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孙清芸 （九）

我的母亲孙清芸

 

（九）管制分子的生活（4），被驱赶回原籍

到1963年时，成都的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当时的领导者吸取前几年头脑发热带来的教训，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出现了集市贸易，农民重新有了自留地，农村开始实行生产队核算体制。邓子恢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12]。邓小平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猫论”，主张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发展生产 [13]。由于采取了合乎当时中国客观实际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有了明显的起色，城市的供应逐渐丰富起来，城市中的老百姓很快就衣食无忧了。

1963年到66年的四年，在我的记忆中，是成都市在改革开放前最好的四年。三年饥荒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物资供应丰富，前两年极为短缺的猪肉甚至到了降价促销的地步，街头卖的盐茶鸡蛋仅买六分钱一个。人们安居乐业，努力工作和学习，社会稳定。这时候，哥哥和我已经上中学了，哥哥上的是文武路上的二十六中，我则在马镇街上的成都五中读书。成都五中原名四川省立列五中学，为辛亥革命志士、曾任蜀军政府都督的张培爵（字列五）所创建。

到1964年的时候，父亲从康定调回到成都，在位于南郊武侯祠对面的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局担任工程科科长，负责全省的公路工程的施工技术管理。同年，他还被增补为四川省政协委员。这在当时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大形势中，父亲这时的际遇似乎有点特别。记得他拿着增补省政协委员的信给我们看时说：“今天我收到一封极其意外的信，要我当政协委员，根本想不到，你们妈妈的情况他们不会不知道的。”

政协委员和我们关系不大，但全家团聚却是大喜事。我们全家五个成员，一直聚少离多，其间父亲长年在外为四川边远地区的公路施工奔忙，母亲又被遣送乡下两年多，以至于十来年间，我家一直没有“全家福”照片。直到这一年，我家迎来了团聚，家中气氛一下热闹起来，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母亲走路似乎也比平时精神些。但是，母亲的笑容没有持续多久，她的笑容很快就又变成了愁容，甚至是泪容。她突然被通知，要把她，一个管制着的地主分子，再次驱赶出成都，这次遣送的地方不再是成都郊区的农村，而是遣送回她的原籍。

我查遍了网络上有关成都市在文革前对五类分子的驱赶情况，想搞清楚当时这样做的背景和真实原因，均无功而返。但找到的一些资料表明，这种驱赶行动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孤立的现象。如“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14]。又如在重庆，当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吴宓先生在1964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中文系全体教职在文娱室聚聆苏鸿昌副书记讲说目前阶级斗争加严，教职员之家属及亲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者，必须速即回乡，不能续留住学校内。此令立应遵行，云云”[15]。中国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 [16]，地主等管制分子是革命的敌人、社会的渣滓、城市的累赘，故务必去之而后快。

面对这样的驱除令，父亲和母亲无计可施。母亲向居住在梓潼街42号的叶妈妈哭述，叶伯伯是父亲的中学、大学同学，后来又是交通厅的同事，再后来是邻居，再再后来他们的女儿成为了我的妻子，此是后话。叶妈妈建议我父亲去找交通厅的领导，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请求豁免。但父亲终认为此事涉及政治大形势，不愿意给自己的领导出难题，终未去求情。

母亲只好抛子别夫，含泪再次离开。此时，母亲的老家广汉乡下早已无人，母亲的姐姐和哥哥，我的大嬢嬢和舅舅，当时均在广汉城内居住，工作。于是，母亲去到广汉城内的大嬢嬢处。大嬢嬢此时已经寡居，带着她的四个孩子，居住在广汉城西侧的内西顺城街。她的丈夫，我的大姨父，已在1961年饥荒年间得病去世。1960年代的内西顺城街地处广汉城边，大嬢嬢家附近已是农村，一畦畦的菜地紧邻着一片片低矮的民房。

被赶回广汉原籍时的母亲

 

母亲在离大嬢嬢家不远处的菜地中，觅得一间孤零零的房子，住了下来。我们兄弟三人经常轮流前去看望妈妈，顺便把父亲给她的生活费按月带去。记得是1965年的某一天，我去给母亲送钱，父亲给我的是30元，父亲叮嘱，25元是母亲的生活费，还有5元是你来回的路费。我去时，母亲引着我去了她居住的菜地小屋。小屋系瓦屋，呈长方形，有近十个平方米。屋内有一床、一柜、一桌、一椅，屋外有一煤灶、一水缸。母亲自己开伙，有时也在她姐姐处吃饭。我吃惊地发现，母亲抽烟了，桌子上摆着烟灰缸，旁边放着一盒打开的香烟。看着神情落寞的母亲，看着她孤零零的生活状态，看着从不抽烟的母亲开始用烟草刺激自己，我当时的心情坏极了，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我感觉，母亲在当时已经心灰意冷，她的精神状态甚至不如在天回镇农村独居劳动的时候，也不如在街道上被管制劳动的时候。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情，反而安慰我，要我好好学习，母亲说：“你要初中毕业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上个好高中”。临别时，母亲要我把剩余的钱全给她，她抽烟需要钱，大嬢嬢家穷，她也要贴补。我只留下回程坐火车的钱，其余的全给了母亲。下一个月，父亲把给母亲的生活费变成了30元。

母亲消沉的内心，从她与我们的言谈中可以窥知一二。记得有一次，母亲对我们说，我给你们出个谜语，你们来猜猜。我们喜欢猜谜语，就高兴地听着。母亲说，这谜语是打一物：“忆往昔绿叶婆娑，看今朝青少黄多，往事休提起，一提起泪满江河”。我们一下有点发蒙，不知是何物，母亲好一阵才凄然地笑笑说，“这是撑船艄公用的竹竿”，我们才恍然大悟。

我不清楚母亲在广汉具体是怎么生活的，是否也要参加当地的劳役，是否也要按时到当地派出所去听训话。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在这孤零零的菜地房子里度过漫漫长夜的，当她想念她的丈夫，想念她的三个儿子时，她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我知道，这次母亲被遣送回原籍，远不如上次被遣送到天回镇乡下自由，母亲没有回成都一次。

但支撑母亲挺住的精神力量是她的家庭，是丈夫的关爱和三个儿子对她的依恋。父亲虽然不能去广汉看望她，但每月都给她写信，信不邮寄，由我们带去；母亲的回信也不邮寄，由我们带回。记得父亲当时专门对我们说过：“你们妈妈是那种身份，但她依然是你们的妈妈，是我们这个家的核心”。我们三兄弟开始长大了，逐渐懂事了，品格端正，身体健康，学习都很好，成绩常常在班里名列前茅。这使得身处逆境的母亲感到高兴，在忍辱负重的默默坚持中，她开始看到了她的回报。

大概过了半年多，父亲终于还是去找了交通厅的领导，讲述他工作繁重，经常出差，无暇照顾家中的三个孩子，而三个孩子正是逐渐成长的年龄，希望让妻子回来，就地改造。交通厅的领导，包括几个厅长，无论是老红军出身的还是三八式干部，都还是通情达理之人。最终，还是交通厅出面活动，几经周折，我的母亲获得了赦免，母亲于65年底返回了成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