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想要的世界

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全球主义压倒了民族主义。与此同时，日益复杂的制度、金融和技术系统和网络的兴起掩盖了个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在2010年代初，一场深刻的转变开始了。通过学习利用本世纪的工具，一群魅力非凡的人物复兴了之前的那个时代：强大的领导者、伟大的国家、自豪的文明。这种转变始于俄罗斯 - 普京在担任了四年总理后，2012年重返总统这一最高职位（下图 Youtube）。从此他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威，碾压反对派，重建“俄罗斯世界”，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并抵制美国及其盟友的世界主导地位。

两年后，习进平登上了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职位（下图 人民网）。他的目标和普京一样，但规模和影响力要大得多，因为北京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

2014年，有巨大抱负的莫迪（Narendra Modi）实现了他长期的目标登上印度政府总理大位，并确立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印度的主导意识形态（下图 DAWN）。

同年，曾担任土耳其手握实权的强硬总理十多年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下图 ALJAZEERA）。上任时间不久，埃尔多安即成功整肃了该国民主团体，确立了自己对土耳其的独裁统治。

也许最重要的演变发生在2016年，唐纳德·川普在那年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他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高呼体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精神的“美国优先”口号（下图 Old Row）。川普的“美国优先”更多地源自50年代的右翼反共主义，虽然部分美国人中引起共鸣，却与全球化浪潮格格不入。因此，在他执政4年后的2020年总统竞选中输给了民主党的乔·拜登。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胜利似乎标志着一种恢复，那就是美国准备支持冷战后的自由秩序，遏制民粹主义浪潮。但川普2024年令人信服的胜选复出表明，“美国优先”似乎拥有更大的民意基础。胜选让川普获得人民的授权，他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去制定全球议程。川普及其支持者自诩为强人，对基于规则的体系、联盟或跨国论坛表示他们的不屑。他们承载着国家曾经和未来的荣耀，认为自己身负一种神秘的使命。尽管他们的主张涉及近乎革命性的变化，但他们的政治策略依赖保守主义的号召力，以吸引渴望传统和归属感的选民。

在某些方面，这些领导人的愿景让人联想到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他认为这将在冷战后引发全球冲突。称其是文明的冲突，是因为政治领袖的一系列姿态和特定领导风格，可以将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以及合作）重新看作是十字军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川普在2020年共和党大会上被介绍为“西方文明的保镖”。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发展了俄罗斯作为“文明国家”的概念，用这个词来为其统治白俄罗斯和征服乌克兰的努力辩护。在2024年的民主峰会上，莫迪将民主描述为“印度文明的命脉”。在2020年的一次演讲中，埃尔多安宣称“我们的文明是征服的文明”。在2023年中共中央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中共领导人习赞扬了一项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国家研究项目的优点，他称之为“唯一一个以国家形式延续至今的伟大、不间断的文明。”

在未来几年，这些领导人所建立的秩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的第二任期。毕竟，正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鼓励了冷战后超国家结构的发展。随着川普的执政，安卡拉、北京、莫斯科、新德里和华盛顿（以及许多其他首都）的传统智慧将认定，国际政治中不存在大家均接受的单一制度，也没有一套普遍商定统一的规则。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中，本已脆弱的“西方”观念将进一步弱化，欧洲的地位也将进一步降低。在后冷战时代，欧洲国家已经习惯于美国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并在欧洲以外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华盛顿决定将支撑这一已经崩溃多年的秩序留给欧盟这个既无军队，又无有组织硬实力的松散国家联盟，欧盟国家正经历着一段领导层极度薄弱的时期。川普政府有可能在修订后的国际秩序中取得成功。川普及其团队应该将冲突管理视为美国伟大的先决条件，而不是障碍。

川普主义的真正根源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美国优先”运动在军队规模不大且尚无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美国优先党人希望保持这种小军队和不出头的低姿态以避免与当时的欧洲列强发生冲突（下图 Old Row）。21世纪20年代的川普，则珍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他肯定会增加军费开来保持美国拥有的世界最强军队，并以言行证明他不会回避冲突 - 实际上他已威胁要夺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川普希望减少华盛顿对国际机构的承诺，缩小美国联盟的范围，但对美国退出全球舞台几乎不感兴趣。因此，川普外交政策更应该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右翼反共运动，该运动将西方与敌人对立起来，利用宗教主题，并怀疑美国自由主义过于软弱、过于后国家主义和过于世俗，无法保护国家。

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右翼反共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美国记者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见证》（Witness）、二战后保守派外交政策思想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西方的自杀》、和记者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西方之死》等三本书的基础之上。在这些书中，钱伯斯、伯纳姆和布坎南讨论了美国自由主义者及其背叛，建立在“家庭、社区、教会、国家，最远的是文明之上”的外交政策，“贫穷的白人正在向右转”，全球主义 “…是一个精英的项目，因为它的建筑师是未知和不受欢迎的，全球主义将在爱国主义的大堡礁上崩溃。” 等观点。川普吸收了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保守传统，在此基础上通过本能和竞选活动即兴发挥。川普喜欢破坏偶像，寻求颠覆现状，厌恶自由主义精英和外交政策专家。川普精明而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美德的典范，以抵御内外的敌人。

