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笔(69) 文章有法,文无定法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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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笔(69)    文章有法,文无定法

 

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

1986年9月,我应邀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修订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时。他在办公室与我和朱泳燚谈完这次修订的原则和方法之后,告别时,我和朱老师恳请国正先生给我们两人各书赐一墨宝,先生欣然应允。

国正先生给我书写了一首诗,是他当年为张中行著《作文杂谈》的《序》中写的:“若谓文无法,绳墨甚分明,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若谓文有法,制胜须奇兵,循法作文章,老死只平平,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待到着笔时,舍法任神行,谓神者为何?思想与感情,瞻彼春鸟鸣,无谱自嘤嘤。”

回武汉,请装裱师傅给我裱好后,一直挂在客厅。后来到海南农垦中学,有了一间不大的书房,就把国正先生的这幅珍贵的墨宝挂在书房。更难得的是,1991年国正先生到海南参加农垦中语会时,请先生到我家小坐,先生特地去我的书房,留下这张语文教育家刘国正、诗人、书法家刘征与我们夫妻俩的合影,书房墙上挂着的就是先生的墨宝。

语文教育家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就是人们常说的“文章有法,文无定法”。先生的这首诗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有法”与“无法”、“循法”和“舍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自从1983年在洛阳会议期间,第一次拜见了国正先生之后,先生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六年试教,每年暑假见面就鼓励我努力学习,坚持写作;在桂林,在广州,在温州,在大连等全国语文教改会议期间,每次见面都促膝深谈,为我能在教学上不断成长而循循善诱:先生曾亲临我执教的初中实验班,听学生即席发言谈参加试教的收获和体会;先生还经常在试教的关键时刻,及时写信给我,充分肯定成绩,严肃指出问题,并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先生信中说的“老彭”,是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她从西安回汉后,派教研室负责实验教材工作的张良谟老师,到我们学校与领导商定,请陈治平和吴六林两位老师指导李培永,修改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说话训练的《敢说·多说·会说》。1987年12月,我带着这篇经国正先生点评,在我的两位恩师的指导下进行“提炼”后写成的论文,到广州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得到国正先生和其他专家的好评,文章还被选入《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开学前,时任校长李水生同意高中继续进行教材改革实验,但是坚决要拆掉原初中实验班,尽管初中实验班已经有37人考取了华师一附中,且家长和学生都要求继续参加实验。

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写信告诉刘国正先生时,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赠予的“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不仅是鼓励我继续进行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精神支柱,更是我坚定不移走语文人生之路的领航灯塔。

我没有学习过语文教育史,只知道,自己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到执教人教社分编型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之前,就没有见过一本作文教材。正如国正先生说的,语文老师和学生都是“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

学校规定每两周,学生必须写一篇课内作文,老师必须“精批细改”,写评语,给分数,有不及格的,但从来没有满分作文。学校评价语文教师的业绩,其重要标准,是检查教师是否完成每学期八次课内作文,是否“精批细改”。且课内作文命题基本上是老师出题目,教学管理严格的重点中学,必须是备课组讨论研究,决定某一次作文命题,至于一般中学,都是任课老师“拍脑袋”决定写什么。总而言之,作文教学没有教材,没有系统,没有计划。

国正先生负责领导编写的,人教社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第一本写作教材。比较科学、比较系统地编写了作文教学内容。横向与《阅读》课本单元教学密切配合,纵向按作文教学规律逐步提升难度。与《阅读》课本一样每学期都是八个单元,且严格执行部颁标准,每周语文教学六课时,四课时用于阅读教学,二课时用于《作文·汉语》教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教育部颁布)明确规定,写作训练分为课内作文和课外练笔两种方式。

课内作文重点在“习法”,课外练笔关键在“神行”。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文无定法”,但是,一篇文章是一个整体,在结构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可分为起始、展开和结尾三大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有定法”。

所谓“文有定法”,就是说写文章要讲究章法。要考虑安排好文章内容的顺序,先写哪些,后写哪写;要考虑材料的取舍和详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以及怎样过渡,怎样照应,等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布局谋篇”。

写文章要整体布局,首先思路必须清楚。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所谓思路,实际上是作者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和相互关系认识的反映。作者循着思路,把材料按一定的序列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就是“整体布局”。

