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个人观点，所以仅供参考，吴瑛教授兼顾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和美国西北大学的教职也有她的苦衷。她当时没有预见到，这正是自己悲剧的根源。
首先的原因是她不放心那个老公，离婚本身就是她对他行为的愤怒。具体的东西我们不好说，他们再次离婚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再者她的女儿即将进入准备和申请美国大学的阶段，完全回国几乎对女儿的教育是灾难性的影响，她女儿随后从芝加哥申请到哈佛和耶鲁就是反向的证明。
我想吴瑛当时也是担心在国内的儿子的，老公高调带儿子回国秀爱国主义的教育，让他拥有一颗中国心。
父母这样做对孩子很不公平，他们的苦水只有往肚子里吞，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些方块字。现在朋友说那儿子也必须重返了美国，他的美国人生需要从头再来。
谈点我所带过的美国华裔二代学生，他当年因为学费拒绝圣路易斯华大本科选择读北大，重返美国后对我吐槽北大的痛苦经历，他庆幸能够回到美国读研究生院。
在留美华裔夫妻中，丈夫往往对自己的头衔与所谓的事业更在乎，妻子则更关心自己基因产物的未来。吴瑛也是这样的价值观，况且她还要兼具一流科学家的角色。这么大的压力又没有人倾诉，所以最终将她压垮了，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这里强调一点，我认识的人也不少，在我认识的所有海归人士中，无论他们现在国内多么风光，他们都是在美国找不到相应职位才回国的。
早年有些人是找不到教授职位，随后教授们遭遇基金到头只有回国糊口，近期则是在美国当不了系主任、院长或研究所所长，北京和深圳的机会来临时，他们毅然决定回国的。
他们可以在中国指点江山，但是他们的后代则只能在美国随母亲留守，都在美国7-8年级了怎么回国读书？如果回国孩子们面临的命运是：中国高考不行，美国大学申请也完蛋。
我都见过90年代穷时留守美国的小中男拿美国中午餐补助券的，为早年老爸回清华的结果。他们可以说是苦不堪言，最终的命运就是家庭破裂。
中国的离婚草率度比美国普遍多了，十几年前北大青年才俊在华大告诉我，某校著名海归教授在办公室放张床，用途大家可以想象。
吴瑛真不应该回国去趟千人计划的那趟浑水，她在美国经营实验室可以生活得很好。吴瑛的生活经历也表现在她的政治观点中，我们可以从她将斯坦福的博士论文献给谁看出。
吴瑛在1991年获得的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她明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会被美国的图书馆永久地收藏，但是她仍然在论文手稿的第八页明确写上：“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MARTYRS OF JUNE FOURTH, 1989” (“献给1989年6月4日遇难者的纪念”)。
吴瑛是在父母去劳改营时随祖父母长大的，从安徽合肥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英语医学班。吴瑛一路走来可以说完全靠自己，幸运的是父母给了她聪明与漂亮的基因。她随后在上医闻玉梅院士实验室做研究，然后直接申请到斯坦福博士研究生。
吴瑛在斯坦福的研究有过曲折的经历，这使得她在未来经营实验室时特别地小心，但是她在哈佛又做出一篇Cell论文后找到了华大的教授职位。
我导师史良如教授在讲德国故事时，重点提到欧洲人总以那位英语说得最好的中国女士称呼闻玉梅。她是著名诗人闻一多的侄女，应该是我们湖北人。闻一多出生于湖北黄冈市浠水县，闻玉梅虽然出生在北京，但是祖籍仍然是湖北浠水县。
我将吴瑛一口漂亮的英文归功于上医的英文医学班，她也不是乡里人，再加上闻玉梅的影响。我昨天专门问了上医的校友，当年的上医英文医学班是入校后经过考试英文选拨的。每班只有30人左右，他们的学制是六年，基础科目几乎全部用英文上课，临床可以是中英文兼用。
吴瑛从开始发表英文论文就是英文名的Jane Y. Wu, 她的斯坦福博士论文也是，老公抵圣路易斯时还叫Bob, 爱国后就只有中文名号了。
吴瑛应该是经不起以前的中国郎君的追求，找了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那郎君的人生轨迹奇迹般地与他的教授父亲几乎是重叠的：江西医学院、上医和UCSF。
吴瑛的婚姻使她生活在中美友好的幻想中，现在还有不少美国华裔教授也像她一样，她们抱着一颗朴素的心去帮助中国。问题是你帮助了中国，到时候谁来帮助你？在自己被体系逼到死亡边缘时，甚至连自己的至亲都靠不住，这就是吴瑛悲剧让人最伤心的地方。
海归著名教授的私人留言，以此可见老中做事多么没有底线：“其实我个人认为，一个人还是需要最起码的认知和底线，很多千人、万人之类的人才，和中国的大学签的是全年工作，和美国也签的是全年工作，然后12月拿24个月的钱，说白了，就是贪吗！当然这种贪，不一定是钱，也一定是名或利，甚至回国谋个一官半职。另外一点，就是留美的少部分人，回国讲学、探亲、休假、赚外快，个个不落下。我甚至见过个别人，回国所有的费用都让国内支付，如果两个或多个学校邀请，让每个学校给他们报一个往返飞机票的例子，然后大言不惭的说，你们这是公家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