修正主义

川普对普世国际主义的厌恶使他与普京、习、莫迪和埃尔多安为伍（下图 FOREIGN AFFAIRS）。这五位领导人都认识到外交政策的局限性，都在敦促改变，同时在某些自我设定的参数范围内运作。普京没有想要将中东俄罗斯化；莫迪也没有试图要在国外打造另一个印度；埃尔多安并没有推动伊朗或阿拉伯世界变得更加土耳其化。川普同样对美国化作为外交政策议程不感兴趣。他的美国例外论将美国与非美国的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对习来说，历史和中国的硬实力，才是台湾地位的真正仲裁者。尽管印度没有像台湾那样处于全球热点，但它与中国大陆和巴基斯坦一直存在边界问题。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这些边界争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埃尔多安的修正主义更具字面意义。土耳其助阿塞拜疆盟友将亚美尼亚人驱逐出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土。土耳其加入北约联盟，意味着对民主和边界完整的正式承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在南高加索和中东的军事政治项目并非为了重建奥斯曼帝国，而是在证明土耳其的伟大，表明土耳其可以成为埃尔多安设立的目标。

在这股修正主义浪潮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重点。普京以俄罗斯“伟大”的名义行事，领导着一个在他眼中无限希望的国家。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地缘政治转折点，类似于1914年、1939年和1989年的世界。普京发动了分裂或殖民乌克兰的战争（下图 Imperial War Museum）。对乌入侵将开创一个先例，可能激发其他参与者（包括中国）对破坏性军事冒险的可能性。普京重写了游戏规则，他的侵乌行径虽然对俄罗斯来说很糟糕，但并没有导致俄罗斯的全球孤立。普京将大规模战争作为征服领土的手段重新规范化。

乌克兰战争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以及巴西、南非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变得更大，让其更具凝聚力。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支持者联盟已经远远超出了跨大西洋的范围。它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多边主义生机勃勃，国家间的关系又是多变而复杂的。尽管俄罗斯和土耳其是竞争对手，但它们至少可以在中东和南高加索避免行动冲突。印度对中国感到担忧，但两国同为金砖及上合组织国成员，且均未谴责俄罗斯的侵乌战争。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开始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描述为一个“轴心”，但它们实际上是利益和世界观经常出现分歧的四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强调历史和独特性，即有魅力的领导人必须英勇地维护俄罗斯、中国、印度或土耳其的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是流动的、交易性的和个性驱动的，因而这不利于它们形成稳定的轴。这里没有非黑即白的东西，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没有不可谈判的东西。这种环境非常适合川普。他不受宗教和文化定义的过度约束。他经常将个人置于政府之上，将个人关系置于正式联盟之上。尽管德国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俄罗斯是长期对手，但川普1.0任期内与德国总理安默克尔发生冲突，却尊重普京。川普与之斗争最多的国家是那些位于西方的国家。如果亨廷顿还活着的话，他会觉得很困惑。

战争愿景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国际形势相当平静。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俄罗斯似乎被乌克兰问题给困住了。中东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川普政府的《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亚伯拉罕协议》包含一系列旨在加强地区秩序的协议（下图 RS）。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慑似乎管用，因而从未出现其入侵台湾的可能。而川普的表现像一位传统的共和党总统 - 他增加了美国对欧洲的防务承诺，欢迎两个新国家加入北约；他没有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他谈论中国大陆时义正言辞；他还在中东为美国谋求优势。

但今天，欧洲爆发了一场大战 - 俄乌战争，中东陷入混乱，旧的国际体系已经破败不堪。规则和边界受到进一步侵蚀，不同国家大企业的碰撞，以及中小国家的日益绝望。乌克兰比台湾或中东更有可能爆发灾难，因为乌克兰爆发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可能性最大。即使在基于规则的秩序中，边界的完整性也从来不是绝对的，尤其是俄罗斯附近国家的边界。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致力于领土主权原则。他们在乌克兰的巨额投资体现了欧洲安全的独特愿景：如果边界可以通过武力改变，那么经常引发怨恨的欧洲将陷入全面战争。只有边界不易调整，欧洲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川普强调了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承诺在美墨边境修建一堵“大而美丽的墙”。但在第一个任期内，川普不必应对欧洲的一场重大战争。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和印度对俄罗斯的战争持保留态度，但与巴西、菲律宾和许多其他地区国家一道，决定在普京竭力摧毁乌克兰的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的主权对这些“中立”国家来说并不重要，这些国家更看重的是普京领导下的稳定俄罗斯的价值以及持续的能源和武器交易的价值。这些国家可能低估了接受俄罗斯修正主义的风险，因为它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战争。乌克兰分裂或战败的景象让乌克兰的邻国不寒而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对北约第5条关于共同防御的承诺感到欣慰。然而，第5条是由美国担保的，而美国距这些国家很远。如果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认为乌克兰战败，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危及他们自己的主权，他们可能会选择直接加入乌克兰的抗俄战斗。而俄罗斯则会向这些国家开战，由此出现北约国家，包括美国，应否需要根据第5条而出兵与核大国俄罗斯在欧洲兵戎相见的局面。可美国绝对不愿意这时候与俄罗斯真刀真枪的干，因为莫斯科并非美国的首要对手。结果可能是华盛顿、西欧国家与莫斯科达成协议 - 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战争。这时乌克兰的邻国，会要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因为这些国家一方面担心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担心遭到盟友的抛弃。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而加入战争，即使美国在全欧洲战争中袖手旁观。

