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大学中文系７９级文学专业班三位同学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被感慨他们才华和命运的文章，赞叹为“北大三剑客”。
记忆中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照片上尽是黑白世界，满面青春笑容的他们仨，竟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草坪松衫旁，留下了一张五彩斑斓的合影。
左起：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１９６６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６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决定１９６６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１９７０年，全国大学实施“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上大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但因时间仓促，暂不全国统一试题、统一考试，采用各省自行命题、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１９７７年冬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５日，全国约有５７０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２７．３万人被录取，录取率４．７４％。由于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考题难易因省市而异，录取新生实际成绩不可能在同一水平线上，参差不齐。
１９７８年起，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报名、统一试题、统一考试、统一政策、统一招生录取。高考时间为７月２０日至７月２２日，回归正常的夏季。全国约有６１０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４０．２万人被录取，录取率６.５６％。
１９７９年，全国高考首次统一在７月７、８、９日三天举行。依考试时间安排顺序，理科是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政治、外语，文科是语文、历史、数学、地理、政治、外语，上下午各考一门。全国约有６４９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２８万人被录取，录取率４．３１％，为历年来最低。
文革后恢复高考，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被录取的这三级大学生，被称为“新三级”或“新三届”。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毕业的“老三届”中学生。
文革十年，闭关锁国，外语教育中断，对积压了十年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高考考生，考外语难如登天。国务院教育部体恤生情，网开一面，７７、７８年考生外语考试成绩，如果不是考外语专业，不计分，仅作参考；７９级，外语成绩只按１０％计入重点院校录取分；对普通院校招生，外语成绩只作参考。１９８０年、８１年、８２年，报考本科院校考生的外语考试成绩分别按３０％、５０％和７０％计入高考总分，从１９８３年起，外语成绩方才按１００％以原始分计入总分。
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其间停课闹革命，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招进来的学生毕业离校后，校园里一直没有正经的教学活动，七十年代推荐进来的工农兵学员，天天忙着搞政治运动，开门办学，住校不多，校舍从未修建。北京大学７７级新生，７８年春天入校；半年后，７８级秋季又入校。７９级又录取了两千新生，顿时校舍十分紧张。
７９年金秋九月，１８岁的我提着行李箱从江苏无锡来北京大学报到，新生接待站的两位中文系７７、７８级三四十岁的老生，将我领到３２搂４２６号房间，说：“这就是你未来四年的大学宿舍。”
那是一间约十六平米的筒子楼房间，水泥地上放了三张上下铺双层床，一侧两张床首尾相连，一端顶着连门的墙，另一端顶着连窗户的墙；另外一侧，一张床沿墙连着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另有一张长方桌，摆放在靠窗的两个双层床之间。屋里空荡荡的，无任何生活用品，有桌无凳。两位师兄说，要想有凳子坐，报到新生须缴交两块钱押金，到学生宿舍楼区正中的学校总务处，领一个方凳，毕业时还凳退押金。
他们指导说，新生入学第一件事是要赶紧去海淀镇的合作社去给自己买被褥、碗盆、毛巾牙刷、暖水瓶等日用品，然后借给我几块钱菜票、几斤面票、米票、粗粮票，说我们中文系是在学生第四食堂大饭厅就餐。
来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第一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为我们七九级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班开迎新会，王力领衔系里名望卓著的众教授致辞，热情祝贺、鼓励初入最高学府的我们新生。主持迎新会的系副主任，介绍完北大中文系的崇高学术地位后，特别把班上的全国文科高考状元王友琴介绍给大家，说你们这个班五十几位同学，来自全国除了新疆、西藏各内地省市区，即便不是每个都是当地的状元，至少也是榜眼、探花！
