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正在制作的一系列《土楼岁月》视频中的第二集文字版。因为视频篇幅有限，很多细节无法全部呈现，在这里，我整理了更完整的文字内容，供朋友们阅读参考。如果您希望观看配有影像与旁白的视频版本，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关键词【被赶出教堂之后，在那个动荡年代，】或直接搜索频道【Seattlesage】即可找到完整影片。
在上一集中，我带你们回到我人生的起点——那个钟声悠扬、果树成荫的教堂，那是我们的家，是我童年的天堂。然而，在那个动荡年代，这样的天堂变成地狱。钟楼的大钟被拆、圣经被焚、父亲被批斗，我们一家从“圣地”被扫地出门。三天之内，我们被赶出教堂，投奔朋友，流落街头。这一集，我要讲述，我们是怎样在这三天之后，寻找生存的缝隙。
1968年，文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红卫兵似乎退场了，街头不再喧嚣，批斗的锣鼓声也渐渐稀落。许多人心头松了一口气——是不是快结束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运动有风头，也有退潮，从镇反到反右，从大跃进到“四清”，往往两三年就收场。我们一家，也像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一样，心存侥幸地盼着苦难过去，生活重回正轨。那是一种近乎自我催眠的盼望，一种历经折腾后的本能性缓和。
可我们没有想到，这不过是暴风眼的片刻宁静。真正的风暴，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名下，悄然酝酿、骤然扑来——而我们，毫无准备，像站在秋阳下晒衣服的母亲，忽然被一桶冰水从天而降淋透。1968年11月3日上午，一群红卫兵闯进教堂，脚步急促、神情亢奋，他们手里挥舞着浆煳刷和大字报，像是在举行一场肃杀的祭礼。不一会儿，教堂门口赫然贴上一张刺眼的大字报：「限期三天滚蛋！」
那几个墨黑的字，如铁钉般钉在墙上，也钉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口。更令人心寒的是，站在刷浆煳的人群里，有几个竟是我们熟悉的邻居，他们的父母经常受到我父母的关照。他们的脸因激动而涨红，却刻意回避我们的目光。那一刻，我们终于明白，信仰与邻里、人情与时代，在这场风暴中，都不堪一击。
我小妹至今仍记得：那天晚上，月光格外亮，像是故意照见我们一家即将崩塌的日常。我们大表哥和大哥从三十几公里外下乡的农村赶回来，我大哥自1962年起便下乡在石码以外的农村，大表哥是上海人，因下乡政策来到福建和我大哥在一起。
他们和几个朋友一起，把楼上的大件家具、妈妈的缝纫机、梳妆台、自行车，一样样搬下楼，堆放在走廊边。空气紧绷得像钟绳，而灾难并不止于一纸通牒。那一夜，居委会专政队的头头，带人连续抄家。一次、两次、三次，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噩梦。
那时外公刚过世几年，妈妈怕舅舅的信件惹祸，就当着我们面，把他那些寄来的家书撕得粉碎，扔进房间的尿桶。还有外公的遗照，没有及时藏好，第二天就被人拿去，摆在居委会的“破四旧”展览台上，当作批判展品。我们辛苦搬下楼的家具，第二天一早，也被统统拖走，连衣橱都不放过。
这不是搬家，这是连根拔起的放逐。那一晚，我们带走的，是一丝尚未破碎的尊严，而留下的，是一个家真正的告别。此后整整十一年，我们都再没有踏入牧师楼一步。那扇曾经打开迎人、盛满欢笑的木门，就此关闭，直到十一年后，我们才再次回来，重新站在门前。而此时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这是后话。
当时，我们早已听说，外地许多牧师被赶出教堂，有的露宿街头，有的客死异乡，有的含冤自尽。这些消息像风一样在坊间传播，带着压低的声音与不愿多问的沉默。我们那时总觉得，这些灾难是远方的，是别人的故事，如今却冷不防地降临到我们头上。