如果乌克兰战争以这种方式扩大，其结果将极大地影响川普和普京的声誉。正如普京不能输给乌克兰一样，川普也不能“失去”欧洲。当事国升级的心理动机将是强烈的，美国介入俄乌战争的机会也会增大，因为需要兑现承诺。否则，就没有多少国家会跟美国玩儿了。这种动态演变也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北京和新德里之间，或者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也可能发生敌对行动。

和平愿景

前面讨论了川普2.0任期不断恶化的国际局势下，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美国与北京和莫斯科的成熟关系、华盛顿灵活的外交方式以及一点点战略运气的结合，不一定能给俄乌战争带来重大突破，不会让战争的结束，但完全有可能降低战争强度。美、中、俄关系的稳定可能解决不了台湾困境，但却能成为防止印太战争的护栏。同理，稳定的美、中、俄关系不会提供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解决方案，但有助于美国与伊朗的某种形式的缓和，以及叙利亚可行政府的出现。川普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和平缔造者，但他可以帮助迎来一个战争较少的世界（下图 THE CONVERSATION）。

在拜登及其前任巴拉克·奥巴马和乔治·W·布什的执政期间，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在华盛顿的系统性压力下走到了一起。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领导人夸大了这种压力，仿佛政权更迭是美国的实际政策。随着川普2.0各项政策的展开，这种压力已经消散。川普并不关心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政府的形式，他对国家建设和政权更迭的拒绝是绝对的。尽管紧张局势的根源仍然存在，但整体气氛将不那么令人担忧，更多的外交交流是可能的。在北京-莫斯科-华盛顿三角关系中，各国都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尤其在小问题上，并对在战争和争端地区进行谈判和建立信任措施持更开放的态度。

如果川普和他的团队能够实践这一点，并运用灵活的外交 - 对持续紧张局势和滚动冲突的巧妙管理 - 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川普是自伍德罗·威尔逊本人以来威尔逊主义程度最低的总统。他不喜欢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的总体结构。相反，他和他的顾问，尤其是那些来自科技界的人，可能会以初创公司的心态进入全球舞台，一家刚刚成立、可能很快就会解散的公司，但能够对当前的情况做出快速和创造性的反应。乌克兰停战将是对川普2.0政府的一个的考验。川普政府不应追求仓促的和平，而应继续专注于保护乌克兰主权。对此，普京可能永远不会接受。

允许俄罗斯限制乌克兰的主权表面上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稳定，但也可能引发乌克兰人的大规模反弹，导致更血腥的战争。华盛顿应该帮助乌克兰确定与俄罗斯的交战规则，通过这些规则，逐渐减少双方的敌视，乃至停火停战。然后，美国将能够像在整个冷战期间与苏联那样，承认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气候变化、流行病、反恐、北极和太空探索等问题上寻求合作（下图 GZERO）。将俄乌冲突与美俄可合作的领域分别对待，这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也是川普所珍视的：防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冲突。

随机应变的外交风格更易于根据战略机会采取行动。1989年的欧洲革命和共产主义苏联的解体有时被解释为美国计划的一个杰作。然而，那一年柏林墙倒塌与美国的外交战略关系不大，苏联解体也不是美国政府计划的：这完全是意外和运气。乔治·H·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并不擅长积极主动地预判或计划事件，而是擅长应对意外偶然发生的事件。换句话说，布什政府既未在对抗苏联方面做的太多以免过度刺激苏联，也在关予统一的德国的北约问题上坚持原则，让其保持成员国身份。本着这种精神，川普政府应该做好准备，抓住时机。随时准备充分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僵硬地陷入制度和结构的泥潭。

在准备和敏捷方面，美国有两大资产。首先是它的联盟网络，这大大放大了华盛顿的影响力和回旋余地。第二是美国的经济治国实践，它扩大了美国进入市场和关键资源的机会，吸引了外部投资，并保持了美国金融体系作为全球经济中心节点的地位。保护主义和强制性经济政策有其地位，但它们应该服从于对美国繁荣的更广泛、更乐观的愿景，以及对长期盟友和伙伴的特权。二战后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秩序不再适用：国际体系不仅是单极、双极或多极的。在一个没有稳定结构的世界里，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利用美国的力量、联盟和经济治国方略来缓解紧张局势，尽量减少冲突，并为大小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基线。这可能有助于川普在2.0任期结束时比开始时更好地离开美国，为美国留下他的政治遗产。

* 本文作者金马格（Michael Kimmage）现为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 of Wilson Center）所长，著有《抛弃西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理念的历史》（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书。

参考资料

Kimmage, M. (2025). The World Trump wants.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orld-trump-wants-michael-kim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