班上的五十二个同学，每个省最多出两个，近半只出一个，边远省区缺如，唯有北京市因为是东道主，人数极多，出了十三个，相应录取分数比外省市的生源低一些。
晚上回到宿舍，大家相互攀谈、介绍起来。同屋最年长的是李景强，河北丰润人，５８年出生；赵仕仁，福建永泰人，６０年出生；骆一禾，北京人，６１年出生；我，江苏人，比骆一禾仅小两天；刘宝明，陕西宝鸡人，６２年出生；雷荣贵，福建宁德人，６３年出生，最小，入学时仅１６岁。我们屋除了李景强，都是应届毕业生，大家一致推他这个老大哥做室长。
大家仿佛还沉浸在刚才系领导夸耀我们状元的兴奋中，对自己能从竞争如此激烈全国高考中，与年长自己十几岁的老三届考生同场竞争，大获全胜，自豪不已。７９年全国高考试题公认是历届最难的，六门考试，外语按１０％记分，满分总分为５１０分。高考结果，考生成绩总分能过４００分的极少，仅个别省市有个把，大部分省缺如。
李景强介绍说，比我们大十来岁的班上老大姐王友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老三届，文革时毕业作为知青下放到云南农场，从那里参加高考，以４５３分的成绩名列全国文科第一名。他让大家报各自的高考成绩，得知骆一禾是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来自高考名省福建的赵仕仁、雷荣贵，考分都很高。我报了自己的考分，说外语考了７８分，他们惊叹说，江苏不愧是高考第一大省，如果外语不是仅按百分之十计入总分，你应该才是全国高考文科状元啊！
７９年全国文科高考，英语考试是最后一科，安排在最后一天７月９日的下午。开考后不到半小时，考生因为答不出题，纷纷交卷走人，各教学大楼的教室，瞬间空空如也。被设为高考考场的整个中学，仅剩下我一个人仍在答卷。各教室的监考教师，闻讯皆跑到我考试的空荡荡教室，围了一大圈，默默观看我一个人伏笔急书，三十五度的盛夏高温下，挥汗如雨回答高考英语试题。
与同屋同学都是来自当地中学名校不同，我来自无锡一所民办无锡市十六中学，我那届除我外，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没几年它就改为职业学校了。７９年江苏省没有公布高考第一名成绩，但无锡市公布我是市文科第一名，刊文在当地政府机关报《无锡日报》上。十六中的吴校长在市里高考总结大会上，非常得意地夸耀说：“你们一中、两（江浙人把二做两）中是重点中学，送上了一大批大学生；我们十六中是垃圾学校（指犯事进监狱的学生多），只送上一个，却是状元！”
７５年初，１４岁的我随军籍父亲的调动，从北京来到江南小城无锡市。号称小上海的无锡，同首善之地的京师相比，非常原始落后，大街上的男厕所，竟是无墙遮挡、成排背对马路撒尿之所。父亲计划送三个孩子去无锡最好的第一中学，姐姐和我嫌它离家太远，步行单程要半个多小时，就选择离驻军大院不远的无锡市第十六中学，哥哥去了一中。十六中是民办中学，地处无锡市边缘的西门水沟头，校园破烂，教学楼的楼梯、走廊都在室外，风雨无阻，与一中苏联式样红砖教学大楼，天壤之别。一中的生源基本是无锡当地有一定地位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弟，而我上的十六中，生源基本是城区工人、市民和城郊菜农的子弟。姐姐和我最受不了是每星期要让我们交肥，即把家里的生活垃圾，主要是烧煤球剩下的煤灰，带到学校，帮助菜农子弟的公社积肥种菜。我们住在军营里，三顿饭均由军队伙房料理，哪里会有煤炉渣这种东西！
从说普通话的北京到说吴方言的无锡，转学第一天，我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这个民办中学教师的无锡土话。不过半年后，我已经能听懂当地人说的每一个字，以至后来在北京、美国的聚会场合，上海人发现我这个说北京话的人，竟然把他们评头论足的议论听得明明白白，不免面露惊讶、尴尬之色。
那时是文革后期，遵循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开门办学的规定，中学每学期一个月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学军，课堂教学没有几天。物理课讲三机一泵——柴油机、拖拉机、电动机、水泵，将工农业机械技术纳入于理科课程之中，为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打好基础。
见学校课堂上学不到什么知识，父亲就鼓励我们自学成才，特别给哥哥在无锡市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让我们可以借大量的课外书阅读。７７年哥哥高中毕业到新疆核实验基地当兵，我继承了他的借书证，每天背一大书包课外书到教室，上课时埋头自己读。我从小就是大个子，永远坐在课堂的最后一排，又是口音迥异的外地人，老师绝少干涉。
７７年底，中国开始恢复高考。学校开始转入正轨，以高考科目为教学重点，期望把耽误了十年的正规教育，用一两年的时间补回来。高中一年级１７岁时，我挑级参加１９７８年的高考，事后江苏省高考招生办特别给我来了一封信，热情鼓励了一番，但抱歉地说，为了照顾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的老三届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非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只有达到总分４００分，才允许跳级。这可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啊！
