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外公解甲归田回到北京后，由于时代变迁加上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公为人更加低调、谨慎，对外几乎谢客，对内管束颇严，对女儿尤甚。再加上两代人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儿对于双亲尊重有余，亲密不足，至于在家庭里进行思想交流、寻找共同语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后来间接导致了张大学人生的改变。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地争执。虽然最终女儿赌气终止与对方交往，但也从此埋下了隐患：女儿认为家中没有温暖、关爱，只有封建专制，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软弱，碍于孝道，不好明争，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渐渐酿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从此不再与家人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摆脱家庭控制、自己主宰命运。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后来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里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平反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前后，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后来，由于张大学的姑父徐教授和萧军很熟，经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剧，若碰巧赶上张大学在家，就会叫上她一起玩儿，诵诗、拉琴、唱京戏……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其实，萧军虽是行伍出身，却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有着火样热情和浪漫情怀、诗人气质的人。

对于张大学，萧军初次见面时，只是觉得她聪明、善良、有才华，很像萧红，交往中又发现她与萧红相比，少了些棱角和泼辣，多了些单纯、善良、柔弱和忧郁。特别是了解到张大学的家庭以及她失恋过程的前前后后，又对她多了一份真挚的同情和怜惜的关注。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的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正处在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由于张家的人大都是读孔孟之书成长起来的，张大学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温良恭俭让，接触的也都是些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萧军这样热情豪放、桀骜不驯的革命者。

萧军的身上有许多光环：书写第一部抗日小说、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去过延安，并且受到毛主席赏识、多次与毛主席交谈，以及在东北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创办“文化报”……这些经历，对于出身于国民党军人家庭的她来说，是既新奇又羡慕的事情。加上萧军身上粗犷不羁、张扬奔放的性格和那种仗义执言的豪爽做派，都与张家人的文质彬彬、谦恭低调风格反差极大。这一切都让一心想摆脱家庭阴影、追求进步的张大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是当她听萧军谈起在东北时期的种种经历，受到的错误对待和种种打击，张大学则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又在尊敬中对萧军产生了深切同情。

就这样，萧军以自己的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而恢复了活力的姑娘则以自己的善良热情和青春的生命力，关心和感染着正处于人生低谷、被灰暗色彩蒙盖中的萧军，给了他尽可能的帮助，鼓舞着他的创作热情。

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她还曾帮助萧军把通过周总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审阅的书稿送了出去。

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

有人说：“女人的爱情往往是从同情和尊敬开始的。”也有人说“爱情是心灵空虚和软弱的产物。”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但我知道，我的父母的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几十年后，萧军的二女儿萧耘，曾经对我说：“要说起来，你才真正是爱情的结晶……”想想这话也许不无道理：当时的张、萧二人，他们的交往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虚伪成分，他们的结合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没有外力的威逼，只是心灵的碰撞、思想的融合以及彼此的欣赏和珍惜；是处于弱势中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生活中无奈重压的相互慰籍；是在彼此的靠近中，温暖着对方、鼓舞着自己。

我想，他们彼此走进对方的生活，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事件。当然，事情的后果是严酷的，它不但直接改变了张大学的人生轨迹，还影响到了无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从小就一直称萧军为“大爷”，称他的夫人王德芬为“大娘”），而其中最无辜却受伤害最重的莫过于“爱情结晶”——我。

几十年岁月一晃而过，而我却永远没有了在父亲身边成长的机会；虽然，我有着双份的父母，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我有着若干血缘上的血亲，但最后却是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抚养长大……

在中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动荡变化的年代。

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和喜悦，几乎人人都心甘情愿为了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刚刚当家做主的人们，单纯、真诚，对所有事物都有着格外的热情和关注，甚至有时会对某些事物有着过于激烈的态度，那时候的是非标准基本上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非对即错，没有中间状态。

那正是我出生的年代。

1952年夏天，张大学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于萧军，已经背负沉重政治、经济双重负担，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他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公度老夫妇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严格教育的孝顺女儿会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

