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晋泊，地处河北省中部偏南，其西北距石家庄70公里。四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生活自给自足。1914年（民国三年）岁次甲寅五月五日，我出生在位于宁晋泊边缘的杨丰头村。该村原属隆平县耿庄桥乡。1953年2月，隆平县与相距只有六公里的尧山县合并，改名隆尧县。由于两县合一，版图偏大，遂将边缘的乡镇划归邻县，于是耿庄桥乡便归了宁晋县。人随地转，我的籍贯就由河北隆平换成了河北省宁晋县。
我于1921年进入当地小学就读，6年后进入北京的一所中学。1933年高中毕业后，父亲指望我回家乡种地，我却希望到外面闯荡世界。同年我考取了不收学费的中央军官学校（位于南京）第十期第一总队，进入炮兵科学习。三年学成，1936年6月我被分配到当时第一战区（蒋中正兼总指挥）陆军独立炮兵第七团（时驻河南省安阳县）见习，团长是张广厚。见习期满以后，我被上级铨叙厅任命为该团二营四连少尉排长。在排长任内，我随军参加了国民政府试图平定西安事变的军事行动（当时称“西安叛乱”）。事件的结果迫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投降，由张学良护送蒋委员长回到南京。
此后我又入专门招收炮兵尉官的陆军炮兵学校军官班进一步学习，毕业于空中侦察班第四期。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了中日全面战争，当地驻军宋哲元部奋起抵抗。随即陆军第26军孙连仲部奉国民政府急令，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我所在的炮7团于7月18日开抵永定河南岸，配属第26军孙连仲部，固守阵地，曾多次击退了日寇的强攻。是役结束后，我晋升为中尉。7月30日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于日寇之后，国军在津浦路战线节节败退。情势导致卢沟桥阵地显得突出，于是我们奉命撤退。当时平汉路指挥官为刘峙，在我们退守滹沱河阵地以后，程潜接替刘峙担任第一战区司令之职。日军于10月9日先占领正定古城（炮7团第1营营长张任夫在正定之战中以身殉国)，然后分三路强渡滹沱河，并派飞机轰炸石家庄市区。虽然驻守石家庄的商震第20集团军将士坚决抵抗，但由于当时华北主力部队被西调太原组织忻口会战，石家庄兵力不足。此时，沿着津浦路西进的日寇在攻克山东德州之后，已经西进到距离石家庄仅100公里的河北小范镇。程潜眼见石家庄守军将处于敌人的三面包围，难以固守，遂命令商震撤军。1937年10月10日深夜，当石家庄庆祝国庆的锣鼓刚刚偃息、万家灯火依然明亮的时候，众官兵们眼含热泪，撤出了用血汗构筑的阵地，向南转移。10月15日，我们在邯郸以北击退了尾追的日本骑兵。然后于20日渡过漳河，在漳河南岸构筑阵地，并在那一带一直固守到1937年年底。
徐州会战初期，战事主要围绕台儿庄展开。1938年3月26日，炮兵第7团在团长张广厚率领下进入台儿庄以南3公里处放列，第1营8门野炮和第2集团军掌握的炮兵第10团一个连打得敌人晕头转向。3月29日，我团又配合第27师攻击刘家湖之敌，击中日军油车4辆，一时烟雾漫天，因炮位暴露，遭到日军重炮抑制，炮被击毁4门，伤亡连长以下20余人。4月5日，黄家楼三河口间有日军500余人，火炮12门，企图包抄国军第89师，我团立即向敌发射炮弹，粉碎了日军的阴谋，并且将火炮12门悉数击毁。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我被调往由南京迁到湖南零陵的陆军炮兵学校，担任军士大队第一连上尉连副，开始了对新战士的培训工作。不久，我们收到了从苏联购买的俄式野战炮，很快又从湖南省道县团管区调来新兵2,000名，组建了陆军炮兵第20团，直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部指挥，团长王显庆。我担任该团三连上尉连长，驻扎在湖南省祁阳县。经过短期的集训练兵，接到开往武汉前线的通知。
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以后，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一些主要机构及军事统帅部于1937年11月从南京迁至武汉以后，武汉就成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为了尽快彻底打垮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制定了当年初秋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就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军民也发出了强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正如蒋委员长1938年1月11日在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所说：“自从上海、南京失手，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中心应在武汉，武汉绝不容再失。我们要维系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日寇于1938年6月间开始兵分二路进犯武汉。主要的一路由水路沿安庆、马当、湖口、九江而上，另一路走陆路，从合肥、六安、霍山、信阳逐步推进。我部被派往汉口市以北的大别山，配属第五战区第17军团胡宗南指挥，迎击从陆路的来犯之敌。在1938年9、10月间的潢川、罗山战役中，我连的野战炮连续击退了日寇筱冢义男中将指挥的甲种师团―第10师团坦克群的强攻，打毁敌人坦克车2辆，受到了17军团指挥部的嘉奖，记功一次，奖励银洋200元。