这次虽然未能跳级，但分数提醒我，如果我想通过高考实现我返回我所热爱的北京城梦想，考理科把握没有考文科大。在考试科目上，文科高考只是把理科的物理、化学，换成历史、地理，而历史、地理是我自幼喜爱的科目，日夜沉浸其中博览的闲书，尽是这两门。
来年高二，我上的这个末流民办中学，好像全校毕业班只有我一个学生要参加高考。校长找到我，说我们无力单为你这一个学生开班上课，准备高考，你就自学吧。你可以用学校的图书馆，那里很安静，上课时间就你一个人在那里。教室你就不用再回了，那里上的课程度太低，对你毫无意义。你也可以在家自学，来不来学校都无所谓。希望你好自为之，高考取得优异成绩，也为我们这所毫不起眼的民办中学争个光！
我完全靠自学，７９年高考破了４００分的大关。那年江苏省成绩过４００分的考生，据说文理科加起来仅几个人。７９年高考全国重点大学录取分数最低分是３２０分，普通大学最低录取分数是２２１分。北京大学在江苏录取分数线为３５０分。７９年是先高考，公布分数后考生再填报志愿。以我高高在上的成绩，任何全国文科大学、专业，任我挑！
大学录取，严格按照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的分数高低，择高录取，是最公正的录取。大学录取竞争，类如体育比赛，一战决高低。后来中国大学本科、研究生录取，搞推荐免试，种种社会活动、竞赛、体育加分，其实都是主持高考录取的机构，为了想送进但又担心考试成绩不过硬的自家与关系户的子弟。美国大学录取，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ＡＣＴ、ＳＡＴ成绩外，列了一大堆录取优惠待遇，诸如体育、课外活动、社会活动、义工、少数族裔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加分，最荒唐的竟有校友子女优惠制度（legacy），捐款者子女优惠制度，本质上是一样的路子。至于学生将来是否成人才，同是否上高校、上哪个高校，其实没有太大直接关系。
正式开学上课后，我们渐渐熟悉了我们这个五十来人的班，除了十来个往届生外，大多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两者年龄相差十岁左右。班上入学前有５年以上工龄的年纪大的同学，享受职工助学金；家庭生活困难的农村来的同学，以及小部分城市同学，发放人民助学金；城市来的大部分同学，生活费用自理。大学四年，国家没有收任何学费、杂费，免费住宿，完全是义务教育。
我们七九级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班，北大邮箱编号为７９１０，因此又称７９１０。班上的领导核心，一直是年纪大的同学担任。
左起王友琴，７９年全国高考文科状元，云南；王郑生，河南；贺绍俊，湖南；杨全，北京。均为五零后，王、杨退伍军人、党员；贺应该是北大入党。
大学一年级，班上组织春游，从清华园乘坐火车到八达岭观光古迹。
大概班上的活动都是由年纪大的同学引导，我们屋的人又偏偏尽是尚在青春期的六零后，逆反心理强，难免有青少年问题（teenage problem），鼓噪着要独树一帜，自己搞出些名堂。
那时中国的文学刊物很少，发表作品不易。７７、７８级高班的老大哥、老大姐，耐不住不能发表作品的寂寞与焦虑，在我们住的３２楼对面的北大出版社院墙上的公告栏，张贴自己手抄诗歌作品，引得饭后回宿舍的同学、路人，不时驻足观看。
我们４２６室的老大室长李景强，提议我们也编一本文学期刊，无缘出版就手抄，刊名《泉水》，采自当时收音机里最流行的歌曲《泉水响叮咚》，本屋作者外，还向班上其他六零后组稿，拉来了何拓宇、石冰、熊国盛等同学。这拨人年龄相仿，兴趣接近。
二十岁还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啥社会阅历也没有，能写出什么有份量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若干首诗歌吧。我们屋的赵仕仁书法最好，字迹如钢笔硬书法字贴，这第一期《泉水》，基本就由他誊抄了。年幼的雷荣贵声称尚写不出作品，但能写一笔好字，毛遂自荐帮赵仕仁誊抄大家的手稿。
刊物仅出此一期，好像没有大家期望的反响，后续就不了了之。但参与的这些六零后同学，后来就形成了比较谈得来的关系密切的小圈子。
开学后第一件让我苦恼的事，是堂堂北大，居然难以找到安静的地方看书。我对读书环境的要求很高，我阅读东西的时候，周围不能有任何噪音干扰，因为我看过的书是要记忆到脑子里的，用心读过后基本可以做到大致内容过目不忘。我们那十六平米的宿舍，狭窄得六个居民同时下地，连站着的空间都局促，在宿舍里自习，室友窃窃私语声不断，很难集中精神读进书。
后来我发现北大的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尽管理论上是按各班分配座位，实际上并非什么时间都会有该来的同学出现，尤其是进入北京寒冷冬天以后。图书馆的座位白天较松，晚上有同学来馆自习，索求其规定的座位，我可以再到图书馆附近晚上没有安排课的空教室自习。入北大没两个月，我基本上早上六点半起床，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四点一线，晚上十点回宿舍。整个大学四年都是如此，同屋里、班上的同学，见面有限。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号称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图书馆（９８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全亚洲高校图书馆第一。我们借出的一些首版图书，书后的借阅记录卡经常可以见到五四名人周树人（鲁迅）、胡适之（胡适）的签字。全国高校图书馆之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承担全国高校外文参考书的采购的任务，负责采编选送书目，然后由国家有关部门批外汇从国际图书市场上采购，书到了后，北京大学图书馆通常会扣留一本，因而其外文藏书品种非常齐全，基本上国际上的名著都可以找来借阅。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等于向我打开了世界之门，有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大学四年，我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泡在北大图书馆里，那是我最留恋的地方。
