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皮塔斯（Milpitas）小城在2018年的人口普查有78,106人，归属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这里曾经有大片的农田，以盛产以豌豆，菠菜，芦笋，豆类和后来的草莓而闻名。这里也曾经因为犯罪率高而闻名，最近的十年来，政府通过各种税收和贷款上的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和建筑商大片开发，建立新住宅区和工作区，吸引大量公司入驻，环境和治安得到许多改进。
该城有个大型垃圾场和堆肥处理发出的臭味，非常困扰着附近的居民，影响房地产价格增长程度，这倒是帮助了一些在高尚地区买不起房子的人们，东北来的想做新移民的李亮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这里买上一栋使他拥有一半主权的房子。
四十二岁的李亮，出生成长于东北辽宁抚顺一个挺穷的新宾县，当兵三年是他成长中最美好的年头，不曾为吃穿发愁。
复员后去了深圳给一个公司当司机，和一个抚顺来的打工姑娘结婚生子，买不起房子，租了个两居室的小公寓，本来想就这样安度一生。
一次李亮被一个东北老乡叫去喝酒，老乡问：“想去美国吗？”
“做梦吧，怎么可能啊”李亮以为老乡喝醉了。
“只要你交出三万元（人民币），你就可以稳坐美国啦。”老乡认真地说。
李亮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友借了万把块，半年后他只身从纽约入关，再转了几个城市，最后到北加州硅谷一个中国按摩店落脚，老板有个独立房，车库改装成房间，放了三张上下铺床，一共可以睡六个人，李亮和几个按摩师和餐馆大厨一起被安置在这里。
老板告诉李亮他目前持有的是旅游身份，按法律规定是不能打工的，老板说看在中国人的身份上，让他在店里打工，并且包住，客人每小时十八美元的收费可以给他五元，小费对半分，等他有了工卡再调整。
老板找了个中国人的移民律师为李亮办理政治庇护，按照美国移民法律，庇护申请人只有在胜诉或没有决定180天后才能获得工作许可，也就是说移民局容许在驱逐程序中的移民合法工作，诸如庇护或者暂缓遣返申请人通常可以在移民法院未决案件期间申请工作许可。
律师告诉李亮他政治庇护的材料和程序已经开始实行，并让他在一堆文件上签字和要求支付五千美元，“你老板替你垫付了，到时候你还他就是了。”律师看到李亮焦虑的样子安慰说。
律师为李亮办理移民绿卡是以他在大陆信仰基督教，受到政府打压为理由的政治庇护案，律师给他准备了许多文件让他签字，并要求他在拿到绿卡前继续去美国教堂和拍些照片存档。
李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给客人洗脚和按摩，工作七天，从不休息，赶上有人需要替班，他也积极承担下来，这样一做就是一年，拿到了劳工卡时又教给律师五千美元，这次老板垫付两千五百元，他用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支付另外的两千五。
有了工卡就是合法工作，每小时十八美元的薪水和老板对半分，客人给的小费全部自己留下，他做事兢兢业业，服务态度诚恳良好，回头客不断增加，又过了一年他把欠下的所有债务都还清。
李亮每周都和大陆的太太通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把一张笑脸留给儿子和太太，关上视频就倒头痛哭。
随着时间的延长，和家人通电话的激情日益减低，有时一个月才通一次，太太和母亲经常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看看，一家人啥时可以去美国团圆。
“等我拿到绿卡，大家就可以团圆和任意走动了。”李亮解释。
李亮去的教堂基本上是中国人，在那里他认识了东北长春来的比他大五岁的张玲玲。
“我是以法轮功受迫害为由办的政治庇护，已有三年了，本来这个理由很好使，但办的人贼多，一再推延不知啥时能被批准。我早就离婚了，女儿在中国二十多岁了，没说想来。”或许是见到老乡，张玲玲热情地自我介绍着。