张公强迫女儿说出真相后，急气交加，让女儿立即去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女儿为了爱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状。张公爱女心切，无奈之下，只好严辞相“逼”，自己出面去告萧军，张大学则是誓死不依。左右为难、盛怒之下的张老先生气昏了头，决定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这一拒，断了女儿的后路、最终使女儿远走他乡；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岁时，外公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女。

那时的张大学住在学校，默默承受着周围异样的目光与压力。但是预产期日益临近，总不能在宿舍里抚养孩子啊！最后是张大学原来的奶妈——付妈，帮她找到了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付妈五十多岁，正在东城的蒋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里住着一位单身蒙族妇女，姓包，人称包妈妈，年龄四十多岁，干净利落，为人诚实、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付妈就对包妈妈简单地、有所保留地说了张大学的处境，想请她帮忙接收无家可归的张大学在她家里坐月子，以后还要帮助照看将要出生的孩子，包妈妈答应了。

很快，萧军陪着张大学见到了包妈妈。由于张萧二人年龄悬殊较大，付妈为了不让别人生疑，就谎称张是萧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请萧陪同前来。

付妈一定不会想到，她这一临时编排的说法，竟然后来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纳、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种另类关系——我出生后一直称呼萧军为“大爷”，称呼他的妻子王德芬为“大娘”。直到萧军去世，直到今天，这个称谓从未改变。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1996年以87岁高龄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43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

1953年3月17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做“张萧鹰”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13年。文革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抚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她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既不愿为难萧军、不忍拆散其家庭，又不能不顾现实中刚刚出生的孩子今后的境遇，还要尽可能把安宁还给自己的双亲。

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决定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留，自愿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

我就这样留在了蒋家胡同，留在了包妈妈家里。

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1957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

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这样两件事：

大概是1956年，张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

张大学的心再一次被深深伤害。她痛苦极了，不愿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会出这样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条以外，她还是照做了。对此，母亲的解释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生活物质极为缺乏，身为一家之主的萧军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营养极差、身体不好。母亲回京生她的第二个孩子，住在外公家里，对这种情况她看在眼里。

有一天，趁外公出门之际，母亲立刻招呼萧军过来，把通过特供买来、给自己补身体的大虾端给他吃，还不断地催促，“你快点吃，别让老爷子回来碰见！”

这就是我的母亲，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了！

由于没能够给母亲一个婚姻，父亲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她，但是当年他确实没有骗母亲。

在萧军去世后，我去看望萧军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经亲口对我谈起此事。

大娘说：“当年你妈妈怀了你以后，你大爷（指萧军）就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说是因为他爱上了你妈妈，却说是怕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接着，她又说：“小鹰，你想想，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爱着别人，心里该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离婚。后来是你妈妈不愿意拆散我们的家庭，自己离开了北京。”

她还告诉我，“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我也常和你大爷一起去包妈妈那里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话，因为，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们也对我这样说过。

萧军一贯留给世人“文坛斗士”、“关东硬汉”的印象，其实，萧军也有着温柔、深情、细致甚至忍让的一面。对于他那深藏在心底的舐犊之情，我是别有体会的。

也许是童年的我与亲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太少，所以对于在一起度过的某些时光，倒反而记得更清晰。

我与父亲长得有些像，特别是眉眼之间，加上小的时候圆圆胖胖的，像个男孩儿。父亲给我拍过许多稚气十足的照片，还在其中一幅照片背后题了一首打油诗来“丑化”我：“眼呈三角形，嘴像抛物线，哪像女孩儿？分明小浑蛋……”怜爱之情充溢其间。他还曾经不无得意的对张大学说：“要是把小鹰放到鸦儿胡同，那就是一个队伍的！”——意思说我与他其他儿女长得很像。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自己的大头像，照片上的我，大概五岁左右，圆圆的小脸，弯弯的笑眼，嘴巴咧着，笑得甜甜的，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仔细看，会发现我的头发上居然别着一枚曲别针，这也是父亲萧军的“杰作”。

那天，他到包妈妈家接我出去玩，想在中国照相馆给我照张照片留念。他自己很喜欢照相，也喜欢给孩子照相。那时，他每年都会给我照几张相。后来我长大些了，从五年级开始，他曾经要我每年都要照一张照片送给他。