课外练笔是《作文·汉语》的明确要求。国正先生说:“首先是练笔的机会大大增加,要求学生写日记,天天要写,长短不限,写几个字也可以。(学生的日记,教师应得到学生的同意才可以看。)再就是要求学生写“课外练笔”,随时写下自己在生活中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求一周至少写一两篇。这两项如果能认真做起来,会大大增进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表达能力。我曾见过许多学生的读书笔记本和课外练笔的本子,都书写得十分工整,有的还自画插图,自己取了个动人的书名,并设计精美的封面。由此看出,这种结合自身生活的作文与课堂上规定的作文很不相同。它不是为了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完成任务,而是由自己决定写或不写,写什么怎么写的。写的是自己想要说的话,写的都是实话,真心话。写这样的作文,学生就会感到有话可说,而且兴趣与日俱增。”

学生写课内作文,还要写课外练笔,执教老师如果还是沿袭“精批细改”的传统教学方式,显然不合时宜。唯有改革作文批改方式,才能适应试教的需要。实践表明,只有改革作文评改方式,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回顾参加人教社分编型教材六年试教,我感恩改革大时代,给予我施展能力的平台;感恩国正先生,自从第一次在洛阳见面之后,我得以与先生常相聚,亲聆謦劾,如沐春风。每到试教关键时刻,总能及时接到先生的书信,犹如春风化雨,深受教益。感恩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也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

我执教六年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每一次完成课内作文后,都指导学生互改、自改。还是让学生自己来说吧!

实验班语文科代表孙燕,参加完武汉市中考后,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写了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初稿,后在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岱和《长江》丛刊主编田野指导下修改,公开发表在1988年第三期《长江》丛刊。

孙燕在微信中说:“我一直庆幸自己参加了这次教改,也一直感恩能碰到您这样一位老师,这一段经历更深深影响了我的职业走向和人生选择,我一直享受着这四年带给我的烙印,很骄傲!”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到我们实验班参加学生汇报会时,她是主持人。下面选录的是她的两位同学的即席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附录】赵劲松同学的发言: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使同学们在讨论在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上了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附录】卢山同学的发言:

在小学,我们的语文课本每册只有十几篇课文,当然这与我们那时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有很大关系。到中学后,我被分到了语文实验班,一册语文书就有40篇课文,这与小学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开始,我对这项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唯恐自己做了实验的“牺牲品”,可是通过三年实验证明,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我为自己能在实验班学习感到非常骄傲!

在初中三年语文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力提高了,其显著标志是增强了思维的条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由于在小学听惯了老师“满堂灌”的教学,一进中学,对老师的开放式教学很不适应,总是期待着老师在下课前,把课后练习题的答案公布出来。须不知,我们这套教材有许多练习题,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同学们自己思考、讨论后得出的答案了。因此,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经常自己动脑筋揣摩、斟酌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但是,在开始实验的一段时期,这种独立思考往往是被动的,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老师上课时的提问,所以,虽然也做到了独立思考,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思考。因而不论是预习,还是上课,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课文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问题甚至是与课文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难堪的局面维持了一、两个学期,看到同学们学语文的劲头越来越足,我的确是有点儿不甘落后,于是,我开始留心别的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我常常有事无事和同学聊天,在闲聊时,我总是反复问我的同学,你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同学们见我那迫切的样子,都忍俊不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许多学语文的好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关键是上课要积极思维,争取发言机会。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我虽然曾多次鼓足了勇气,想在课堂上发言,但每回都在节骨眼上退缩了,我还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久,我的这种心思就被细心的李老师看出来了。他看到我在课堂上跃跃欲试,但又不敢举手的样子,就在课堂上经常点我回答问题。刚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尔后,说两句,再后来说三句了,慢慢的我回答问题逐渐有条理,而且比较严密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爱发言了,以至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那情形,如同不说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了一样。

在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中,我认为,如果在“说”的方面有了突破,那么其他三种能力的突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如果把说了的话好好整理一下,便成了一篇好散文。三年来,我着重抓了自己的说话训练,不仅说话能力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三种能力的提高。

在近三年的学习中,我对这套教材的认识也日臻全面。总的说来,我比较喜欢“自读课文”后设计的练习,当然,这并不是说“讲读课文”设计的练习不好,只不过两者相比较,总有一个比另一个要更好些。这些练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创造性强,留给同学们发挥的余地大。这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练习对同学们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希望今后“讲读课文”的练习设计也该向自读练习设计看齐。

我觉得,我们这套教材似乎对听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我想,编辑部应录制一些教学磁带,如课本中的一些名篇。让同学们听完录音后做练习,或口头回答问题,培养同学们的听力,使大家在听他人表述时,能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而不至于人家讲了半天,你还不知东南西北。随着社会的发展,等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社交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了,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没有善于揣摩他人讲话意图的本领和雄辩的口才是不行的。

此外,我还想向编辑同志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教材改为16开的,以便同学们得心应手地在书上圈点勾画。

 

 

 

 

 

 

 

 

 

 

