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自传《上海生死劫》读后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本文主人公郑念已离开这个世界15年了。

当我合上本书的最后一页，我曾这样沉思：

 “当她离开世界时，郑女士是否想起了她那早逝的丈夫、在文革中屈死的女儿。

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相信她们一家三口会在上帝之爱中团聚，在天国，将不再有哀伤，不再有眼泪。”

读了郑念女士的自传《上海生死劫》，感慨良多。

郑念女士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高官。

她燕京大学毕业后，去英国任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在英国期间认识在任敦读博的郑康棋，不久两人在任敦结婚。

两人毕业后，郑念的丈夫加入民国政府，成为中华民国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郑念随丈夫在澳洲生活了6年，并有了一个女儿郑梅平。

1948年10月，他们一家三口，回到中国。

郑念丈夫先担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第二年，开始担任英国壳牌上海公司总经理。

由于壳牌公司是少数几个在中国没有走的外企，所以郑念一家是上海解放以后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水准的少数几家之一。

她家有独立的三层小洋楼，有专门的厨师、园丁、保姆，每到中午、晚上，厨师会准时做好可口的饭菜，每到早茶和下午茶时间，保姆会端来可口的早点、三明治和咖啡……

平静、幸福的日子过得很快，1957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同年，她被聘为上海壳牌公司总经理助理，负责翻译、与市政府的协调、沟通工作，直至196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被关进上海第一拘留所，罪名是间谍罪。

她在狱中一共被关了六年半，直到1972年才被释放。

她出狱以后才知道，她的女儿梅平早已过世，据称是“自杀身亡。”为了查清真相，郑念几年如一日，为屈死的女儿讨公道。最后终于将打死其女儿的造反派胡永成绳之以法。

1978年，郑念被宣布平反。

1980年，她65岁时，出走美国，直到离世，再也没有回过国。

到美国后，

郑念花了两年时间，写下30万字的英文自传《上海生死劫》，1987年出版后，一下成为西方世界的畅销书。

  不久，上海作家程乃珊将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匆匆读完这本书，感慨很多。

郑念夫妇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抱着对新中国的好感，在1949年没有离开大陆，留在了上海。

1966年之前，郑念远离政治，做着一份外企白领工作，与世无争。

文革爆发后，一切都变了。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她被抓进了拘留所，一次一次的提审，一次一次的凌辱与毒打，让她自证其罪。

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郑念虽然受尽了折磨，但她没有违心地承认自己莫湏有的罪名。

作为法治国家，一定要坚守无罪推定，恪守程序正义，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检方；否则公民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证。

云南的杜培武、内蒙的呼格冤案就是法治不彰、缺乏程序正义的产物。

郑念在6年的牢狱生涯中，从来没有认罪，因此她受到了非人的对待。

为了让她承认无中生有的罪名，她曾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

有同情她的看守曾悄悄和她说：你可以大声嚎哭，这样审讯人员会注意到你手腕的受伤程度。

郑念拒绝了，她在自传中说：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这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也不文明。

我觉得郑念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血脉里流淌的是她的高贵与自尊。

她的操守与风骨，远远超过大多数男人。

她这种人格的养成，除了她先辈的遗传、环境的影响、学校的教育，恐怕与她在英国时接触到的绅士文化分不开的。

我们都看过电影《勇敢的心》，主人公临死之际，还拚尽全力，喊出他的信仰：“自由！”

肉体可以朽坏，人格可以侮辱，但精神永远不可能被征服。

这就是人类最可引以为自豪的自由精神。

我认为郑念做到了。

                                202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