等到要拍照了，摄影师发现我前额有一缕碎发总垂下来，挡住我的眼睛，就让萧军找个发卡帮我卡住头发。

上哪儿去找发卡啊？萧军转了一圈，见摄影师还等着，他一眼瞥见纸篓里的纸上有个曲别针，急中生智，立刻就拣出来把它别在了我头发上、留在了照片上。

从我出生住到包妈妈家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萧军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时，每周要去两三次。

1966年，我上六年级了。一天晚上，萧军又来看我，临走时让我送送他。路上，他告诉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亲”。

由于我从幼儿时期就已经从包妈妈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所以并不吃惊，只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

那个晚上，在路灯昏暗的小路上，萧军简单讲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并承诺等到我18岁时，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会把他与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给我。

然而，这一切没能完全实现。

十年浩劫中萧军家里几次被抄，许多东西不知去向。我只从他手中接过几张照片，其中有他为儿时的我拍的照片，还有他与我生母在北海和颐和园的合影。在这些照片后面，萧军或题了诗或写了字。题着“丑化”我的打油诗的那张“杰作”，也在其中。

1966年开始，我的父母就都没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浩劫刚开始抄家之时，就被公安部门带走保护起来，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后海边的小楼人去楼空。

我的生活，就全由包妈妈一家承担起来了，我也彻底成为了包妈妈家的一员。

1969年9月，我去了黑龙江兵团。

1970年冬天，我从黑龙江兵团先后给北京和山东有关部门写信，请他们帮忙寻找萧军和张大学的下落。

1971年初，我收到了父亲萧军寄来的亲笔信，信上简单述说了他几年来的情况，还寄来一张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精神还好。

他在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一段话：“英儿，这是我第一次还家照下的一张照片，送给你罢！萧军 时年六十三岁”，我现在仍旧珍藏着。小时候我总嫌“鹰”字太难写，就偷懒写成“英”，于是后来就鹰、英通用了。

母亲张大学的信来得稍晚些，她在文革期间被抄家，被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随着丈夫一起下放到了边远农村。

接到父母来信，知道他们都还健在，我悄悄地哭了。因为，当时我的头上顶着数顶黑帽子：反动文人子女、封建领主后代、修正主义海外关系……连对父母的思念之情也不能表达。

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也一直牵挂着我，时时关注着我的消息。

1973年初，萧军得到一个关于知青返城的消息，当晚就赶去告诉包妈妈，恰好正赶上我回京探亲。这是我从文革开始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看着他满头白发和消瘦的脸庞，我有些心酸。

在1973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见到母亲则更晚些，已经是1974年的秋天，我们已近十年没见了。

十年，一个孩子成长中不可复得的非常岁月，他们却都无奈地错过了。

到了197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萧军平反的消息后，就赶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复出了，要重新以作家身份开始工作了。

接下来，他开始不断出席各种会议，应邀到各地演讲，带团出国访问，十分繁忙。我在为他高兴之余，心里始终有种深深地忧虑。我担心突然的生活改变和工作压力会伤及他的健康。

由于萧军年事已高，复出工作之后越来越忙，已经没有时间来看我了，我又不愿意去他家。我们见面机会变得很少了。我只有在心里默默祈求上天保佑他平安顺利。

他为此特地叮嘱我：“这里是你的家，想来就来，没人能拦你。你大娘对你是很好的！”还特别告诉我说：“在这些孩子们里，小耘是最像我的，她知道你的事情，不会对你有偏见，以后你可以多和她来往……”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忽视对我的关注，我的每件大事，都会听到他真诚的意见。

1981年我准备结婚，他知道后叮嘱我说：“结婚之前你是两条腿走路，一旦结婚，你们两个人只有三条腿了，其中一条是被婚姻的带子绑在一起的，所以要注意协调行动、互相关注，不然是会摔跤的……”随后又让大娘取出200元钱给我，我不肯收，他说：“这是咱们家的规矩，女儿出嫁给200元钱，生了小孩子，每人100元，所以这个钱，你是一定要收的！”

果然，到了1984年元旦，我和丈夫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去看他，他高兴极了，还没忘记送给女儿那“规定的”100元钱。