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

1986年9月,我应邀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修订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时。他在办公室与我和朱泳燚谈完这次修订的原则和方法之后,告别时,我和朱老师恳请国正先生给我们两人各书赐一墨宝,先生欣然应允。

国正先生给我书写了一首诗,是他当年为张中行著《作文杂谈》的《序》中写的:“若谓文无法,绳墨甚分明,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若谓文有法,制胜须奇兵,循法作文章,老死只平平,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待到着笔时,舍法任神行,谓神者为何?思想与感情,瞻彼春鸟鸣,无谱自嘤嘤。”

回武汉,请装裱师傅给我裱好后,一直挂在客厅。后来到海南农垦中学,有了一间不大的书房,就把国正先生的这幅珍贵的墨宝挂在书房。更难得的是,1991年国正先生到海南参加农垦中语会时,请先生到我家小坐,先生特地去我的书房,留下这张语文教育家刘国正、诗人、书法家刘征与我们夫妻俩的合影,书房墙上挂着的就是先生的墨宝。

语文教育家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就是人们常说的“文章有法,文无定法”。先生的这首诗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有法”与“无法”、“循法”和“舍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自从1983年在洛阳会议期间,第一次拜见了国正先生之后,先生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六年试教,每年暑假见面就鼓励我努力学习,坚持写作;在桂林,在广州,在温州,在大连等全国语文教改会议期间,每次见面都促膝深谈,为我能在教学上不断成长而循循善诱:先生曾亲临我执教的初中实验班,听学生即席发言谈参加试教的收获和体会;先生还经常在试教的关键时刻,及时写信给我,充分肯定成绩,严肃指出问题,并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先生信中说的“老彭”,是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她从西安回汉后,派教研室负责实验教材工作的张良谟老师,到我们学校与领导商定,请陈治平和吴六林两位老师指导李培永,修改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说话训练的《敢说·多说·会说》。1987年12月,我带着这篇经国正先生点评,在我的两位恩师的指导下进行“提炼”后写成的论文,到广州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得到国正先生和其他专家的好评,文章还被选入《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开学前,时任校长李水生同意高中继续进行教材改革实验,但是坚决要拆掉原初中实验班,尽管初中实验班已经有37人考取了华师一附中,且家长和学生都要求继续参加实验。

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写信告诉刘国正先生时,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

    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赠予的“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不仅是鼓励我继续进行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精神支柱,更是我坚定不移走语文人生之路的领航灯塔。

我没有学习过语文教育史,只知道,自己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到执教人教社分编型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之前,就没有见过一本作文教材。正如国正先生说的,语文老师和学生都是“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

学校规定每两周,学生必须写一篇课内作文,老师必须“精批细改”,写评语,给分数,有不及格的,但从来没有满分作文。学校评价语文教师的业绩,其重要标准,是检查教师是否完成每学期八次课内作文,是否“精批细改”。且课内作文命题基本上是老师出题目,教学管理严格的重点中学,必须是备课组讨论研究,决定某一次作文命题,至于一般中学,都是任课老师“拍脑袋”决定写什么。总而言之,作文教学没有教材,没有系统,没有计划。

国正先生负责领导编写的,人教社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第一本写作教材。比较科学、比较系统地编写了作文教学内容。横向与《阅读》课本单元教学密切配合,纵向按作文教学规律逐步提升难度。与《阅读》课本一样每学期都是八个单元,且严格执行部颁标准,每周语文教学六课时,四课时用于阅读教学,二课时用于《作文·汉语》教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教育部颁布)明确规定,写作训练分为课内作文和课外练笔两种方式。

课内作文重点在“习法”,课外练笔关键在“神行”。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文无定法”,但是,一篇文章是一个整体,在结构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可分为起始、展开和结尾三大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有定法”。

所谓“文有定法”,就是说写文章要讲究章法。要考虑安排好文章内容的顺序,先写哪些,后写哪写;要考虑材料的取舍和详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以及怎样过渡,怎样照应,等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布局谋篇”。

写文章要整体布局,首先思路必须清楚。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所谓思路,实际上是作者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和相互关系认识的反映。作者循着思路,把材料按一定的序列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就是“整体布局”。

课外练笔是《作文·汉语》的明确要求。国正先生说:“首先是练笔的机会大大增加,要求学生写日记,天天要写,长短不限,写几个字也可以。(学生的日记,教师应得到学生的同意才可以看。)再就是要求学生写“课外练笔”,随时写下自己在生活中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求一周至少写一两篇。这两项如果能认真做起来,会大大增进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表达能力。我曾见过许多学生的读书笔记本和课外练笔的本子,都书写得十分工整,有的还自画插图,自己取了个动人的书名,并设计精美的封面。由此看出,这种结合自身生活的作文与课堂上规定的作文很不相同。它不是为了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完成任务,而是由自己决定写或不写,写什么怎么写的。写的是自己想要说的话,写的都是实话,真心话。写这样的作文,学生就会感到有话可说,而且兴趣与日俱增。”