武昌失守以后，停泊在长江中的日本军舰，已经可以用炮火控制汉口全市。国军被迫撤出汉口，我部随17军团开往西安整训。不久17军团改为34集团军，胡宗南继续为指挥官。1939年3月，我连被派往陕西省合阳县夏阳黄河古渡，守卫渡口。4月15日，我军侦察到日寇隐蔽在对岸一个山沟内，正在集结渡河器材。我连当即决定采用奇袭手段，利用夜色将火炮转移到河滩上，用最大射程发射燃烧弹，将敌军的渡河器材大部烧毁，挫败了日寇渡河的企图。此役我获得河防指挥官曹日晖（黄埔一期）的授奖，记功一次，并奖励银洋300元。当年7月10日，我被晋升为炮兵20团一营少校营长。
在中国山西省西南部有一座东北-西南走向的中条山，长约300华里，是黄河北岸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寇进攻华北的要地。日军于1938年春占领晋南重镇长治以后，国军第一战区主力进入中条山地区进行整训，并构筑工事，加强战备。中条山，曾被侵华日军称为“盲肠”，必欲处置而后快。在抗战初期，日军倾十余万兵力，苦战三年，竟未能越过中条山一步。这在抗战初期实属罕见。
当时的第一战区政治部编了一首歌颂中条山的歌曲，期望用以鼓舞士气。歌词大致是：“中条山高又高，飞机炸不透，火炮打不到，……，敌人当它是盲肠，我们把它筑成堡，……。” 然而这首歌的旋律并不太激励人，唱久了反而导致官兵们晕晕欲睡。在此期间，不少指挥官相继将家属接到驻地，住进了阵地附近的民宅内。其中有些当官的与当地的奸商勾结，做起了走私贩毒的买卖。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此没有察觉，自然也就没有采取整治措施。而精明的日本人却利用这一情况，逐步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商贩，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中条山防区。其中有的住进附近民宅，还有的与蜕化变质的当地官员结为知交，甚至住进了这些官员的家中，被奉为座上宾。如此一来，日寇对中条山的阵地工事和兵力配置搞得清清楚楚。1940年4月21日零时，沿中条山170公里的阵地上空亮起了敌军发出的蓝色信号弹，此起彼伏。埋伏在我军阵地内的特务们在信号弹的指挥下动手了，他们很快地把阵地上所有的电话线剪断铰碎，使我军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通讯。凌晨3点半左右，从太原、石家庄等处来的三十多架敌机，轮番沿着中条山狂轰滥炸。从睡梦中惊醒的国军官兵们因为失去上下级之间的联系，群龙无首乱成一团。日军的飞机、枪炮声，夹杂着敌人雇佣的农民的呐喊助威声，使毫无准备的国军顿时陷入绝境。溃散的士兵们摸黑退到黄河岸边渡河后撤。4月22日凌晨我接到命令，立即率部乘夜赶到潼关以东占领有利地形，掩护溃兵渡河。等到溃兵全部渡完，已经是4月30日了。
同年9月，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得知日寇向湖北随县、枣阳一带集结后，电请一战区炮兵支援。 我部受命随即急行军先抵达樊城，然后到枣阳县以东的三合店、隋阳店以南的大洪山麓占领阵地，阻击来犯之敌。原在那里固守的冯治安77军与我部的炮火集中一起使用，我感觉到在此次战役中指挥自如，多次击退了日寇的猛烈攻击，确保了阵地的安全，受到了五战区指挥部的通报表扬。
1941年2月，我部完成既定任务，我营恢复原来的建制，调回洛阳，进行整训。同年3月筹建了暂编第一师，我被任命为该师第三团中校副团长，开展了新兵的训练工作。三个月训练刚刚结束，便奉命开赴晋西吕梁山地势险要的黑龙关待命。为了阻止日寇向晋南增兵，我们接到了拆毁同蒲南路的任务。为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我们在夜间作业，白天进山休息。在友军的配合下，我们终于使同蒲南路交通阻断3个月。日军为此大为恼火，同年10月初调来了装备精良的板垣师团，向吕梁山大举围剿。我部首当其冲，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装备悬殊，我们伤亡很重，遂又调回洛阳整训，防务由胡宗南部的第53师接替。
1942年3月，第一战区军务会议决定撤销暂编第一师番号，将全部人马分别补给13军、67军和85军，我团编入汤恩伯部13军。整编结束时，我被调任13军参谋处第二课中校课长，地址在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陆军第13军补充满员以后，展开了严格的整训，战斗力有所增强。同年底，上级为了加强洛阳侧面的防卫力量，命令我部移驻军部所在地─河南省临汝县樊河坡村。
1944年3月，盘踞在郑州的日军蠢蠢欲动，吸引了第一战区指挥部的注意。但是当时指挥部未能识破日寇的声东击西策略，命令13军调往陇海铁路上的汜水关，造成洛阳侧面处于没有防守状态。4月18日夜里，隐蔽在漯河的日军装甲师突然发动袭击，于次日晨围攻洛阳。一战区指挥官卫立煌仓皇飞往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罪。5月25日洛阳陷落以后，13军从汜水关调往洛阳以南的伏牛山布防。伏牛山地区瘴疫流行，我遭遇痢疾染身，被送入第93兵站医院医治。但是医院有医无药，我只得向当地民间求医问药，4个月后才得以康复。此时13军已经调往贵阳一个多月。我因身体状况欠佳，无力赶往贵阳，遂请求军部就近安排工作。此时适逢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招收的第二十期学员入学，我被安排担任该期学生第十五总队中校总队附。