贴出大字报的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饭桌旁，眉吃一口饭，双手交握在膝上，目光定定地望着牆上那幅挂了多年的《主祷文》刺绣。母亲则站在角落，一件件地收拾孩子们的衣物，一边打包一边哼着几乎听不见的圣诗，像是在与溷乱对抗，维持家的一点秩序。
他们没质问命运为什麽。只是那份沉静，远比哭喊更让人窒息。那是我住了17年的牧师楼，是父亲用20年光阴、一砖一瓦守护的家。我的童年、少年、梦与未来，全都沉淀在那座红砖小骑楼裡。而如今，只用一张纸、三天期限，就逼我们背离所有过往，把记忆推向悬崖的边缘。
我的大妹妹至今记得，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暗中流泪。他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背影僵硬，手裡还握着那本摊开的《圣经》，却一页也眉翻。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她看见泪水在鬓角一闪而过，很快就隐入阴影裡。
而母亲，从清晨就奔走在街巷之间。她没有时间落泪，只能提着篮子，敲开一户又一户朋友的门，问可否借住几日、可否容我们七口之家暂歇一角。那一天，她的脚步没有停歇，嗓音也没有高过半分。终于，第三天下午，傍晚归来时，她长长吐出一口气，擦了擦额角的汗，低声说了一句：「还好，有一位姊妹肯帮我们。」
这是一位也是处境艰难的教友借给我们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老屋。那是一条小巷裡的第一进前厅，属于典型的闽南传统建筑。屋牆斑驳，屋顶漏水，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救命的恩情。
这一天，我们搬家刚搬到一半，一阵尖锐的哨声撕破了夜晚的宁静。教堂大门“砰”地一声被撞开，人声鼎沸，一群人蜂拥而入，手电筒四处乱照，后院的鸡群扑棱着翅膀四散奔逃。夜色随之躁动起来。我们知道，被赶出教堂的劫难来了。
有人高喊“扫四旧！”声音像咒语，也像猎杀的信号。其实，我们家早在两年前就已被抄得精光，如今不过是借题发挥，重翻旧帐。他们冲进屋裡，像一群发疯的清道夫。我们兄弟姐妹被赶上楼，挤在一张木床上，紧紧抱在一起，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翻箱倒柜、砸盆踢缸、敲牆挖壁。他们甚至在牆角砸出裂缝，彷彿牆裡藏着什麽「反革命罪证」。
一个多钟头后，他们把剩下的家具全数搬上板车：衣柜、大镜子、藤椅、摇椅、风琴、相册……凡是能拿走的，一件不留。接着，他们带走了父亲，又把我和大表哥一併带走——只因他不是石码户口。
我们到了临时栖身的旧屋，他们更是翻得疯狂：揭起草蓆，掀开棉被，把照片撕成碎片，他们审问我是否藏有“海外来信”、是否曾与“反动分子”联繫，还逐页检查我的笔记本，就像要从铅字裡抖出罪行一样。审完后，他们让我和大表哥留下，却把父亲带走，什麽也没说。也许，是送去街政府“受审”。
已经搬去新居的那些微薄家当——父亲的怀錶、自行车、母亲的银链、外祖母遗留的几粒玉珠，甚至家裡仅有的十几块现金，也都被当作「四旧」搜刮一空。最荒唐的，是他们高高举着一张泛黄的纸，一脸得意地宣布：「孙中山像！」。那不过是母亲中学的毕业证书。也许，这就是他们整场闹剧中唯一能名正言顺夸耀的“战利品”。
几天后，我们才得知，父亲被送进「学习班」接受审查。那是一种不需要判决的惩罚，不问真相，只问出身与立场。从那天起，每个夜晚都变得异常漫长。街上时常传来皮鞋踏过石板路的声音，还有“专政队”押解人员的吆喝与呼号。有时是女人的尖叫，有时是男人被打倒在地的闷哼。那些声音穿过湿重的夜色，一次次敲击我们已经惊惶的心。