当知道我为女儿取名“韵乔”后，做了外公的萧军说：“好文化的名字啊！”当我哄着女儿，让她亲亲外公时，小丫头却一脸不情愿，把头扭向一边。萧军见状哈哈笑着，解嘲般地说道：“不亲就不亲吧，反正一个老头子也没什么好亲的！”

大娘王德芬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一家三口与萧军拍了两张合影。照片上的小丫头坐在她外公的写字台上，神气活现，萧军则坐在她旁边笑得像个弥勒佛。那时的萧军已经“发福”，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个面面呼呼的胖老头了”。

后来，母亲来我家里看到了那两张照片。她注视着照片的目光充满温情，久久不肯离开，我知道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萧军，就把其中的一张送给了她。

人们都说“儿子像母亲，女儿随父亲”，不知此话是否百分之百准确，不过我的性格和萧军确是相似之处颇多。

我想，最能让他体会我俩相像之处的，还是那次我冲他发火一事。

好像是1984年的秋天，接到萧军的电话，让我去他家。我到了才知道，原来是大娘说缝纫机不好用了，让我来给修一修，大娘去看电影没在家。

事情本来没什么，可是当我干完活，看着眼前的一切，想着自己居然是以外人身份来到自己父亲的家里，心里多少年的委屈就都涌了上来，无名火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我张嘴就冲着萧军问道：“你今天要是没这件事，是不是就想不起我了？我是谁呀？凭什么让人呼来唤去？”

对我的突然发火，父亲稍稍有点意外，但是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一点没有生气，站起身来把我拉回到椅子上坐好，并把自己的水杯递给我：“别着急，喝口水、消消气，慢慢说！”

然后，他坐在旁边的小凳上，手里握着烟斗，边点着烟斗，边笑呵呵地说：“还这么大脾气呀？我的女儿怎么都厉害得像小辣椒似的啊？”

作为父亲的萧军此刻肯定感觉到了女儿心里积郁的委屈。他开始询问我的情况，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听完我的诉说后，他语气凝重地对我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女儿，这里也是你的家，你随时都可以来！还有，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事实！别管旁人怎么说……”

哪知道，他这番话语却勾起了我沉积在心里多年的辛酸。百感交集之下，我不假思索地反驳道：“你以为谁稀罕做你的女儿吗？我还不如做个农民或者泥瓦匠的女儿呢！他们肯定护着自己的孩子的！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别的孩子都笑话我、欺负我！……”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别人的孩子，总怕人家不要我！”

“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我一股脑地倾倒着满腔的积怨，根本顾不上父亲的感受。

萧军听到这些，没有说话，只是神情凝重而忧伤地看看我，然后，微微低下了头，许久没有抬起来。

停顿了一会，我又气愤地说：“要不是包妈妈收留我，我一个出生七天的孩子，像个小猫似的，早就死了！”

这时萧军抬起头，看着我，慢慢地说：“是啊！他们（指他其他的孩子）都在我身边，就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是我对不起你啊！”

听到这话，早已忍不住的泪水终于流淌下来。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自己的父亲诉说自己的委屈，在父亲面前哭泣。面对着伤心的我，萧军像是哄小孩子般的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看看，你看看，趁我还活着，你有火就发吧，我要是死了你跟谁发去呀？”

我越发难过，索性哭出了声音，萧军赶快更正：“好了好了，不哭不哭，我不死，好好活着听你说，行了吧？”

待我渐渐平静下来后，他又一次叮嘱我说，“以后有话就来和我说，不要再憋在心里，我是你的父亲啊！”

多年之后，每当想起此事，我鼻子都会发酸，眼睛都会模糊，仿佛萧军还坐在那里，以一位父亲的情怀，带着自责和歉疚、怀着对女儿的痛惜，包容地听我诉说……

1988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萧耘的电话，说是萧军想见我，让我到海军医院去一趟。萧军为治疗胃部肿瘤，住进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由于他的繁忙，我有大约两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1988年4月17日，是个星期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当我与丈夫、女儿踏进病房的一刹那，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瘦弱、苍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经声如洪钟、行路带风的父亲萧军。

