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制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二)

百竹谈今论古之一

2024/10/1

先讲一个小故事:当年读书的时候,需要用一个小录音机录教授的课,供自己复习时使用,为了爱国,用实际行动买了一台国产货,用了一年左右,坏了,摇起来叮当响,之后再买东西,在大我和小我之间,毫不犹豫地买了对我最有利的产品,不管它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人性中的原动力就是自利。自私自利在中文语境下是贬义词,以致于英文中的self-interest, self-preservation, privacy难以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概念。比如隐私在中文的语境中是有见不得人的丑事的贬义含义,而比较接近的翻译“个人空间”又在中文语境中不存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这一原动力的驾驭上,驾驭得好,就是威力强大的原子弹、核电站,驾驭得不好,就让这种原动力互相冲突、抵消,让一个社会千年不变地原地踏步,分分和和,周而复始地在贫穷落后中循环。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两种制度的区别,再讲一个笔者儿童时代读的一则故事:有一天一位智者看到两个年轻人骑着马慢悠悠地赶路,他不解,于是问他们缘故,年轻人回答他们在比谁的马更慢,智者听了哈哈大笑,将二人招至身边,暗授机宜,只见二人迅速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地结束了比赛,胜负立等分明。智者所授是何锦囊妙计?不过是让他们交换马匹继续比赛而已!前面的慢与后面的快,骑手都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然而他们的行动却截然不同。试想如果一个制度尽量避免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放在互相冲突、抵消的位置上,那么这种合力是不是非常强大?

中国就有一个现存的例子: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1],增长了34%,对比毛时代政策:“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村三级干部会议、知青下乡虽然变相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出现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的取悦于领导人的虚假结果(真实的结果不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而是知青农民化,后期零星的有关被迫留在农村的知青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到,大多数是嫁给农民而家中没有背景的女知青,从外表上看已与当地农民无异。)由此可见,口号、输入有知识、有体力的知青都无法改变农村产出极低的现状,原因很简单:付出和收益不共线:干得多记工分,秋收之后由队长分配钱粮。这样的制度,要求队长和上级们公平和睿智,公平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睿智要求他们能决定种什么,出了问题还能及时处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就不存在,只好在报纸上、广播上空谈“不以权谋私,学习焦玉禄”等等空话维稳,让人认为是干部素质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以致于几十年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挖厥根、野草充饥。责任制只是给予了农民土地的使用权,让农民能拥有更多的决定权:比如种什么、收入如何分配等等,结果立竿见影。

如果将镜头再拉近一点,进一步分析,又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呢?

[1]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09-09/28/content_355719.htm

西岸-影 发表评论于
这涉及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很多核心问题,你几乎违反了所有基本概念。
3227 发表评论于
中国制度非常自利,当你当上舵手,领袖就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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