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光州民主运动45周年与中国六四36周年：历史与记忆的镜鉴

2025年5月18日，是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45周年纪念日。光州及韩国不少地方均举行了纪念活动。据韩联社报道，今年的纪念仪式主题为“共书五月”，五一八民运有功人员和遗属代表、政府人士、各界代表和学生等2500多人参加并共同缅怀在民主抗争中牺牲的英烈。今年总统大选的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民主劳动党候选人全英国也出席活动。

韩国各界对光州事件公开的、正式的纪念已持续超过三十年，且从1997年韩国政府将每年5月18日定为法定纪念日以来，韩国官方每年也会发表声明哀悼，总统也亲自参与纪念活动并讲话。民间各种纪念更是不胜枚举，旅居海外的韩国侨民也会组织纪念。笔者就曾参加过2024年旅居德国的韩国侨民组织的光州民主化运动44周年纪念，并分发了希望韩国各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信件和传单。

“光州民主化运动”，即指1980年5月，韩国光州市民通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等方式，反抗全斗焕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反对全斗焕政权戒严及剥夺公民权利自由的行为。而抗议爆发后，全斗焕政权操纵军队镇压光州市民，酿成大量死伤。

事件的背景是，1979年，已掌权18年的独裁总统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宴会上杀死，韩国出现权力真空。这本是从专制转向民主的契机，但全斗焕为首的韩国部分高级军官，不顾韩国人民渴望民主的情感和诉求，发动“双十二政变”拘捕倾向民主的陆军总长郑升和、软禁文官政府阁员，由全斗焕等军人执政，继续朴正熙的专制政策。全斗焕政权禁止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打压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

这引发了韩国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等人民大众的不满。但在全斗焕派遣军警镇压下，大多数人选择屈服。而只有在近现代以来就领革新风气之先、敢于反抗强权的全罗南道地区所属的光州，爆发了大规模反抗。光州的学生（包括许多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工人、市民，组建自卫力量，以校园为据点，在光州街头筑成堡垒，与军警对峙。

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政权的军队开始镇压，攻击全南大学等高校，使用棍棒和催泪弹攻击学生和市民。当民众反抗时，军人开枪镇压，并使用装甲车推进。从18日到28日，军队在光州城内及郊区与反抗的市民、学生、工人爆发激烈冲突，军警还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包括妇女儿童开枪。到28日镇压成功，共造成数百人死亡和失踪（具体死亡数字有150-400人区间的争议），超过3000人受伤，并有数千人被拘捕和面临酷刑。

在全斗焕当权的1980-1986年，光州事件被掩盖、相关报道和纪念被禁止、受害者无处申冤。1987年，因大学生朴钟哲被政府暴力机构拷问致死，韩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并要求全斗焕下台。全斗焕被迫交出权力、同意民主化，自己选择退隐。

1987年大选，当选韩国总统的卢泰愚，虽是民主选举产生，但其正是参与“双十二政变”的全斗焕同党（而另外三位民主派人士则因各自参选分散票源而竞选失败）。卢泰愚虽在民众压力下宣布软禁全斗焕、重新调查光州事件，但实际上仍然拖延调查和改革。

直到1993年民主派领袖金泳三就任总统，光州事件的调查、平反、补偿才得以全面展开。金泳三也将全斗焕镇压光州市民抗争的行为定为“内乱”。但之后，由于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在内的前军政府旧势力依旧强大，其所属的保守阵营对平反光州事件和追责多有阻碍，调查光州事件和处置责任人问题一度被搁置。后来在民众组织起来不断集会抗议的声浪下，金泳三政府才借助民意推进司法，逮捕了全斗焕和卢泰愚，判处二人有罪和徒刑（一开始全斗焕被判死刑，后来被改判终身监禁，1997年被特赦）。光州事件也获得正式平反，法院认定市民是捍卫民主的抗暴者，军政府则是镇压者。

