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读了七年中学 （6）一生最好的朋友李小怀

     二、我读了七年中学

（6）一生最好的朋友李小怀

1958年，我在首义路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刚刚创办的与华中师大一附中（以下简称华师一附中）一墙之隔的湖北大学附中。

一年后，仅有两个班学生的湖大附中被合并到华师一附中，我被分到二班。后来，与班上的李小怀、杨利生和郭进军成了好朋友。郭进军家住学校附近的湖北省高级法院宿舍。我们三人住在初中男生宿舍楼。（下图是我们当年读书时，华师一附中的俯瞰图。右边中间两栋的前面一栋是女生宿舍，后面一栋是初中男生宿舍。右下角那一大栋是学生食堂。它的前面是教师宿舍。右上角是高中男生宿舍。操场左边从下到上依次是学校行政楼和大礼堂、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



当时，我们只知道班上有很多同学是“东湖八一子弟学校”保送来的军队干部子弟，还有一些同学是从“水果湖小学” 保送来的地方干部子弟，他们也从不在同学中说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们也没有谁问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那个年代中学同学之间，不是看谁的爸爸是“李刚”，能玩得一起，最后成为好朋友，也许只有“缘分”一说了。

我的父亲种了一辈子香花，我就是一个“花农”的儿子。后来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中学的三位好朋友都是“高干子弟”，用当下的说法都是真正的“红二代”。但是，当时年少懵懵懂懂，实在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多大的官。

读初中三年级时，正赶上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没有饭吃，住校学生就更艰难了。我的父亲在五六十年代，种花之余，还养过猪，那时父亲养猪就是为了存点钱好过年。每天起五更赶到武昌起义门附近的一家豆制品店，去买豆渣回来喂猪。常来常往，与那个店的老板就非常熟了。三年困难时期，那位老板只要偶尔搞到黄豆做一次豆腐，一定要给我父亲留一点豆渣。那就不是买来喂猪了，而是拿回家，在柴火灶上炒好后，就是全家的一餐佳肴啊！每次妈妈都要我带一点给住校的李小怀他们吃。小怀在2014年写的中学生活回忆文章中说：“李培永的妈妈把以前喂猪的豆渣用油、盐、葱花炒好带给大家吃，确实非常好吃。虽是猪饲料，可我们没有丝毫的不快和忌讳。”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

 

一张老照片，杨利生和我站在后面,还有李小怀和郭进军坐在前面。初中毕业后，我们四个好朋友都考取了母校高中，而且都分到了二班，班主任是唐启金老师。

现在也记不清，为什么我们四人于61年12月2日，一个周末的下午放学后，去照相馆留下这张合影。是为了逝去的少年时代吗？也许更可能是为了纪念我们同步跨入了青年时代吧！

从高一开始，我和小怀住在高中男生宿舍一楼；郭进军家住在首义路与张之洞路交叉口的高级法院宿舍，走路十几分钟就到学校了；杨利生家住在水果湖张家湾，乘一路电车，从大东门站到水果湖终点站，下车就到家了。

读高中时，我和小怀住在同一间寝室。有一次，他感冒了，没有到教室去上晚自习。快下晚自习时，谭亦丹问我：“小怀怎么没有来上自习啊？”我告诉她，小怀感冒了,在宿舍休息。当天晚上熄灯铃后不一会儿，就听到走廊传来女高音：“小怀！李小怀!”小怀急忙叫我赶快开门答应，他说：“谭亦丹妈妈来了！”

谭亦丹的妈妈带着一位军医进寝室了，她走到小怀床前，摸摸小怀的头，让那位军医给小怀量一量体温，问校医来看过没有，吃过感冒药没有。就像妈妈那样心切细致、那般温柔体贴。临别时还再三嘱咐小怀，“一定要按时服药。周末到我们家来，好好给你补一补身体。”原来，谭亦丹的父亲时任武汉军区政委，与小怀的的父亲是老战友。战友情深，荫庇子孙，可见一斑！

还记得1964年，小怀考取了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以下简称“西军电”），离开武汉之前，曾悄悄地对我说：“李培，你还没有坐过小汽车吧？哪天有机会，我要带你坐着小车逛武汉三镇！”

真没有想到，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他的爸爸于1968年初，从广州军区调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有一天，下午快放学时，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开进我们水厂路中学，当时正是课间休息时间，李小怀一下车，他那一米九多的高个子，就引来学生围观，还有调皮又胆大的站到他身边，仰起头来看他有多高。我们一见面，他说：“李培，走！逛武汉三镇去！”原来，他回武汉休假，特地来请我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当时，他的爸爸妈妈住在武昌小洪山，我们从硚口区经江汉桥、穿过汉阳、上长江大桥后，一条路直奔小洪山，不到半小时就逛了武汉三镇。老朋友真是一诺千金啊！让我第一次坐着小车逛武汉。