大学新生一年级，我还基本按部就班地上满各种课。但我很快就发现，任课教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基本上是课本和辅导材料上都有的东西。明明一个星期可以通读掌握的内容，教师竟然要拉拉扯扯地啰唆一个学期。大概一般学生没有教师的提示监督，很难读进课本里的内容，每星期上一两回课，循序渐进，一学期下来，知识就渐进掌握了。但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效率太低，简直是浪费时间！
我决定自二年级起，除了知识需连续性训练的英语、古代汉语两门语言类课，不再去课堂上任何专业课了。唯一连续听完的只有一门赵复三开的选修课《基督教史》。４９年中共建政后，赵复三一直以教徒身份任职国内基督教机构领导层，文革前夕他突然一改“宗教界进步人士”的形象，公开了秘密党员干部的身份，后官至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他是副部级干部，每周五下午来北大正门办公楼旁的一个大教室开选修课，司机把其乘坐的高级轿车就停在教室外门口路沿上。赵复三８９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正在法国巴黎任中国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公开表态反对中共镇压并向遇难者致哀，与中共政权决裂后居留国外，为中国出走级别最高的官员。后辗转海外教书，终老美国。
我日夜坐在图书馆博览中英文群书，根本不留意北大规定必修课程的内容，只是到学期末考试复习的那个星期，集中精神认真读、记一番，往往是考试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任课教师。考试成绩下来，成绩优良的往往不是每次上课都坐在前排认真听讲，勤做笔记的同学，而是我这种课堂上从不见踪影的人。有位开“民间文学”课的教师发现此问题，她考试那天手捧名单，挨桌核对考生的面孔与考卷上的名字，凡是生疏的就在名单上做上记号，无论考卷答对多少，都只给分数“及格”。同学们按她三字名字的谐音，快读成两字“缺德”。
我读北京大学本科四年的经验体会：所谓课堂教育，不过是为缺乏自主学习动力和能力的人而设，真正有激情追求知识、真理的人，按部就班去课堂听讲，实在是浪费大好青春时光。所以美国两代科技巨擘——创建微软公司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与创建脸书公司（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即便考进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也觉得循规蹈矩读下去就是浪费自己珍贵时间和机会，毅然决然辍学创立自己的事业。以为进了顶尖名校，就可以从授课老师那里学到什么绝技，日后可以跳龙门改换门庭发大财成大事，或者是从来没有进过名牌大学，想当然而已；或者是自己或子女进入名校，是其一生人生的最高点，沉溺其中，自欺欺人。
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博士，其研究机构的性质，让业务课完全自学，就非常对我的路子，如鱼得水。当然，我体会出的这套理论，也许只适合我自己，太太从来制止我向两个儿子灌输。
进入二年级，我们这伙六零后渐渐老油条起来，旷课成风。与我不愿在课堂浪费时间不同，他们是睡懒觉，早上起不了床。我们的年轻英语教师邵国栋，虽然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但曾被公派到英国进修过两年，一口牛津腔英语，《新概念英语》教得有声有色。他发现进入冬凉季节，班上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于是点名。点到石冰时，何拓宇随口应道：“石冰感冒发烧，不能来上课。”全然没有意识到上课铃声响过，石冰最后一刻溜进教室，猫在最后一排。邵老师见状大怒，把手里的课本、名单猛掷在地，说这课没法教了，扬长而去。后来也不知道何拓宇、石冰这两个难兄难弟如何赔礼道歉，摆平了这场罢教风波的。
北大规定体育课是必修课。除了田径、体操、球类运动外，北大还有两项涉水运动的独特便利——冬天到未名湖上学滑冰，夏天去东操场露天游泳池学游泳。令大家意外的是，同屋两个福建来的南方人，居然不会游泳！他们解释说，他们生活在闽北山区，都是溪流，水浅而急，较大面积的水塘、水库很少，游泳机会不多。我小学三年级十岁时就能通过北京市游泳池深水区资格考试——必须在十分种内，连续游泳两百米。白底蓝字的长方形深水合格证，缝在游泳裤上，可拉风了！我曾手把手地训练赵仕仁和雷荣贵游泳，他们学期结束时至少可以埋头一口气扑腾十几米，尽管把头挺出水面唤气还有些困难。
我们这伙六零后体育还行，我投掷铅球，何拓宇跳高，文弱的骆一禾短跑双腿交替的频率很快，系里的运动会均可以争到名次。
何拓宇跳高跃杆英姿
２０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同学摄影、网络）
长文分载。待续。
北大记忆——三剑客（一/八）