我们不敢问母亲父亲去哪了，只能偷偷站在街角远远张望。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那个瘦削而熟悉的身影——父亲，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头髮被剃去半边，双手反绑在背后，正被一群人押解游街。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脸肿得像是被灌了水，五官模煳不清，眼神却异常清澈。那是一种穿透辱骂与鞭打、仍努力保有尊严的眼神。可是，我们只能躲在街角，不敢叫他，不敢哭，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那天回家后，母亲的脸苍白如纸，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门边，攥着衣角，像在忍住一场尚未流出的泪洪。
11月19日那晚，父亲在居委会举行的批斗会上，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居委会设在一座老庙裡，空间宽敞，能关押数十人，如今早已被改作“专政基地”。我们家没有人在现场，只能从邻居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拼凑出那场羞辱的画面。
罪名，是他中学时曾加入过三青团——一个早在民国末年就被湮没的学生组织。父亲或许自己都早已遗忘，而今却被翻作“历史旧帐”，盖上“历史反革命”的大印，像一口早已冷却的锅，突然被架回烈火之上。
那晚，是妹妹先听见风声。她从街角回来时，整个人跌坐在门边，哭得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如纸。她听人说，父亲被剃去半边头髮，双手反绑，胸前挂牌，跪在大庙正殿的石板地上。四周群众高举拳头怒吼，有人大声朗诵毛语录，有人朝他吐口水。批斗声此起彼落，像是一场公开的灵魂绞刑。父亲头被按倒，他只能沉默。父亲的沉默我们熟悉，那不是屈服，而是一种无声的坚守。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年代，最无声的，就是最深的信仰。
我们不在现场，却彷彿亲历其境。每一个细节都是从别人口中流进耳裡，再一寸寸刻进我们的心上。那晚，母亲眉说话，晚饭后，她一个人站在水缸边洗碗，动作慢得像一座沉默的山。洗碗水温凉如冰，她却没有缩手。
这时，我们也全部搬到了那间借用的会友旧屋。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父亲回来了。他胸前还挂着那块“历史反革命”的木牌，绳子勒进锁骨，脸色蜡黄，满脸瘀青，额头肿起一块暗紫色的硬包。双眼无神。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轻轻把牌子从脖子上解下来，靠着牆角坐下，手搭在膝上，整整坐了一个上午，连一口水都眉喝。
那一刻，我们谁也不敢出声。母亲咬着唇，悄悄转过身去擦桌子；弟妹们则靠在一起发抖。整个屋子静得出奇，只有父亲粗重的呼吸声，如同一口压在胸口的老井。
我们连一片药都没有。还好，借给我们屋子住的教会阿姨深夜冒着风险，偷偷送来一瓶药酒和一块热毛巾。母亲默默接过，像接过一份不容声张的恩情。她小心翼翼地帮父亲擦拭瘀伤，一边轻声唸着诗篇的经文，一边控制着颤抖的手。
那晚，我躲在被窝裡，把头埋进棉被深处，死命忍住眼泪。我的心跳得像鼓一样，只反覆想着一句话：爸爸还活着——已是万幸。
银行户头被封，侨汇也被全部扣押，过去海外亲人寄来的接济款，如今连提的权利都没有了。我们一家人像从户口本上抹去一样，没有资产、没有身份、没有声音。
几隻鸡鸭，是我们从教堂后院带过来的。原本是弟妹们清晨喂食、孩子嬉闹时追逐的小生命，如今却成了我们餬口的唯一依靠。弟弟把这几只鸡一隻一隻地卖掉时，我不敢多看，只听见母亲轻声吩咐：「别绑太紧，它怕疼。」
母亲开始变卖衣物——她那几件在神学院时穿的旧旗袍、一条外婆留下的丝巾，甚至父亲结婚时唯一的一件深色西装。她不说自己心疼，只是轻声交代我们：「要捨得。」她眼神坚定，背影却明显瘦了。