“我也是做按摩的，来教堂是想多认识些朋友，那些坐办公室的，好收入的精英们是不肖和我们这种人做朋友的，不过湾区咱东北人不少，逢年过节我们就聚一起大吃大喝，下次叫上你啊。”分手前张玲玲和李亮互加微信，交换了电话。
后来的半年里，李亮和张玲玲熟络起来，张玲玲找李亮帮助换机油，修厕所，他麻利地给做了。
“我包了酸菜猪肉饺子，咱东北人的口味，可香了，来我家吃吧？”张玲玲邀请李亮，“还有几个东北朋友也在，一起吃热闹。”怕李亮有顾忌，张玲玲附加几句。
为了去吃饺子，李亮把当天的工作时间提前三个小时，以便晚上七点准时下班，驱车二十分钟到张玲玲在米尔皮塔斯小城的住处。
带了一瓶客人给的二锅头烧酒，李亮敲开张玲玲给地址大门，迎面感受的是烟雾缭绕和闹腾的欢声笑语，几张圆桌，方桌拼一起摆在大厅，上面堆满了菜肴：烧鸡，烤鸭，排骨，凉热菜……
“嘿，东北的老哥们姐妹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东北辽宁的李亮帅锅，多关照一下啊。”张玲玲对着十几个围桌抽烟，喝酒，吃菜的人介绍着。
“真好啊，坐过来吧，唠嗑听得清楚。””
“来来来，坐下喝酒吃肉啊，甭客气。”
李亮听着熟悉的各种东北口音，突然有一种“家”的感觉，几杯烧酒下肚，便和大家打成一片，顺便了解到这群人求生的手段：按摩的，做装修工的，开大货车的，做园丁的,多数都是在等待政治庇护绿卡。
后来的几个月，李亮有空就接受张玲玲的邀请去她家吃饭，顺手帮助做些家里修修补补的事情，他了解到张玲玲是二房东，房主是有美国绿卡的东北人女人，长期在中国做生意，她先生是国家局级官员。
这栋三室两浴的独立房里住了算上张玲玲九个人，楼上三间卧室住了两对夫妻，一对姐妹，车库改装了住了两个打工男，客厅角落用屏风挡住的一个空间住着张玲玲。
“我每个月交给房主3000美元，根据房间大小我收取不同房租，总共能收回3500美元，除去水电费，垃圾费，我白住。”混得更熟后，张玲玲告诉李亮。
再后来张玲玲说服李亮搬进那道屏风和她同住，“咱俩就算搭帮过日子，你不用交房租，帮助做些家务就行。哪天你有了绿卡，老婆孩子来了，咱们就散伙。”张玲玲说得干净利索。
这栋房子里的住客，除了住在主卧房的那对夫妻拿了结婚绿卡，剩下的都是以各种政治庇护名义申请绿卡的东北人。
有绿卡的那对，女的是东北来的，本来也申请了政治庇护，结果遇到一个愿意和她结婚的美国公民的南美人，花了一年时间等待，拿到绿卡。那个南美人好吃好玩好旅行地尽情地花光自己的钱，缺钱就找太太要，理由是：“给你办了绿卡，没找你要钱就不错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羡慕这个拿到绿卡的女子。
有对夫妻，男的开出租车五天，做按摩两天，女的做按摩七天，他们的三个女儿留在中国请父母养，期望拿到绿卡可以接孩子们到美国团聚。
有对五十多岁的姐妹，姐姐是老姑娘，妹妹在中国离婚留下一个儿子归前夫家，姐两旅游南美在美国过境留下办政治庇护，每周在按摩院工作四天，医生诊所工作三天。她们说：按摩院虽然有小费，但经常有客人提出非分要求；医生诊所环境单纯，头衔是物理治疗师，听着专业顺耳，但客人有限，收入少许多，权当是休息吧。
住在车库的两个东北男人搞建筑装修，没有执照，跟着一个东北工头，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回家时总是灰头垢脸的，他们的政治庇护申请过去了七，八年了，拿到绿卡的日子遥遥无期。
大家工作时间不同，尽力地将洗澡，上厕所和做饭的时间调开，时不时地出现口角，却也没有闹翻，大家都知道想住得好就必须多付钱，为了节省开支，凑合在一起该忍耐就忍耐吧。
川普当上美国总统后，对各类移民申请审核手续复杂和严格许多，这屋子里七个等待政治庇护绿卡都被律师告知他们需要有长期等待的心理准备。
房主一般每年三月底从中国回美国完成报税，这一年却没有回来。
六月的一天凌晨，张玲玲接到房主的电话，声音急切地说：“玲玲，我这边有些状况不便细说，我需要立即卖掉房子，最好卖给你，如果你钱不够，就找个人合伙买下来，我让我的经济人在买价上多照顾你些，对任何人都说这房子一直是你的，记住了啊。”没等张玲玲回答，那边电话就挂断了。
李亮被电话铃吵醒后，一直在边上安静地聆听着房主和张玲玲的对话。