橡溪 (2025-05-30 06:23:11) 评论 (3) 我北京大学中文系７９级文学专业班三位同学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被感慨他们才华和命运的文章，赞叹为“北大三剑客”。
记忆中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照片上尽是黑白世界，满面青春笑容的他们仨，竟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草坪松衫旁，留下了一张五彩斑斓的合影。
左起：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１９６６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６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决定１９６６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７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１９７０年，全国大学实施“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上大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但因时间仓促，暂不全国统一试题、统一考试，采用各省自行命题、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１９７７年冬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５日，全国约有５７０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２７．３万人被录取，录取率４．７４％。由于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考题难易因省市而异，录取新生实际成绩不可能在同一水平线上，参差不齐。
１９７８年起，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报名、统一试题、统一考试、统一政策、统一招生录取。高考时间为７月２０日至７月２２日，回归正常的夏季。全国约有６１０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４０．２万人被录取，录取率６.５６％。
１９７９年，全国高考首次统一在７月７、８、９日三天举行。依考试时间安排顺序，理科是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政治、外语，文科是语文、历史、数学、地理、政治、外语，上下午各考一门。全国约有６４９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２８万人被录取，录取率４．３１％，为历年来最低。
文革后恢复高考，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被录取的这三级大学生，被称为“新三级”或“新三届”。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毕业的“老三届”中学生。
文革十年，闭关锁国，外语教育中断，对积压了十年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高考考生，考外语难如登天。国务院教育部体恤生情，网开一面，７７、７８年考生外语考试成绩，如果不是考外语专业，不计分，仅作参考；７９级，外语成绩只按１０％计入重点院校录取分；对普通院校招生，外语成绩只作参考。１９８０年、８１年、８２年，报考本科院校考生的外语考试成绩分别按３０％、５０％和７０％计入高考总分，从１９８３年起，外语成绩方才按１００％以原始分计入总分。
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其间停课闹革命，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招进来的学生毕业离校后，校园里一直没有正经的教学活动，七十年代推荐进来的工农兵学员，天天忙着搞政治运动，开门办学，住校不多，校舍从未修建。北京大学７７级新生，７８年春天入校；半年后，７８级秋季又入校。７９级又录取了两千新生，顿时校舍十分紧张。
７９年金秋九月，１８岁的我提着行李箱从江苏无锡来北京大学报到，新生接待站的两位中文系７７、７８级三四十岁的老生，将我领到３２搂４２６号房间，说：“这就是你未来四年的大学宿舍。”
那是一间约十六平米的筒子楼房间，水泥地上放了三张上下铺双层床，一侧两张床首尾相连，一端顶着连门的墙，另一端顶着连窗户的墙；另外一侧，一张床沿墙连着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另有一张长方桌，摆放在靠窗的两个双层床之间。屋里空荡荡的，无任何生活用品，有桌无凳。两位师兄说，要想有凳子坐，报到新生须缴交两块钱押金，到学生宿舍楼区正中的学校总务处，领一个方凳，毕业时还凳退押金。
他们指导说，新生入学第一件事是要赶紧去海淀镇的合作社去给自己买被褥、碗盆、毛巾牙刷、暖水瓶等日用品，然后借给我几块钱菜票、几斤面票、米票、粗粮票，说我们中文系是在学生第四食堂大饭厅就餐。
来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第一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为我们七九级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班开迎新会，王力领衔系里名望卓著的众教授致辞，热情祝贺、鼓励初入最高学府的我们新生。主持迎新会的系副主任，介绍完北大中文系的崇高学术地位后，特别把班上的全国文科高考状元王友琴介绍给大家，说你们这个班五十几位同学，来自全国除了新疆、西藏各内地省市区，即便不是每个都是当地的状元，至少也是榜眼、探花！