疾病已经把一个魁梧健壮的萧军折磨得变了样：整个人似乎缩小了一半，靠着手中拽住一条布带，才能够在病床上坐起来，头发几乎全白了，却仍旧直直地矗立着。

为了让自己能够坐起来，他双手用力抓着拴在床头的带子，而那抓住布带的手，瘦得能够清楚地看到蓝色的血管。虽然他已经非常用力了，但是说话的声音听起来那么轻、那么弱。

我们走到他身边，他仔细地把我们看了又看，轻声说：“看到你们很高兴。”他轻声询问我们一家人的情况，接着又费力地从枕头下面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北京日报，指着上面一段文字让我看。

报纸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是北京市服装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我的名字列在榜首——一等奖中的第一名；消息已经被用红笔圈出，旁边还有一行红铅笔写的小字“小英得奖”，字迹带着颤抖的痕迹，我看出那是父亲的笔迹。

看到他病得如此沉重，连饭都吃不下、说话都费劲，却还在关注我，甚至连报纸上这样一条获奖消息都没有漏掉，我想，他一定反复看了多遍，然后圈点、写字。这小小的几个红字，那该是他费了多大劲才写上去的，那是做父亲的心血，他是在为他的女儿取得的成绩骄傲啊！

我的心在痛、在颤抖，我默默地看着、听着，眼眶里热辣辣的，我拼命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

那天，在我们面前，他坚持不肯躺下。这，对于水米不进的他太困难了，但是他却依然硬撑着。

我明白，他在用他最后的力量把他斗士的形象留给女儿。为了不再消耗他那仅存的体力，我们只好忍痛告辞。

临别之际，父亲握住了我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道：“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我祝你们前途无量。”

我至今仍懊悔，情急之下，竟没能和父亲留张合影。

那天，依他的嘱咐，我默默地带走了报纸，就像带上了父亲的关爱。我记住了他简短的叮咛，就像记住了他所有期望。

我俯在他的耳边，轻声地安慰他要好好养病，说我不久还会再来看他……谁知道，这竟然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1988年6月22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南京出差。21日深夜，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气温骤降，我被剧烈的头痛折磨，连续吃药也止不住，我心中似有所感，一整天惶惶不安。直到22日晚上接通北京长途，知道父亲在当天凌晨，永远地离去了。

我没有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没和自己的父亲做最后的告别。我的身世当时对公众还是个秘密，我不想由于我的出现而让事情在那个悲伤的时候变得复杂，不想让我的母亲和大娘在那个悲伤时刻再受到任何舆论的骚扰和伤害。背负着父辈隐秘的我，却只能默默独品失去父亲的哀痛——因为我想维护他，想维护他与母亲之间那苦难的恋情。因为，逝者虽已远去，生者仍需前行……

我相信父亲是懂得我的良苦用心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因为我们血肉相连。

2007年7月14日，在萧军诞辰100周年之际，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萧军全集》终于出版了，纪念大会和新闻发布会一起举行。看到人们能够如此隆重纪念自己的父亲，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也为了自己能够为全集的出版做过一些事情、尽了一份力量而自豪。

通过接触作品与父亲对话，我发现，我们的心真的是相通的：对他字里行间、言谈话语之中彰显的思想、主张，常常会引起我的共鸣和认同；而我一些基本的观念，居然也可以在他那里寻到踪影！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忽然意识到，我就像一幅作品，由他创作而成。其实，他灵魂中许多基因早就已经烙印在我的生命之中。我还发现，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能理解他。

我开始试着让自己跳出我们血缘的关系，不再以女儿角度，不再加以个人恩怨、得失，而是用读者对作者的眼光来重新看他，用对平常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尽量客观而公平地衡量他，让他重新在我心中定位。

我看到了一个“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辛酸而无奈的“拼命三郎”；一个穷其一生，在时代的震荡与漩涡中艰难而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的跋涉者。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真的很了不起，尽管他有着缺点和错误，尽管他也有无奈和软弱的时刻，尽管他的失误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可是他还是被爱着他的人们所原谅。

我开始爱他了……

我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表达我对他永远的怀念、和一份发自内心、深切而无愧的祭奠。

我与父亲萧军，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彼此的生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