“喂，我知道你醒着呐，都听到了吧？有啥想法啊？房主当年买这房子也就十八万美元，这几年虽然涨势比不了那些高尚地区，但是也翻了一倍多，我想压价到三十二万，我只能拿出十万美元，你能凑出剩余的吗？”张玲玲推推李亮，自作主张地盘算着。
“我？我身份没有下落，那边还有老婆孩子，对买房子的事可不敢想，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李亮回答。
“不是说了咱们搭帮过日子吗，现在是合伙投资，以后散伙时，卖房子按投资比例分配就是了。想想咱们自己做房东，所有收益都是咱们的，多爽啊。”张玲玲疏导着。
房主做事麻利，她的地产商就找上门，张玲玲拽上李亮一起谈，最后以三十五万成交，张玲玲出资十九万，李亮拿出全部积蓄十六万，房主为张玲玲，李亮。
李亮心里心里有些激动，想告诉在中国的父母和太太，又想到和张玲玲的“搭帮”关系解释不清，心情反而变得沉重。
新房主召集房客开了个会，提出每间房涨价一百五十美元的同时对房子做些改进：1.在车库里装个小小的洗手间以方便那两个房客用厕和洗漱；2，张玲玲和李亮搬进那对姐妹住的房间，在客厅一侧加出一个房间和洗手间给那对姐妹住；3.增加一个冰箱在厨房，以便大家放食品时空间宽裕一些。改建工作由住车库里的那两个房客承担，以推迟半年房租涨价算作报酬。
大家对涨价有些嘀咕，悄悄地四处询价找房子一番，最终都同意新房主的提议，一是外面的房价都涨得比这里高，即便是和这里价格不相上下的，不是条件更差就是房主苛刻。
改建工程完成后，大家开心聚餐庆祝了一番，这个易主的新家庭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年底发生了一件不好的消息，那对姐妹中的妹妹查出胃癌四期，扩散到淋巴，晚上全体人马聚集在客厅聚在一起讨论。
“做手术吧，咱们拿的低收入的医保卡，个人花不了多少钱的。”
“都四期了，做也不一定管用，现在想好吃好喝都吃不下去，我好想回家去。”妹妹哭着说。
“可别回家啊，再等等绿卡兴许就下来了呢，咱们不就是为了绿卡来的吗……”
两个月后妹妹死了，姐姐以泪洗面的抱着妹妹的骨灰盒成天哭，工也顾不上打了。
月底张玲玲叫李亮把以前他们用的屏风拿出来摆在客厅的角落，放上一张单人床。
“大姐啊，妹子走了我们都特难过，你一个月都没有出工，我们可以帮你的就是请你白住几个月。这不给你腾出个单间，我们好将你这个双人间租出去，”张玲玲搂着大姐柔声说。
五个月后，大姐捧着妹妹的骨灰盒回了中国。
又一年的春节没几天就要到了，上午刚开工，李亮接到母亲的微信视频电话，寻思着中国那边是凌晨一点啊。
“儿啊，你爸他去了，晚上吃完饭说胃痛，躺在床上休息着一边喊你的名字一边捶胸口，后来就没声了，叫来急救车拉医院急诊室，说是心梗早过世一个多小时了……呜呜呜”
“什么？不可能啊，前两天和你们视频爸还好呐……我媳妇在哪儿？让我和她说。”
“儿啊，你媳妇已经领着你儿子搬出咱家一个多月了，那天我瞒着你没敢告诉你。她朋友传话给她，说你在美国有女人了，问俺们，你爹说不可能，她说都走了五年多了，电话越来越少，有了女人不奇怪，她打听好离婚手续就招呼你，儿子归她，你要支付抚养和教育费用……儿啊，你能回来送你爹最后一程吗？妈也好想你啊……”
李亮只觉得天晕地转，心如刀割，请人接手他的客人，冲回家栽倒在床上，只觉得头痛剧烈，欲哭无泪地昏睡过去。
“醒醒啊，起来吃晚饭了。”李亮被张玲玲摇醒，楞了几秒钟，突然崩溃般地嚎啕大哭着：“俺想回中国看爹娘啊……”
晚上大家都知道李亮父亲去世和家变的事情，陆续到客厅喝闷酒，抽闷烟，也有人开始流泪哭泣，一片悲哀沉闷的气氛。
“大家振作些啊，我们为什么坚持在美国啊?还不是为了那张绿卡和未来的阖家团圆过过好日子吗？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张玲玲带着哭腔说。
“可我们这叫过的什么日子啊，打工，吃饭，睡觉，再打工……挣的点钱为了避税和拿低保福利都不敢存银行，钱放在家里怕强盗进来强，存银行又怕失去福利，我们在这个别人的国家里活得像个贼啊！哪天家人才能团聚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好想回家过春节……”不知谁说了一句，屋里一片寂静。
这是大家每年喊出的愿望，然后一切又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