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2）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

三、我的文革十年（2）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从北京传遍全国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让全国各地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胆颤心惊，不知所措。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学校的高中部、幼师部和短训班，三部分都要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我可能是“矮子里面挑出来的将军”。尽管我那“家庭出身可能是漏网地主”的档案,还在学校的档案室，我还是那个大学“不宜录取”的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唯一代表，被“选”为“革委会”的委员。其他十几个委员都是高中部和幼师部的，出身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天之骄子”。主任委员是高中部的夏国林，三代产业工人的后代，学生党员发展对象。他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起草革委会的文件、大型活动的通知等；还要针对学校造反派的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驳斥；负责编辑每周出版的《实师文革通讯》油印小报，还要负责学校广播站重要稿件的审稿。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革委会成员，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文革期间各学校开展“运动”的过程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文字，许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我和夏国林谈起“金条事件”时，都还记忆犹新。

“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收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气势所迫，一些资本家出身的学生，主动上交的金银首饰等，都由“革委会”派专人登记保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都没有见过金条是什么样子的，一次，收到了十几根金条，于是大家争相一睹。原来，其色黄灿灿，其形如当时中小学生用的长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后，负责保管的同学收拾时，发现少了一根，这可不是小事。在场的五六个人折腾了一晚上，最后，终于在一个破旧藤靠背椅的竹子扶手里面找到了。也许就是在大家抢着看稀奇物的时候，不经意掉一根到那个破竹洞里了。大家虚惊一场之后如释负重。

我当时在革委会只负责宣传工作，从不参加红卫兵校内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如“破四旧“、砸“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简称）招牌、抄家、抓地、富、反、坏、右fenz戴高帽游街等。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有机会比较近距离地长时间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那兴奋和狂热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们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比那些跟着游行队伍走几个小时才到天安门广场，只有十来分钟时间，边走边远距离，瞭望城楼上毛主席的身影的红卫兵们幸福多多了！一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没有的人！甚而至于，又怀疑是不是大学招生的老师看错了我的档案！我还是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呢？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享受更高规格政治待遇的红卫兵，都是像宋彬彬那样的“红二代”。我们华师一附中64（1）班的孙鲁安，一位老红军的儿子。他至今还珍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他在城楼上的一张黑白照片。然而，我能上观礼台，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就像让出身不好的人当中学老师，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个悖论一样，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解释。反正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吧！

自从1966年9月5日关于大串联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学校革委会的成员和部分红卫兵骨干，承担了接待各地来武汉串联的红卫兵的任务，按上级指示，学校免费提供外地红卫兵的食宿。

1966年11月下旬，学校“革委会”又让我带一批短训班的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最后一次的检阅。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短训班的红卫兵组织发展工作控制得比较严格。像我语文二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韩宪伟同学，出生革命干部家庭，也被“不宜录取”而直接录用当老师。运动初期也不能成为红卫兵，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也懒得加入红卫兵，一个人出去大串联，跑了许多地方。直到退休后，我们水厂路中学的老同事一次聚会，我好奇地问韩宪伟，他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国共两党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就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在原地踏步。没有想到19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后来分配到水厂路中学，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从随州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每个月八九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我那次带了短训班大约二百左右的红卫兵去北京。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那么多人一周所需的钞票，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携带并保护这笔“巨款”的，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在红卫兵接待站，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

我还利用这次赴京的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轻部”，找到了发小刘先旭。他与我，小学六年是同班同学，中学六年同学，都在华师一附中，他在三班，我在二班。

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先旭都是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最喜欢的好学生，好班干。他性格温顺、说话轻言细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还写得一手好字。憧憬读完高中上大学，掌握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

1964年高三下学期，还没有等到高考，先旭万万没有想到，被党组织选中、保送上河北张家口机要学校。据说当时政审之严格比招空军飞行员还要严格，他被万里挑一选中，并在高考之前就去报到了。

我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他坚决要求退学，一个人从张家口回来了！其时，在他回来之前，机要学校的领导已经到武汉了，分别与华师一附中的领导、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学及好朋友，还有他的父母亲做好了工作，一定要说服动员他回机要学校，继续学习。一个从小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性格温顺的青年人，在温柔的亲情和友情的“劝说”下，只有乖乖地跟着那位学校领导回去了。这次逆反，也许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遗憾地以他的失败告终。