班上的五十二个同学，每个省最多出两个，近半只出一个，边远省区缺如，唯有北京市因为是东道主，人数极多，出了十三个，相应录取分数比外省市的生源低一些。
晚上回到宿舍，大家相互攀谈、介绍起来。同屋最年长的是李景强，河北丰润人，５８年出生；赵仕仁，福建永泰人，６０年出生；骆一禾，北京人，６１年出生；我，江苏人，比骆一禾仅小两天；刘宝明，陕西宝鸡人，６２年出生；雷荣贵，福建宁德人，６３年出生，最小，入学时仅１６岁。我们屋除了李景强，都是应届毕业生，大家一致推他这个老大哥做室长。
大家仿佛还沉浸在刚才系领导夸耀我们状元的兴奋中，对自己能从竞争如此激烈全国高考中，与年长自己十几岁的老三届考生同场竞争，大获全胜，自豪不已。７９年全国高考试题公认是历届最难的，六门考试，外语按１０％记分，满分总分为５１０分。高考结果，考生成绩总分能过４００分的极少，仅个别省市有个把，大部分省缺如。
李景强介绍说，比我们大十来岁的班上老大姐王友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老三届，文革时毕业作为知青下放到云南农场，从那里参加高考，以４５３分的成绩名列全国文科第一名。他让大家报各自的高考成绩，得知骆一禾是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来自高考名省福建的赵仕仁、雷荣贵，考分都很高。我报了自己的考分，说外语考了７８分，他们惊叹说，江苏不愧是高考第一大省，如果外语不是仅按百分之十计入总分，你应该才是全国高考文科状元啊！
７９年全国文科高考，英语考试是最后一科，安排在最后一天７月９日的下午。开考后不到半小时，考生因为答不出题，纷纷交卷走人，各教学大楼的教室，瞬间空空如也。被设为高考考场的整个中学，仅剩下我一个人仍在答卷。各教室的监考教师，闻讯皆跑到我考试的空荡荡教室，围了一大圈，默默观看我一个人伏笔急书，三十五度的盛夏高温下，挥汗如雨回答高考英语试题。
与同屋同学都是来自当地中学名校不同，我来自无锡一所民办无锡市十六中学，我那届除我外，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没几年它就改为职业学校了。７９年江苏省没有公布高考第一名成绩，但无锡市公布我是市文科第一名，刊文在当地政府机关报《无锡日报》上。十六中的吴校长在市里高考总结大会上，非常得意地夸耀说：“你们一中、两（江浙人把二做两）中是重点中学，送上了一大批大学生；我们十六中是垃圾学校（指犯事进监狱的学生多），只送上一个，却是状元！”
７５年初，１４岁的我随军籍父亲的调动，从北京来到江南小城无锡市。号称小上海的无锡，同首善之地的京师相比，非常原始落后，大街上的男厕所，竟是无墙遮挡、成排背对马路撒尿之所。父亲计划送三个孩子去无锡最好的第一中学，姐姐和我嫌它离家太远，步行单程要半个多小时，就选择离驻军大院不远的无锡市第十六中学，哥哥去了一中。十六中是民办中学，地处无锡市边缘的西门水沟头，校园破烂，教学楼的楼梯、走廊都在室外，风雨无阻，与一中苏联式样红砖教学大楼，天壤之别。一中的生源基本是无锡当地有一定地位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弟，而我上的十六中，生源基本是城区工人、市民和城郊菜农的子弟。姐姐和我最受不了是每星期要让我们交肥，即把家里的生活垃圾，主要是烧煤球剩下的煤灰，带到学校，帮助菜农子弟的公社积肥种菜。我们住在军营里，三顿饭均由军队伙房料理，哪里会有煤炉渣这种东西！
从说普通话的北京到说吴方言的无锡，转学第一天，我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这个民办中学教师的无锡土话。不过半年后，我已经能听懂当地人说的每一个字，以至后来在北京、美国的聚会场合，上海人发现我这个说北京话的人，竟然把他们评头论足的议论听得明明白白，不免面露惊讶、尴尬之色。
那时是文革后期，遵循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开门办学的规定，中学每学期一个月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学军，课堂教学没有几天。物理课讲三机一泵——柴油机、拖拉机、电动机、水泵，将工农业机械技术纳入于理科课程之中，为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分配上山下乡打好基础。
见学校课堂上学不到什么知识，父亲就鼓励我们自学成才，特别给哥哥在无锡市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让我们可以借大量的课外书阅读。７７年哥哥高中毕业到新疆核实验基地当兵，我继承了他的借书证，每天背一大书包课外书到教室，上课时埋头自己读。我从小就是大个子，永远坐在课堂的最后一排，又是口音迥异的外地人，老师绝少干涉。
７７年底，中国开始恢复高考。学校开始转入正轨，以高考科目为教学重点，期望把耽误了十年的正规教育，用一两年的时间补回来。高中一年级１７岁时，我挑级参加１９７８年的高考，事后江苏省高考招生办特别给我来了一封信，热情鼓励了一番，但抱歉地说，为了照顾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的老三届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非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只有达到总分４００分，才允许跳级。这可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啊！