而1997年金大中当选总统后，对光州事件的纪念真正成为从韩国官方到民间的共识。当年，韩国政府将每年5月18日定为“5.18民主化运动纪念日”，官方和民间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宣讲民主人权的可贵、光州人民的英勇抗争和受难。1999年，光州事件被害人被封为“国家有功者”，并逐渐得到经济补偿及其他救助。光州5.18民主化运动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也相继落成。

之后，即便是曾经和全斗焕卢泰愚同属保守派阵营的总统如李明博、朴槿惠、尹锡悦等总统，也会在纪念日及其他时候纪念光州事件及死难者，强调自由民主的宝贵。除极少数参与镇压的前军政府人士拒绝悼念（甚至仍称光州事件为“暴乱”）外，谴责当时军政府的镇压和专制、认可并赞扬抗暴的光州市民，已成为韩国主流社会、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广大韩国民众的共识。

自从光州事件发生后，韩国人民就没有忘记过。各种讲述和反思光州悲剧及整个军政府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而对军政府罪犯的追责，也从未止息。

而文艺界，成为纪念光州、批判独裁暴行的先锋。《华丽的假期》、《薄荷糖》、《出租车司机》、《挖掘机》、《26年》、《爱的色放》……都是描述或围绕光州事件的电影佳作，让韩国人民一次次回忆那段悲惨又壮烈的历史，剖析和展示光州事件中各身份群体的表现、心理、后续，让每个观影的韩国人都沐浴其中，辨析是非善恶，在深沉的反思中升华和新生。

笔者认为最为深刻的，就是以光州事件各当事人为原型的韩国电影《挖掘机》。影片描写了曾参与光州镇压的士兵金刚日，在退役后从事挖掘机驾驶员工作，偶然间挖出了光州事件遇害者骸骨，从此走上了追寻历史真相的故事。金刚日找到了他的战友、上级，看到了他们或在酒精中沉沦，或从事暴力行业，或看似家庭美满实则压抑内耗，或遁入空门但内心难安……这些曾经参与镇压和杀戮光州市民的军人，也是被痛苦缠绕的受害者，也被光州悲剧改变了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

但并非全部当事人都是受害和忏悔者。有的参与镇压的军官，步步升迁、功成名就，还出书粉饰光州镇压，声称自己是爱国者、市民是暴徒；有的军人成为议员，口口声声为国民福祉，但对光州悲剧百般粉饰，觉得参与杀人也是时势所迫自己无责。而光州事件罪魁祸首、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隐喻全斗焕），则在各种安保护卫下在私邸颐养天年，从来没有为光州受难者道歉。那些已经死去的市民、学生、军人，已永远长眠了。活着的人，也是痛苦而扭曲的。

而另一部电影《薄荷砂糖》，则讲述了一位热恋中的学生被征召入伍、参与镇压光州事件，意外枪击杀害一位女学生，从此堕落直至自杀的故事。一个单纯清白的灵魂，一步步毁灭，令人哀叹。

而韩国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则全景式描摹了全斗焕时期韩国的政治内幕，光州事件也作为重点记述。这部在中国得到颇高关注和广泛传播的韩国电视剧，让更多中国人知道韩国那段与中国颇有相似的历史。其他如《出租车司机》等影片，也各有角度和特别情感来记述光州事件，在此不再展开。

这些影片和故事，都能让起码部分韩国人深刻思考、得到启发，认识到专制暴力的残酷、人权人道的可贵，倍加珍惜自由民主，努力拓展人权。

而作为对比，中国人对于1989年六四事件（天安门屠杀）的记忆，却是被掩盖、破坏、模糊不清的。首先，中国官方长期以来都将1989年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即便温和表态也以“政治风波”称之，肯定解放军镇压的必要性，否定当时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民主诉求的合理性。

   六四事件在中国，一直都是政治禁忌。除了官方在极少数情况下提及，并肯定镇压和否定抗争者，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许任何形式提到。在中国互联网上，六四事件是最容易也最快被删帖甚至封禁相关言论账号的敏感议题。而在现实/线下，中国大陆更是完全没有公开的纪念，异议人士在这种特殊日子会被“维稳”。