一年多后，他被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轻工业部给部长当秘书。从此，他就是北京人了，在国家机关当了一辈子秘书。1989年之后，被调到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局工作到退休。

我们见面以后，他请我到餐馆吃大米饭，那次到北京，在红卫兵接待站好几天都没有米饭吃，那一餐饭是吃得最香的。他见我穿的是一双球鞋，就告诉我在北京冬天穿这样的鞋会冻坏脚的，又帮我买了一双棉靴，穿在脚上暖暖的，从心里感受到学友情深，发小义重，一生难忘！

等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只有“革委会”的几个人和十几个“铁杆”红卫兵，坚守在学校。夏国林主任决定抓紧时间，赶快让留守人员分期分批外出串联。

【附录】 当年红卫兵相聚洪湖餐馆

文革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进入“70”后的一代人来说，是永远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

这次回国不久，当年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国林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武汉。于是他组织了一帮当年的“红卫兵”相聚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馆。

那天，来参加聚会的有幼师部的马兰绪、涂桂珍、张菊香、周燕云；短训班的张思斗、魏人民；还有高中部的李鲁峰、柯凡清等共十人。这也是当年“实师红卫兵”的中坚。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在当时震撼世界的武汉“7 20事件”后，紧跟夏国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郧阳避风的“铁杆”。

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现在围坐在一起，尽管岁月已经在各人脸上刻下的皱纹，是古稀之年的标记，但是一谈起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些难以忘怀的小事、趣事，历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我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培训一年。短训班本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年12月，“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让我带一批红卫兵去北京，当时大约有二三百人。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约一周的开销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保护并携带这笔“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

他和张思斗是语文（4班）的，因为这次去北京“大串联”，我们相识相知，后来，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汉“7·20”事件之后，跟着我和夏国林一起，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风。

张思斗还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1967年8月1日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那次横渡长江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

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编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人人希望下水凉快。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奋力向江中游，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

我说，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同学站在长江大桥的桥头堡那里，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

参加聚会的几位女生，都是当年幼师部（43）班的，都是坚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铁杆”。

最有意思的是张菊香，在学校时，她总是满面笑容的开朗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学校之后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农垦总局教研室主办的，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讲习班讲学结束后，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请我们参观海口市市容 。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行驶到秀英港一个路口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见正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们当年的红卫兵战友张菊香。我大喊一声 ：“张菊香”。她一回头，真的是她！车上所有朋友为之惊叹！原来海南建省后，她随夫君调回她老公的故乡——海口市，在港务局子弟小学当老师。我调到海口以后，我们就经常聚一聚，2005年我退休后又有好多年不见了。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汉探亲，我们又在洪湖餐馆相聚了。

我们欢聚一堂，把酒言欢，遥想当年，正值青春年少时，意气风发，满以为赶上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可以“挥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浩劫，一场噩梦！醒来，你是谁还是谁，如果后来我们不努力奋斗，今天这聚会就没有这么快乐了！

最后，大家举杯祝愿幸福晚年保重身体！希望来年再聚都在场！

 【注释：7·20事件】

武汉720事件，也被称为“七·二〇事件”，是发生在1967年7月的一场重大历史事件。

‌事件背景‌：

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地区的派性斗争异常激烈。以“百万雄师”和“武汉工总”为代表的两派组织，为了争夺话语权，矛盾不断升级。

‌事件起因‌：

1967年7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试图解决当地的派性斗争问题。然而，他们在宣讲中央方针时，发表了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这立即遭到了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

‌事件经过‌：

1967年7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因要事返京。随后，王力、谢富治公开支持“武汉工总”的主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力、谢富治的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了王力，并将其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

当日，武汉局势急剧恶化，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声讨谢富治、王力的示威游行。他们高举标语，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事件结果‌：

毛泽东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骚乱，化解对立。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局势渐渐平息。然而，事件的影响却远未结束。林彪、江青等人借此事件，污蔑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为“反革命”，并对参与事件的干部群众进行迫害。

‌事件影响‌：

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文革斗争矛头开始转向军队。事件后，武汉地区的派性斗争更加激烈，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对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及家属，才进行了平反昭雪。

这次事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提醒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避免采取过激的行动，以免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动荡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