地址在湖北省武当山脚下均县草店镇（现属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校务主任为罗列。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同年年底，第八分校与位于西安王曲镇的第七分校（主任胡宗南）合并，八分校的学生归入七分校学习，八分校编余的军官均到位于西安的第23军官总队报到。我随即担任了该军官总队第六中队中校区队长。此时西安城内谣言惑众并日嚣尘上。有的说日寇投降，敌人已经消灭，“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在军官总队中，蛊惑之词更多，如“飞鸟尽，良弓藏”。更有人煽动：“老蒋不要老毛要；西安离了职，延安去报到”，等等。对于这些涣散人心、军心，对国军团结极为有害的言论与倾向，当时的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党政部门竟然无人过问，听之任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为谋求一部分复员军官转业水产事业，设立了复员军官水产技术人员训练班，由中央训练团承办。中央训练团成立的水产技术训练班，班主任由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兼（后为张君嵩），副主任有王宏谟、陈谋琅、屈均远。我与其他800多名学员一起进入该班学习。开学典礼于1947年9月15日举行，班址设在上海市水电路与广中路口的营房内。开班以后才知道，这个训练班没有师资、教材，更没有设备与器材。大家依靠参观考察，走马观花地进行学习，效果自然不很理想。1947年年底学习结束，经国防部批准，所有学员统统移交陆军第一训练处，处长为关麟征，地址在南京中华门外岔路口的营房内。
1949年2月底，我接到母亲病重的家信，即向上级请假一个月回河北老家探亲。当时长江以北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我换了便装北行。当时铁路交通因战争中断还没有恢复，原本应该2天的路程，我竟用了6天才到家。一进门就见到母亲呻吟在床，我转身便去找医生。谁知药方开好后，却配不齐药。东奔西跑，总算将药配齐，服完一个疗程，母亲始有好转。我将取药归队的情况向母亲做了说明，请她老人家谅解，并替她又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就离家归队去了。
我于同年3月25日晚到达南京，得知训练处已全部赴上海待船赴台湾。我没有敢在南京停留，连夜赶往上海。诺大一个城市，没有详细地址，到哪儿去找部队呢？我只好东打听、西询问，跑了3天，没有任何结果。心中失望之余，忽然想起为何不去黄浦江码头找找看。于是我又沿着黄浦江码头整整找了2天，找到江南造船厂码头时，终于了解到第一训练处的船已经于三天前开往台湾了！当时心中万分懊丧，五天来的奔跑全部落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周围的人给提了一句：“到码头去找便船嘛！”对！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再到码头去寻找，请求尚未开的船给与方便。问来问去，遇到的都是遣台单位承包的，零星人员不论有无证件，一律拒绝搭载。几天折腾下来，终于没有一点好的结果，打算跟着队伍赴台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当时我失望、疲劳、饥困，感觉像是喘不过气来。在寻船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另外几位也是期望随国军赴台湾的军人，大家同病相怜，相互慰籍和鼓舞。于是我们一起努力，租了两间房暂时住下。我们调整心态，安定情绪，心中存有寻机会赴台归队的幻想。但是没过几天，共军已经渡过长江。为了生计，我们几个人都脱下了军装，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菜场当起了小贩。
解放后的上海到处都贴出了要求旧军政人员向政府交代自己经历的告示，并承诺主动交代者不予追究。我遂向当地政府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即得到不予追究的处理。1950年以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各行各业的控制，摊贩的生意越来越难以维持。我求得西安一位亲戚的资助，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开办了买卖二手自行车的商店。因切合市场需求生意不错，两年以后我还请了从亲戚那儿借来的钱。从1953年起成了独资经营的老板。
然而好光景仅仅过了3年。到了1956年，共产党就通过公私合营把我的商店收掉了，给我一个私方经理的虚名，当家的是政府指定的公方经理。在1958年共产党发动的“大鸣大放”、“协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我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公开的学习会议上，向公方经理提了一些意见，此后不久我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加上我有黄埔军校毕业和国军中校军官的历史，自然成为了“历史反革命”。同年9月23日，由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将我逮捕。很快在10月13日，闸北区法院以闸刑字第2168号判决书，罗织我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攻击干部政策，支持右派言论，污蔑苏联等罪名，重判我8年狱刑。