   而海外各地虽每年都有一些关于六四的纪念，但参与者整体呈减少趋势，有些有数万中国侨民的国家仅有个位数人士参与纪念，且这些纪念基本难以影响到中国大陆境内。曾经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六四纪念，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晚会，因反修例运动及港府镇压，在2020年举办最后一次纪念之后被终止。根据现在香港和大陆的情况，中国民主化之前，香港维园再无可能重现曾经的纪念盛况。

  在中国，完全的禁忌下，六四事件没有一点公开探讨和反思的空间。当年的死难者已往生，但仍未被平反。生者有些流亡海外，终身难返国；有些流落底层，一贫如洗；有些精神崩溃，自伤伤人……而曾经的镇压者，其心境难以全知，或有忏悔者，但更多人则并不痛悔，还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罪魁之一李鹏，寿终正寝，其子女更是显贵非常。

    而大众们普遍都是沉默的，随政权的定性、选择、宣传来看待六四、对待各方参与者的。因为六四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许多国人不仅不再谴责六四，还认为“镇压的好”，认为中共的镇压让中国更加稳定和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作为对比，在朴正熙至全斗焕时期（1960年代至1980年代），韩国经济也是高速发展的，朴正熙创造了“汉江奇迹”，全斗焕继承了朴正熙的经济政策、让韩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推动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比中国经济成长率更高、国民更富。但韩国人民并没有因为朴全二人的经济成就而认可其独裁专制、对其大加吹捧，也没有因为害怕“社会乱了”而放弃追求民主。因为韩国人民明白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人民获得民主权利是人权和尊严的基础，并不能被经济成果和物质收益替代。而且民主才能促进分配公平、打击腐败，让发展成果被全民共享。许多中国人不能理解这些，也是在专制压迫和愚民教育洗脑下，丧失了基本的权利尊严意识，成为只贪图钱财的行尸走肉。

    六四不平反，甚至将八九民运称为“反革命暴乱”，国人也就没有正常的情感和是非观。无论是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还是对人道主义的蔑视，都是“六四后遗症”的反映。与对镇反、反右、文革的遗忘一样，不反思的民族必然不断重蹈覆辙。2022-2024年中共在新冠防疫中的各种反人权、反科学悲剧，尤其“白卫兵（大白/防疫人员）”的粗野横暴，就是文革的某种再现。“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批判反思旧日悲剧，发生新一轮灾难几乎是必然。

对比韩国平反光州事件、为受难者正名和补偿、追究责任、几十年来隆重的纪念，中国人应该自惭形秽和颇有惊醒。当然，如前所述，韩国平反光州事件的过程也是充满波折而非一帆风顺的，种种阻力也都干碍着真相的落出、正义的实现。尤其全斗焕专制时期，光州事件同样被压制和遗忘。

而最终之所以韩国实现民主、光州得以昭雪，正是在于韩国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包括冒着各种风险努力抗争。没有抗争，就不会有韩国实现民主、将光州人民作为勇敢抗暴者纪念的今天。即便已过去45年，韩国人民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及当事人的纪念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消逝，仍然在严肃而认真的记忆和追悼。

2024年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动政变，派遣军队封锁议会、预备抓捕反对派人士，试图建立一党一派垄断权力、其个人也独裁专政的体制，被韩国公民、首尔市民、反对派人士共同阻止，捍卫了韩国民主。韩国人民之所以勇敢捍卫民主，也正是来源于对光州事件的记忆和思考、对光州勇敢的前辈们的敬仰，唤起了当今韩国人保卫民主的意愿、决心、勇气。

未来的中国也一定会实现民主化，六四一定会被平反，死难者会得到告慰。但这些都不能只靠等待，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需要国人和国际友人共同推动去实现。这需要中国人积极争取，也需要其他各国人民有更多正义感和行动力。

2023年，韩国“光州5.18纪念基金会”授予致力纪念六四的组织香港“支联会”的常委、正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人士邹幸彤女士“光州人权奖”，就体现了经历类似历史的韩国人民对中国人权的关心，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热爱民主的人士合作促成中国民主化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