萄牙。
8.支持我国的：民主柬埔寨。
这场《走资派邓小平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不到一个月的中越之战，中国军队只是进入了越南境内纵深17公里，最后又完全撤出。
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寸土，还牺牲了几万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优秀官兵。受伤致残的千千万万。而这些老百姓家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之后走資派特色政府又没有认真地安抚好那些烈士家庭及伤残的士兵们。这些退伍军人回到地方后有过多次上京维权就是例子。
而结果是柬埔寨的亲越南政府还是上了台完全掌控了柬埔寨。
而在越南的大多数的华侨也被迫撤离越南。有的逃往海外，甚至死于途中。
虽然这场有走资派邓小平为稳固自己的政权而发动的入侵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可之后不断发生越南排华骚乱，不可能排除不是对1979年战争的积怨。再加上拿几万名官兵的生命，动用几十万军队做了一件对国家利益毫无之用的所为。
走资派邓小平的作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不《小心求证》只《大胆假设》
应该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对。但有些人不《小心求证》只《大胆假设》。如今有些人发议论也是不《小心求证》只《大胆假设》，这就是讲大话。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
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转载：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
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
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
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
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
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
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
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
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 要吃，从哪里来呢? 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
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
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 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
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
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
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加拿大出了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