屋裡四处漏雨。夜裡风一吹，木屑从破顶掉下来，洒落在我们铺在地上的棉被上。没有厨房，灶台只好临时搭在门口走廊上，风一吹，火就熄；雨一落，水就灌进灶口。煮饭时，母亲用身体护着火苗，就像在护住我们整个摇摇欲坠的家。
那个冬天，我们全家蜷缩在这间漏风的小屋裡，如风中残烛，忽明忽灭。母亲不断奔走，数次到街政府反映情况。一次又一次，她被拒绝、辱骂，却从不退缩。终于，一位刚“解放”的干部出面，批准解冻部分侨汇和存款，让我们暂时不致断炊。
让人心寒的，是昔日与我们交好的邻居，见到母亲奔走求助，竟低头闪避，不敢多说一句话。在政治高压下，人人自危，这份冷漠，是另一种无声的伤害。
那段日子，尊严是一种奢侈的东西，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
我经常在街角看到父亲那辆刚买不久的红棉牌自行车，被“专政队”的少年当街踩骑、前轮翘起、后轮打滑，嘴裡还喊着：“这是私车办公，要没收！”他们一边耍弄车子，一边朝着我们这一户扔来戏谑的眼神，像是在践踏的不只是钢铁与橡胶，而是我们家的整个脸面。
可事实上，那时自行车很难买到，分配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只有两辆红棉牌自行车，这个居委会有五六千人口，只好抽签，那一天抽签的人头攒动，未被批斗的父亲也挤在人群中，而且还抽中一辆。没有人会想到他会抽中。有人暗地裡说：“他早该识趣点，哪有牧师还来抽自行车的？”但父亲就是那样一根筋，从讲坛上下来，也从没学会审时度势。他认为公平就是公平，轮到谁就是谁，哪怕那把籤抽来的不是方便，而是一身麻烦。
后来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那辆车就成了群众批判的对象。它不再是代步工具，而变成了父亲“作威作福”的象徵，被践踏、被羞辱，也彷彿象徵着这个家失去的那点最后的尊严。
为了撑起这个家，妈妈变卖了她几乎已经穿不上的旧衣服——有的是她早年在神学院留下的旧长裙，有的是参加婚礼时穿过的旗袍，那些衣物本就不是值钱的料子，但她仍一件件地洗淨、晾乾、熨平，再小心地摺叠放进篮子裡，送去市场。她说得云澹风轻，却每次回来都静静坐了一会儿，才去做晚饭。
我们几个孩子也开始各自分担这个家。
大妹妹去学编斗笠。她每天一早到镇上找人请教，学用竹篾噼丝、编织、定型，常常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手指被竹丝割出一道道红痕。闽南多竹，乡间人家总离不开竹器，她说：「一顶斗笠，编得好，也算一分工夫。」
弟弟则跟着教会的朋友学做竹鸡笼。白天看人做，晚上自己在角落裡试试看。他手指灵巧，眉几天就能做出像样的雏形。第一个卖出去的鸡笼，他悄悄塞了两毛钱到妈妈的口袋裡。
最让人心酸的是小妹。她那年才十二岁，却每天提着个破竹篮子，往市场跑——不是卖菜，是捡猪粪。她跟着附近卖猪肉的阿姨学，看哪家猪大，哪家猪多，哪种粪好。还有人教她一个小秘诀：「要猪多拉一点，就去摸它屁股，动一动就管用。」她信了，也真去做，回来时满身臭味，却一脸兴奋：「今天捡了满一篮，还卖了几分钱呢！」
那几个月，我们靠着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一点一滴，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没有谁说过苦，但每个人脸上，都长出了比年龄更早的沉默。
以上是《土楼岁月》第二集（1）的完整文字内容。视频版中还配有大量历史影像、AI还原画面与配音旁白，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自行前往YouTube搜索【被赶出教堂之后，在那个动荡年代】，可以更直观地感受那段被岁月封存的历史。 （因为种种原因，暂不附上超链，感谢大家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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