这次虽然未能跳级，但分数提醒我，如果我想通过高考实现我返回我所热爱的北京城梦想，考理科把握没有考文科大。在考试科目上，文科高考只是把理科的物理、化学，换成历史、地理，而历史、地理是我自幼喜爱的科目，日夜沉浸其中博览的闲书，尽是这两门。
来年高二，我上的这个末流民办中学，好像全校毕业班只有我一个学生要参加高考。校长找到我，说我们无力单为你这一个学生开班上课，准备高考，你就自学吧。你可以用学校的图书馆，那里很安静，上课时间就你一个人在那里。教室你就不用再回了，那里上的课程度太低，对你毫无意义。你也可以在家自学，来不来学校都无所谓。希望你好自为之，高考取得优异成绩，也为我们这所毫不起眼的民办中学争个光！
我完全靠自学，７９年高考破了４００分的大关。那年江苏省成绩过４００分的考生，据说文理科加起来仅几个人。７９年高考全国重点大学录取分数最低分是３２０分，普通大学最低录取分数是２２１分。北京大学在江苏录取分数线为３５０分。７９年是先高考，公布分数后考生再填报志愿。以我高高在上的成绩，任何全国文科大学、专业，任我挑！
大学录取，严格按照全国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的分数高低，择高录取，是最公正的录取。大学录取竞争，类如体育比赛，一战决高低。后来中国大学本科、研究生录取，搞推荐免试，种种社会活动、竞赛、体育加分，其实都是主持高考录取的机构，为了想送进但又担心考试成绩不过硬的自家与关系户的子弟。美国大学录取，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ＡＣＴ、ＳＡＴ成绩外，列了一大堆录取优惠待遇，诸如体育、课外活动、社会活动、义工、少数族裔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加分，最荒唐的竟有校友子女优惠制度（legacy），捐款者子女优惠制度，本质上是一样的路子。至于学生将来是否成人才，同是否上高校、上哪个高校，其实没有太大直接关系。
正式开学上课后，我们渐渐熟悉了我们这个五十来人的班，除了十来个往届生外，大多数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两者年龄相差十岁左右。班上入学前有５年以上工龄的年纪大的同学，享受职工助学金；家庭生活困难的农村来的同学，以及小部分城市同学，发放人民助学金；城市来的大部分同学，生活费用自理。大学四年，国家没有收任何学费、杂费，免费住宿，完全是义务教育。
我们七九级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班，北大邮箱编号为７９１０，因此又称７９１０。班上的领导核心，一直是年纪大的同学担任。
左起王友琴，７９年全国高考文科状元，云南；王郑生，河南；贺绍俊，湖南；杨全，北京。均为五零后，王、杨退伍军人、党员；贺应该是北大入党。
大学一年级，班上组织春游，从清华园乘坐火车到八达岭观光古迹。
大概班上的活动都是由年纪大的同学引导，我们屋的人又偏偏尽是尚在青春期的六零后，逆反心理强，难免有青少年问题（teenage problem），鼓噪着要独树一帜，自己搞出些名堂。
那时中国的文学刊物很少，发表作品不易。７７、７８级高班的老大哥、老大姐，耐不住不能发表作品的寂寞与焦虑，在我们住的３２楼对面的北大出版社院墙上的公告栏，张贴自己手抄诗歌作品，引得饭后回宿舍的同学、路人，不时驻足观看。
我们４２６室的老大室长李景强，提议我们也编一本文学期刊，无缘出版就手抄，刊名《泉水》，采自当时收音机里最流行的歌曲《泉水响叮咚》，本屋作者外，还向班上其他六零后组稿，拉来了何拓宇、石冰、熊国盛等同学。这拨人年龄相仿，兴趣接近。
二十岁还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啥社会阅历也没有，能写出什么有份量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若干首诗歌吧。我们屋的赵仕仁书法最好，字迹如钢笔硬书法字贴，这第一期《泉水》，基本就由他誊抄了。年幼的雷荣贵声称尚写不出作品，但能写一笔好字，毛遂自荐帮赵仕仁誊抄大家的手稿。
刊物仅出此一期，好像没有大家期望的反响，后续就不了了之。但参与的这些六零后同学，后来就形成了比较谈得来的关系密切的小圈子。
开学后第一件让我苦恼的事，是堂堂北大，居然难以找到安静的地方看书。我对读书环境的要求很高，我阅读东西的时候，周围不能有任何噪音干扰，因为我看过的书是要记忆到脑子里的，用心读过后基本可以做到大致内容过目不忘。我们那十六平米的宿舍，狭窄得六个居民同时下地，连站着的空间都局促，在宿舍里自习，室友窃窃私语声不断，很难集中精神读进书。
后来我发现北大的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尽管理论上是按各班分配座位，实际上并非什么时间都会有该来的同学出现，尤其是进入北京寒冷冬天以后。图书馆的座位白天较松，晚上有同学来馆自习，索求其规定的座位，我可以再到图书馆附近晚上没有安排课的空教室自习。入北大没两个月，我基本上早上六点半起床，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四点一线，晚上十点回宿舍。整个大学四年都是如此，同屋里、班上的同学，见面有限。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号称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图书馆（９８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全亚洲高校图书馆第一。我们借出的一些首版图书，书后的借阅记录卡经常可以见到五四名人周树人（鲁迅）、胡适之（胡适）的签字。全国高校图书馆之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承担全国高校外文参考书的采购的任务，负责采编选送书目，然后由国家有关部门批外汇从国际图书市场上采购，书到了后，北京大学图书馆通常会扣留一本，因而其外文藏书品种非常齐全，基本上国际上的名著都可以找来借阅。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等于向我打开了世界之门，有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大学四年，我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泡在北大图书馆里，那是我最留恋的地方。
