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一个拿着购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长安街的正中间，试图阻挡坦克编队的去路。此人的最终命运依然不为人所知。这一场景成为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像之一。
六四、天安门 — 不能忘却的记忆
1989年4月15日，曾经在80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着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Vor 36 Jahren, in der Nacht zum 4. Juni 1989 schlug das chinesische Militär einen Volksaufstand blutig nieder.
Am 22. April 1989 besetzten zehntausende Studierende im Zuge der offiziellen Trauerfeier den Tiananmen-Platz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Sie protestierten gegen das Regime und forderten mehr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Die Proteste weiteten sich aus – auch auf andere Städte. Mitte Mai demonstrierten mehr als 1 Mio. Menschen auf dem Platz. Die Regierung geriet unter Zugzwang und rief am 20.5. das Kriegsrecht aus.
In der Nacht auf den 4.6. rückte das Militär – die Volksbefreiungsarmee – mit Panzern gegen die Demonstrierenden vor und eröffnete das Feuer.
林培瑞: 我们为什么记住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会儿，这个党所有的外衣脱落在地，毫无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一个事故、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是如同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的特有的幽默所说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大国侵略他自己。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凶狠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2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一个82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他的力气，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的想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得。但也是跟朋友们一道记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政治提到"利益"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转折。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也是把世界带到沟里去的那样一个转折。但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得走着瞧。
我们记得六四，是因为只有通过记性，这种事儿才能在脑子里存在。 难道能够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 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 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9年5月30日)
本文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