学生写课内作文,还要写课外练笔,执教老师如果还是沿袭“精批细改”的传统教学方式,显然不合时宜。唯有改革作文批改方式,才能适应试教的需要。实践表明,只有改革作文评改方式,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回顾参加人教社分编型教材六年试教,我感恩改革大时代,给予我施展能力的平台;感恩国正先生,自从第一次在洛阳见面之后,我得以与先生常相聚,亲聆謦劾,如沐春风。每到试教关键时刻,总能及时接到先生的书信,犹如春风化雨,深受教益。感恩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也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

我执教六年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每一次完成课内作文后,都指导学生互改、自改。还是让学生自己来说吧!

实验班语文科代表孙燕,参加完武汉市中考后,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写了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初稿,后在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岱和《长江》丛刊主编田野指导下修改,公开发表在1988年第三期《长江》丛刊。

孙燕在微信中说:“我一直庆幸自己参加了这次教改,也一直感恩能碰到您这样一位老师,这一段经历更深深影响了我的职业走向和人生选择,我一直享受着这四年带给我的烙印,很骄傲!”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到我们实验班参加学生汇报会时,她是主持人。下面选录的是她的两位同学的即席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附录】赵劲松同学的发言: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使同学们在讨论在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上了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附录】卢山同学的发言:

在小学,我们的语文课本每册只有十几篇课文,当然这与我们那时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有很大关系。到中学后,我被分到了语文实验班,一册语文书就有40篇课文,这与小学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开始,我对这项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唯恐自己做了实验的“牺牲品”,可是通过三年实验证明,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我为自己能在实验班学习感到非常骄傲!

在初中三年语文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力提高了,其显著标志是增强了思维的条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由于在小学听惯了老师“满堂灌”的教学,一进中学,对老师的开放式教学很不适应,总是期待着老师在下课前,把课后练习题的答案公布出来。须不知,我们这套教材有许多练习题,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同学们自己思考、讨论后得出的答案了。因此,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经常自己动脑筋揣摩、斟酌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但是,在开始实验的一段时期,这种独立思考往往是被动的,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老师上课时的提问,所以,虽然也做到了独立思考,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思考。因而不论是预习,还是上课,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课文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问题甚至是与课文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难堪的局面维持了一、两个学期,看到同学们学语文的劲头越来越足,我的确是有点儿不甘落后,于是,我开始留心别的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我常常有事无事和同学聊天,在闲聊时,我总是反复问我的同学,你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同学们见我那迫切的样子,都忍俊不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许多学语文的好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关键是上课要积极思维,争取发言机会。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我虽然曾多次鼓足了勇气,想在课堂上发言,但每回都在节骨眼上退缩了,我还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久,我的这种心思就被细心的李老师看出来了。他看到我在课堂上跃跃欲试,但又不敢举手的样子,就在课堂上经常点我回答问题。刚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尔后,说两句,再后来说三句了,慢慢的我回答问题逐渐有条理,而且比较严密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爱发言了,以至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那情形,如同不说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了一样。

在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中,我认为,如果在“说”的方面有了突破,那么其他三种能力的突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如果把说了的话好好整理一下,便成了一篇好散文。三年来,我着重抓了自己的说话训练,不仅说话能力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三种能力的提高。

在近三年的学习中,我对这套教材的认识也日臻全面。总的说来,我比较喜欢“自读课文”后设计的练习,当然,这并不是说“讲读课文”设计的练习不好,只不过两者相比较,总有一个比另一个要更好些。这些练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创造性强,留给同学们发挥的余地大。这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练习对同学们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希望今后“讲读课文”的练习设计也该向自读练习设计看齐。

我觉得,我们这套教材似乎对听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我想,编辑部应录制一些教学磁带,如课本中的一些名篇。让同学们听完录音后做练习,或口头回答问题,培养同学们的听力,使大家在听他人表述时,能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而不至于人家讲了半天,你还不知东南西北。随着社会的发展,等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社交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了,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没有善于揣摩他人讲话意图的本领和雄辩的口才是不行的。

此外,我还想向编辑同志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教材改为16开的,以便同学们得心应手地在书上圈点勾画。

 

 

 

 

 

 

 

 

 

guoke001 发表评论于
这样敬业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
我觉得以前文人科举考试要被四书五经,是很有道理的。
文和德是连在一起的。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可惜我们没有遇上这么好的老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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