大学新生一年级，我还基本按部就班地上满各种课。但我很快就发现，任课教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基本上是课本和辅导材料上都有的东西。明明一个星期可以通读掌握的内容，教师竟然要拉拉扯扯地啰唆一个学期。大概一般学生没有教师的提示监督，很难读进课本里的内容，每星期上一两回课，循序渐进，一学期下来，知识就渐进掌握了。但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效率太低，简直是浪费时间！
我决定自二年级起，除了知识需连续性训练的英语、古代汉语两门语言类课，不再去课堂上任何专业课了。唯一连续听完的只有一门赵复三开的选修课《基督教史》。４９年中共建政后，赵复三一直以教徒身份任职国内基督教机构领导层，文革前夕他突然一改“宗教界进步人士”的形象，公开了秘密党员干部的身份，后官至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他是副部级干部，每周五下午来北大正门办公楼旁的一个大教室开选修课，司机把其乘坐的高级轿车就停在教室外门口路沿上。赵复三８９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正在法国巴黎任中国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公开表态反对中共镇压并向遇难者致哀，与中共政权决裂后居留国外，为中国出走级别最高的官员。后辗转海外教书，终老美国。
我日夜坐在图书馆博览中英文群书，根本不留意北大规定必修课程的内容，只是到学期末考试复习的那个星期，集中精神认真读、记一番，往往是考试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任课教师。考试成绩下来，成绩优良的往往不是每次上课都坐在前排认真听讲，勤做笔记的同学，而是我这种课堂上从不见踪影的人。有位开“民间文学”课的教师发现此问题，她考试那天手捧名单，挨桌核对考生的面孔与考卷上的名字，凡是生疏的就在名单上做上记号，无论考卷答对多少，都只给分数“及格”。同学们按她三字名字的谐音，快读成两字“缺德”。
我读北京大学本科四年的经验体会：所谓课堂教育，不过是为缺乏自主学习动力和能力的人而设，真正有激情追求知识、真理的人，按部就班去课堂听讲，实在是浪费大好青春时光。所以美国两代科技巨擘——创建微软公司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与创建脸书公司（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即便考进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也觉得循规蹈矩读下去就是浪费自己珍贵时间和机会，毅然决然辍学创立自己的事业。以为进了顶尖名校，就可以从授课老师那里学到什么绝技，日后可以跳龙门改换门庭发大财成大事，或者是从来没有进过名牌大学，想当然而已；或者是自己或子女进入名校，是其一生人生的最高点，沉溺其中，自欺欺人。
我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博士，其研究机构的性质，让业务课完全自学，就非常对我的路子，如鱼得水。当然，我体会出的这套理论，也许只适合我自己，太太从来制止我向两个儿子灌输。
进入二年级，我们这伙六零后渐渐老油条起来，旷课成风。与我不愿在课堂浪费时间不同，他们是睡懒觉，早上起不了床。我们的年轻英语教师邵国栋，虽然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但曾被公派到英国进修过两年，一口牛津腔英语，《新概念英语》教得有声有色。他发现进入冬凉季节，班上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于是点名。点到石冰时，何拓宇随口应道：“石冰感冒发烧，不能来上课。”全然没有意识到上课铃声响过，石冰最后一刻溜进教室，猫在最后一排。邵老师见状大怒，把手里的课本、名单猛掷在地，说这课没法教了，扬长而去。后来也不知道何拓宇、石冰这两个难兄难弟如何赔礼道歉，摆平了这场罢教风波的。
北大规定体育课是必修课。除了田径、体操、球类运动外，北大还有两项涉水运动的独特便利——冬天到未名湖上学滑冰，夏天去东操场露天游泳池学游泳。令大家意外的是，同屋两个福建来的南方人，居然不会游泳！他们解释说，他们生活在闽北山区，都是溪流，水浅而急，较大面积的水塘、水库很少，游泳机会不多。我小学三年级十岁时就能通过北京市游泳池深水区资格考试——必须在十分种内，连续游泳两百米。白底蓝字的长方形深水合格证，缝在游泳裤上，可拉风了！我曾手把手地训练赵仕仁和雷荣贵游泳，他们学期结束时至少可以埋头一口气扑腾十几米，尽管把头挺出水面唤气还有些困难。
我们这伙六零后体育还行，我投掷铅球，何拓宇跳高，文弱的骆一禾短跑双腿交替的频率很快，系里的运动会均可以争到名次。
何拓宇跳高跃杆英姿
２０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同学摄影、网络）
长文分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