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工作以后,大家都住在筒子楼,各忙各的。
年轻人嘛总会有些追求和梦想。不久听说,外国语教研室为教师们专门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讲座/补习。俺也兴致冲冲地跑去听课。外语老师问,你是谁推荐来的?没人推荐啊,我听说开课就来了。
环顾左右,来的几个人都是各类实权领导,学阀们的门生故吏。靠,学个English又不是上梁山泊落草为寇,还要有柴大官人书信?
那个补习班后来散了。然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被送到外语学院进修,又有人被送往欧美国家进修深造。
我小心翼翼地问教研室主任,怎样才可能达到人家那样的“人才”标准?主任不耐烦地说,别想那么多啦,还是专注本职工作吧。
1992年春夏我在忙着办理赴美留学签证。筒子楼里有一位学校的年轻红人,组织上各种的培养呵护。他要随中国代表团到巴塞罗那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公家提供西装,但没有运动服。
红人向我借一套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两周以后,他来我家归还运动服。我问他此行如何,留美申请有无进展?他说接触了几名米国教授,教授们对他印象不错,他属于待价而沽的状态。
临出门时我告诉他,我下个星期要去米国读研啦(那时候自费留学都要悄悄进行,不敢声张)。
红人吃惊地说,没看出来你好厉害呀!俺说,真人不露相,随随便便就看出来了,那还是真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