晚饭后在客厅聊天，李伯伯当时分工负责“支左”工作，特别关心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和“军宣队”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临别时，高阿姨一定要小怀去拿几个芒果给我带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尝一尝。再三嘱咐：“以后不论小怀在不在家，你都要经常来啊！”

记得是那次与小怀见面不久，他回西军电后，有一天我去他家。高阿姨问我：“你最近收到小怀的信没有？”那个年代远程书信往来，是唯一通讯联络方式。

“没有。”

“怎么回事呢？我们给他写信、汇款，都没有回信。”高阿姨焦急地自言自语。

过后不久，小怀在李伯伯和高阿姨的关照下，回武汉了。

我们见面才知道，他们宿舍有个同学到“军宣队”举报了他，说他经常在熄灯铃后，躺在床上散布“反动言论”。因此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与外界中断了一切联系。

他的“反动言论”，一条是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之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大家在七嘴八舌议论时，他随口说了一句：“将来黄永胜倒了，下面又是一大帮要倒。（不幸而言中）”；另一条是私下与同学抬杠时，也是话赶话随口说的。他们两个人的字都写得不好，但都说自己的字写得好。他随手指着墙上的一幅字随口一说：“我是没有名，如果有了名，我的字也可以在全国满墙挂。”那幅字就是林彪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小怀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在西军电“军宣队”三番五次电报催促之下，准备回西安了。李伯伯与他谈话时，特别叮嘱：“第一，要相信自己！相信党！第二，要实事求是，自己错了可以检讨！没有错不要给自己上纲上线！第三，不要为了减轻自己的问题，而乱说别人！”审查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兰州军区通讯团。因为档案中有“反动言论”记录，虽然各方面都很积极努力，却一直被组织考验了三年才解决了入党问题。

1980年，我调回母校后，住武昌千家街；杨利生也调回湖北省统计局，任办公室主任，家住水果湖；郭进军和李小怀都在北京工作，但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还是住在武昌。

1986年2月6日，几年不见的小怀，大清早到武昌站，一下火车，就到我家来告诉我：“这次出差广州，返京途中回家过个年，请你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我还邀了郭进军、杨利生。”

这是我们几个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的好朋友，高中毕业二十二年后的第一次聚会。

第二天中午，李伯伯和高阿姨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我们。李伯伯给我们每个人一杯茅台酒，我们赶紧起身共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春节快乐！只见李伯伯非常高兴地一口就干了，我们几个人都不会喝酒，只能抿一口表示一下敬意。我们边吃边聊，一席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饭后，李伯伯和高阿姨请我们到客厅喝茶聊天。

李伯伯乘着酒兴，谈笑风生。他当时是中央后补委员，经常去北京参加会议。对一些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他笑谈《会议简报》，说：“我如果在小组会上发言，讲武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会议简报》马上就刊登出来，‘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说……’，如果要说现在武汉的问题，《会议简报》上面就看不见李化民了。哈哈！”

两老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上楼休息去了。

我们几个老朋友聊了两三个小时，还不尽兴，就去水果湖杨利生家继续聊天。



（左起李小怀、郭进军、李培永、杨利生。1989年2月7日下午在利生家客厅喝茶聊天。）

往事真的并不如烟。

李小怀从小就在学校独立生活，小学在武汉东湖八一小学住校，中学六年在华师一附中住读，不仅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而且锤炼了独立思考能力，但是，不论对人对事都是直言相告，不善世俗为人处世之道，既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心。有人说，人是有磁场的，心善品正的好人是相互吸引的。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缘吧！

小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李培永与我的友谊，只说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交情之深了。我家在外地，他的家在武昌火车站旁边。他的父亲是花农，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从初二到高三，几乎每学期结束，上火车前，把被子、床单背到他家。他妈妈为我浆洗，为我做一顿饯行饭。回来时，下了火车，到他家吃一顿迎客饭，然后背上干净、用米汤浆洗过的被子回学校，他父母对我的恩情，我永世不忘。”

想起了我休学后重读高二时，与一位女同学开始有初恋的苗头时，也是在我们几个好朋友课余聊天时，小怀善意地、直言不讳地告诫我：“你要小心哟！不要跑在时间前面去了！”

我们几个老朋友，还有小怀正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小弟，在客厅边喝茶边聊天，海阔天空，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我环顾一圈后发现在座的没有一个当官的。我当百姓理所当然，他们几个都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呀！

李小怀后来在同学聚会时，戏说自己一生是“普通人一个：是党员，没有进入三梯队；是军人，没有授衔，属文职；是工程师，没有高级二字；是领导，没有大于小组长。”后来，大家归纳了一条。就是生性太直，做实在人，说实在话，动辄得罪领导的结果。

他们非常关心母校的教育教学情况。我告诉他们，许多我们当年读书时的好传统，比喻让高中优秀学生团员对口（高一对初一）辅导初中学生，不仅得到传承，而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至于教学改革，不仅有领先全国的语文、数学实验的辉煌成果，而且各科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学生思维积极，发言踊跃。我以为现在的学生比我们读书时更聪明更能干。我的语文课代表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省作协《长江》的主编田野看后，认为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学生生活的好作品，正在指导该生修改，准备公开发表（1988年第三期《长江》）。

