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六·四枪杀的邻居是段祺瑞的侄孙

去年六·四过后不久我去了日本妹妹家，小妹也在，姐仨聊起小时候的事，其中谈到胡同里的各家邻居。

那时每门每户都有我们姐妹的同学，打打闹闹一起长大。我们80年代初就离开了那里，也不知道儿时的伙伴都怎样了。我想起隔壁高家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女生后来嫁了个出租车司机；小妹说起斜对门脏兮兮的张家小姑娘后来长成了一个美人；二妹聊起她记得胡同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是她班上男同学段昌隆的姐姐，还说好像段家是段祺瑞的姨太太一支。说到这里我提出了质疑，因为很久前读过段祺瑞的小传，他虽然有好几房姨太太，但是除了正房，好像都没有留下男性子嗣；而段昌隆一家是和奶奶住的，我奶奶称她段太太。我记忆中的段太太是个仪态端庄，不苟言笑的老人，好像中过风，一只手臂不能动，身板也比较僵直。姐妹意见相左，我们就放狗搜了一下，没想到搜出了一条惊人的信息：段昌隆在六·四的时候被戒严部队枪杀了。

这条消息是这么搜出来的，搜段祺瑞，结果跳出来一个文章标题：《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这是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2004年的文章。这个题目不但回答了我们认识的段家和段祺瑞的关系，还直接涉及到二妹的同学段昌隆。

对段昌隆的死，网上是这么说的：

段昌隆，男，清华大学化工系84级应届毕业生。

1989年6月4日凌晨，在民族宫附近，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段昌隆上前准备劝解，被戒严部队一名军官用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开枪，射中段左侧心脏大动脉，于6月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其骨灰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段昌隆的母亲是“天安门母亲”群体最初成员之一；父亲也是群体成员，现已去世。

后来我们又读到，段昌隆的母亲也去世了，现在是他的姐姐，也就是我家二妹说的当年胡同里最漂亮的女生，代替母亲，继续和“天安门母亲”小组一起，为弟弟和六·四的死难者请愿。

看到这个消息，我们姐妹沉默了很久：世界原来这么小，历史离我们这么近！40年前认识的一个人，3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被这个偶然的发现重新带进了我们的生活。有些人，有些事，想忘却，却怎么可以忘却？

我们当时一起读了刘晓波的文章，今天我又读了这篇文章。文章是为祭六·四事件发生15年而作的。又一个15年+1过去了，讽刺的是今天再次读来，一切都没有变，如同刘晓波还活着，在诉说。我节选部分原文在此，因为有些话我自己不敢说。

刘晓波2004年文章--《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节选于网络）

在衆多六四死难者中，我之所以单独挑选段昌隆来爲文，绝非因爲他是名门之后，而是他的受难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惨案，并通过类似事件的历史对比来凸现当下中国的现实。

1926 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的63年前，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一次政府对学生的著名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死于六四屠杀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因鲁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个必须对屠杀负有责任的政权及其执政者，该如何面对这罪恶，不仅检验著政权本身的善恶，也检验著执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无，更能突现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毫无疑问，两次屠杀皆是大罪恶，但两个时代的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时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共政权──对这罪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权远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啓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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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又是如何对待六四大屠杀的呢？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名流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政府方面，没有高官的认错悔罪，没有政府的“抚恤令”、没有国会追究责任者的决议，没有独立司法调查，没有惩罚任何刽子手，更没有内阁总辞职。。。。。六四，这一当代中国的关键字，在大陆境内的所有媒体上皆被“遮蔽”，。。。这种从不知罪认错、从不道歉不忏悔的顽固态度，即便与当年的军阀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历史倒退。

在社会方面，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媒体和知识界的表现相比，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是个自由和良知双重匮乏的社会。没有媒体的公开呐喊，没有知识界的义愤表达，更无法爲亡灵举行社会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沈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最耻辱的一页。这种黑暗和耻辱，不仅是独裁政权的野蛮屠杀和死不认账，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特别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沈默。强权和懦弱的相互勾结不断地加深著这黑暗这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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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六四亡灵，这种人性的贫血，不仅是政府的死不认错，更是媒体和知识界的万马齐喑，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的普遍沈默。恐怖的大屠杀和人人过关的大清查，拷问出中国精英们的“小”来，他们最缺少的，不是知识积累和社会名誉，也不是对醒目的常识性罪恶的判断混乱，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良知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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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段昌隆的亡灵安葬在京郊的万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边。祖孙两代人的墓碑，铭刻著中国人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历程。我想，亲历过两次屠杀的祖孙两代的亡灵，也决不会安眠：叔祖父的亡灵，是否会反思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否至今还在忏悔当年的屠杀？而侄孙的亡灵，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经等待了漫长的十五年之后，一定还在顽强地控诉著暴政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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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大都熟悉鲁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却陌生于鲁迅在评论罪恶时的另一句话：“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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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夜深人静单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还有没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疼痛和道义上的负罪感？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要是有，那麽六四大悲剧还留下了点儿什麽；要是没有，那就什麽也没有了。

我承认，提起六四，大多数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称之爲良心未泯，然而，当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援，也就只能以沈默来逃避。。。

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观望的沈默何时是尽头？莫非要沈默到地老天荒，让良心在压抑中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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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么精英，充其量是个良心未泯的沈默者。所有我做的只是每年的这一天，写一篇博文作为纪念，为的是自己的良心，也为这又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

2020年6月4日，我纪念我们曾经的邻居，二妹的小学同学-段昌隆，这个男孩31年前无辜死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枪击，那年他24岁。

（此图为段昌隆的姐姐和段昌隆的遗照，来源于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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