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其人其事

结识老孙是在旧金山的“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卅周年”的活动中。我们都参加了大合唱。我们这组十来个人在刘老师家练唱，孙G就是组中人之一。刘老师文革前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其老公不仅是清华大学高材生，还是清华文艺社团的男高音。刘老师夫妇指导着我们这群老知青。每星期聚在一起练唱。我的朋友weiwei与老孙是老相识，他们在刚来美国时曾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英语，有不少共同认识的人，因此我也很快与老孙相熟，相处得更加随意。

在湾区的这群人中，大都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也有一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里“辉煌”。老孙体格健壮，高大，听口音就是白山黑土那疙瘩的，他创办了一家保安公司，我在湾区的许多活动中都见到过老孙及他公司的保安，佩枪巡视着。

我们同当过知青，当年的许多血泪往事，说起来仍历历在目，虽说大家来自天南地北，但知青这个标签，成为我们的聚焦点，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知青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造就了一代人，而这代人，确实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活动结束后，我们仍时时相聚，春节时大聚会，带着各自拿手的美食，表演独唱、舞蹈、小品等，欢乐融融。

平时每个周末我们都爬山，各个公园的山均有涉足。健行四五个小时后，有时就在公园里的野餐桌上支上煤气炉，开烤大吃，有时就到住在附近的驴友家中聚餐。我记得曾在青家吃馄饨，在我家吃炸酱面，在老孙家吃饺子，听老孙讲他和俄罗斯作贸易的智斗史。

记得有一次爬山后聚餐，青到老孙的车后厢里取东西，回来后大惊小叫，说在车里发现了一支枪，老孙说他有执照，有法律许可。我们大家也都笑话青。



爬山后的照片，右二是老孙

我有个北京朋友-小陈，他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足足呆了十一年，种过橡胶，修过水库，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再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直至他到柏克利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学习进修。他和我说：这时才明白真正的近代史是什么，才知道民主自由的真实含义。

我邀请小陈加入了我们的爬山队伍，谁知他也和老孙是旧识。老友相见，相谈甚欢。

小陈说他和老孙三观相同，在很多问题上均有共识，是交心的好友。于是从小陈那儿，我才听到老孙的故事。

老孙生于1947年，（他和群里另一人同岁）。1966年文革开始时，老孙正是沈阳一所中学的高三毕业生。他到北京串联时，在“中学文革报”上读到了遇罗克写的“出身论”，非常赞同遇罗克的观点。于是孙G通过报纸结识了遇罗克並成为战友。

文革以后出生的人，由于封锁，很多人不知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遇罗克是北京人，原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一九六七年一月，他撰写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由于这篇文章，遇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年仅二十七岁。

中国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在他的《夜读遇罗克》一文中写道：“最早知道《出身论》这名目还是在三十年前，读了辗转传来的一份皱巴巴的红卫兵小报，当时记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鸣的。《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为它而撕裂般地嚎啕不止！”



遇罗克的《出身论》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它为什会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那样的反响？林贤治先生寻访了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希望能让历史的真相渐渐清晰地再现于公众面前。他访问了在美国修读生物化学专业的郑红丹女士。郑红丹女士的姐姐郑晓丹文革中因为赞同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被毒打致死，当时只有二十岁。详细情况记录在多年前中国大陆很多读者所熟悉的、张守仁和张扬合写的《魂兮归来》一文中，现在在美国洛杉矶的郑红丹女士回忆起她和姐姐第一次看到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时的情景。

郑红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很冷，大概已经数九了，我们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一份小字报，就是《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后来我们知道作者是遇罗克。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动我们的心，我和我姐姐觉得这才是替我们说话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先生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



（网络照片）

遇罗克的文章也引起了老孙的共呜，他认为遇罗克的文章本质上就是一句话：平等。他的话语与人类的整个文明结合起来了，因为他用了“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这些人佩服遇罗克绝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冲动,而确实是因为他思想的魅力。

老孙和遇罗克因思想相近而成为朋友。1968年一月，老孙来到北京，又一次去遇罗克家时，正正碰上遇罗克被捕。

文革期间，根本没有任何法律，大街上到处刷着“砸烂公检法”的大字标语，遇罗克就是在这种暴力中被捕的。老孙看到这种暴行，气愤填膺，血气方刚正值青春的老孙，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其结果是：老孙被一起抓走了。

1970年，遇罗克被处于死刑，而老孙，被判以十年徒刑。罪名呢？没有罪名，仅仅是遇罗克的同情者吧。

老孙在獄中呆了十年，十年中，他的一位高中女同学经常去探望他，送去日用品和书籍，送去关心。那时，他们並不是男女朋友，她是他的高中同学，是一位高干子弟，其父是当年沈阳市委的高级领导干部，她佩服老孙的人品和勇气，她整整等了老孙十年，（可以想象这十年的背后，她遇到是何种艰辛）。直至八十年代，老孙出獄並被平反，他们结婚了。

（我不用写任何赞美孙太太的话，相信读者会有最真实的感动和最美好的赞美。只有一句话：这才是真善美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孙来到了美国，其后妻女也来到了美国。老孙考取了一系列执照，並创办了一家保安公司。

后来随着群里人来来回回的变动，我们爬山和聚会的日子也越来越少，慢慢大家只是偶尔联系。只是听说老孙买了一家农场，过着“劈柴喂马”的田园生活，倒是很让人羡慕。

疫情期间，我忽然收到晓春的短信，（晓春是北京知青，去内蒙插队，曾是乌兰牧骑队员，以醇厚迷人的嗓音演绎了无数动人歌曲，曾是著名独唱演员。她曾为老孙的公司作过审计，和老孙很熟悉）。她问我听到过有关老孙的消息吗？听说老孙出事了。我很吃惊，已经好几年没有和老孙联系了。随后晓春又发给我一张当地报纸的消息。报道说警察接到报警：一名农场主在制止发狂的疯牛时，受到攻击，警察击毙了这头狂牛。农场主已经过世了。

因为疫情，老孙女儿说不办追思会了，老孙就这样走了，我们都没来得及告别。只是送去安慰给老孙家人。

（这件事带给我的后遗症是：带着财宝踏青时，看到牛群在步道附近，我就抱起财宝，不敢动了。有时会等二十多分钟，看到牛群慢悠悠地走开，我才敢抱着财宝逃离。）

写下这篇文字，纪念我们的朋友：永远的老孙。愿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