小怀的弟弟听说我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问我：“你真是这样上课的吗？”“当然”。随后我讲了大型公开  课《孔乙己》学生讨论“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时的情况。他由衷地说：“你可以当特级教师了！”借他的吉言，五年后真当特级教师了。

 1989年6月5日下午，武汉交通瘫痪了。我从武昌大东门走到小洪山小怀家，不一会，杨利生也来了。我们在小怀家吃完晚饭后，李伯伯在客厅给小怀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小怀当时住在北京军博附近的总参通讯部宿舍，他是总参通讯部的文职工程师。李伯伯后来只好用军线接通了小怀家的电话。

李伯伯：“你们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小怀：“北京全乱套了！情况非常复杂，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伯伯：“你家冰箱里有多少吃的东西呀？够不够你们一家三口吃一个礼拜？”

小怀：“够吃一个礼拜。”

李伯伯：“那就好了！你们都不要下楼，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李伯伯放下电话，长叹一声。

我不合时宜地问李伯伯：“你跟赵紫阳总书记在广州共事那么多年，他有问题吗？”

“哎！你们不懂政治啊！”李伯伯说完，就与高阿姨出门散步去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伯伯的老毛病——哮喘发了，在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只好去广州陆军总医院住院治疗，还是治不好。

恰逢李伯伯创建的44军132师的时任师长，去看望老首长，建议他去海南看看，也许可以治愈他的老毛病。

于是，李伯伯和高阿姨一行就到了海口，住在海南军区招待所。住下不久，哮喘病竟然不治而愈。老人家听说我所在的海南农垦中学，在海南军区招待所旁边，就让秘书联系我，一定要到我家里来看看我们一家。我再三请老人家让我们晚辈，去招待所看望两老，他一定要来农垦中学，实在却之不恭，就在家里敬候两位老人家。

我们当时住在农垦中学高级教师宿舍四楼，没有电梯。我和秘书再三劝老人家不要上楼了，就在学校转一转，然后去学校一楼接待室坐一坐。老人家一定要上楼到家里去看看。说完，他就先上楼去了。到家里还没有坐下来休息，就从客厅走到里面，看了主卧看次卧，走进书房看我的藏书，仔细看了挂在墙上的刘国正先生的题写的条幅，最后还去看看餐厅和厨房。一间一间房仔细看了一遍，才回到客厅坐下来。



（李化民伯伯与高阿姨在海南农垦中学我家客厅）

李伯伯笑着说：“你们看看，我今天蛮好呀！一点都不喘！还是海南好啊！我看培永这一步走对了！”

接着问我：“小怀来过吧？”

“刚建省不久就来过，而且到我们农垦总局通讯站，联系过有关通讯业务。郭进军也来过海口，他们邮电部研究所，计划来海南做相关的无线通讯业务。

1995年，农垦总局林诗銮副局长，计划做桂林洋农场“上市”。他说我的人脉资源比较丰富，请我找懂行的朋友来帮他一下。我马上就想到乐于助人的杨利生，跟他一说，果然就找到了几位“懂行”的朋友。应林副局长的邀请，利生带着那几个朋友，到桂林洋农场实地考察、了解有关情况。差不多花了两周时间，为桂林洋农场，做好了上市资料的相关准备工作。利生得空到农垦中学来我家，像李伯伯一样看了看我们家的三室两厅，就在这个客厅与我们聊天，还弹了一首钢琴名曲。

“好啊！你们几个好朋友要经常联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谢谢李伯伯，我们几个好朋友这么多年来，一直经常有联系。我每次出差到北京，小怀、郭进军，还有一个在中央做机要工作的老同学刘先旭，一定要聚会的。”

“好！你们现在交通发达，通讯先进，联系起来也方便。要珍惜友情啊！”

李伯伯是创建132师的首任师长，这次到海南，还特地去五指山部队驻地，看了看他创建的钢铁之师。

2002年8月，李伯伯去世之后，小怀特地来海南，让我陪他一起上五指山，去132师驻地住了三天，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在该师历史资料陈列馆，我们瞻仰了李伯伯年轻时的戎装英姿，认真阅读了132师的战史。李伯伯率部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的辉煌战绩，让我们深受教育。

因了与李小怀中学同学六年，又因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他的爸爸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让我得以走进共和国开国将军之家，经常零距离接触老红军，虽然，那个年代解放军官兵着装都是一样的，两面红领章挂两边，一颗红星头上戴，但是，老将军那魁梧的身材，那慈祥的笑容，言谈举止无不展现出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的风采！

那个年代的党的高级干部，虽然身居高位，但是真的始终不忘初心，不仅自己与普通老百姓鱼水情深，还要求自己的子女与百姓子女同甘共苦。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珍惜，更难忘这份学友情和朋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