1958年10月20日，在我即将从上海被押往青海服刑的当天下午，被允许用十分钟时间在上海虹口的提篮桥监狱向家属告别。我们被带入一个临时安排的大厅，暂时去掉手铐，挨个站在一条长桌边上，等待家属的到来。当我的两个不满10岁的儿女在他们妈妈的带领下进入大厅，扑向我的身边，各拉着我的一只手，哭喊着要拉我回家时，我的心情痛苦到了极点。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哪里知道我将被迫与他们长期隔离。孩子每喊一声爸爸，都像戳到我心肝似的疼痛。我虽有满肚子的话要告诉儿女，可此时我一句也说不出来。我无法给他们以应有的嘱咐，更无法把实情告诉他们，因为孩子们毕竟太年幼了，还不懂世事。十分钟时间很快就到了，狱警要将我们带回监狱。我只能违心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回去吧，在家听妈妈的话。爸爸今天有事，暂时不回家了。明天回来一定带你们出去玩。”孩子们哭得更凶了，好像知道我短时间内回不去。我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也被狱警往大厅外赶。他们边走边回头看我，继续大声哭喊着。我重新回到了监狱，但是儿女们呼喊爸爸的哭声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1958年10月20日深夜，上海大雨滂沱，一片漆黑。呼啸的几辆警车，监押着约2,000名无辜的政治“犯人”，踩着一脚深一脚浅的路面积水，冒雨徒步七公里，到火车站登上了西行的囚车。囚车是“闷罐子”货车，大家随地而座，大小便就解决在车厢的几个桶内。一周时间里我们呼吸着令人窒息的剧烈臭气，到达服苦役的青海省。我被分派到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农场。
进入青藏高原以后，气温骤降15摄氏度。眼望一片荒凉，狂风裹着沙石迎面打来，又冷又痛。我们住处因为风大，帐篷支不住，所以盖的是帐篷布覆盖着的砂石，既当被又当房。那时全国处于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时期，我们每天要劳动将近15个小时。干的是开荒种地的强体力活，然而吃的只是三个拳头大小的荞麦面馒头，和一碗用甜菜叶子煮的深色盐水汤。所有“犯人”不仅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抑，还不得不承担沉重的强迫劳动和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之艰难。仅仅一个月后，就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四分之二的人病倒，剩下的四分之一也已接近有气无力。死亡的大多原先是阔人或身体有病的。
我出身于河北农村，体质本身就好，经过当兵多年，经历过多种困难的环境，因而能够挺得住，但也时时感觉到饥饿、寒冷、疲劳，以及对疾病的恐惧。那时差不多天天有人死亡，需要有“犯人”将尸体送去掩埋，这是一般人不愿意干的活。我因为在战争年代见过许多死尸，并不害怕，加上我身高力大，一个人就可以扛起一具尸体，所以这个掩埋死去同伴的活就常常落在了我的头上。我能够得到的唯一奖励是每处理一具尸体给两个馒头。
在如此的苦难中，我熬到了八年刑满，正是1966年，正遇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向全国推开的时候。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都遭批斗、关押，已经在押的“地、富、反、坏”之流哪有释放的可能。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属于“反革命分子”，更不可能出狱了。据说当时中共中央有通知：在押罪犯，无论是否满刑，一律继续改造，不予释放。于是我与其他很多同类人员一样，以“刑满留场”的身份，继续在青海劳改农场被强迫劳动。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是年3月中共宣布特赦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我于当年9月在离开18年之后回到了上海的家中。但此时我的头上依然带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刑满释放人员”等帽子，在中国大陆，这些帽子中的任何一顶都足以将一个人打入社会的最底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胡耀邦作主给全体“右派分子”平反。此项工作原限定一年之内办完，但是由于全国的右派分子多达55万人，待我获得来自原单位的平反通知时已经是1979年年底了。通知承认以前将我划为“右派”是错误的，现予以撤销。1980年3月20日，我收到了上海市闸北区法院寄来的新判决书（闸法刑申字1634号，签发日期为1979年12月31日），称鉴于以前将我定罪的主要依据─“右派”已不复存在，因此决定撤销该院1958年闸刑字第2168号判决书。当然这个新的判决书对我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子”整整20年、投入冤狱达17年、导致我个人和家庭的巨大人生灾难，没有有任何抱歉的表示，只简单提及我的生活问题交由原单位解决。我44岁被打成“右派”并判刑8年，到得以平反昭雪时已是66岁的老人了。原单位给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从此我成了一名退休职工。按照当时有关规定，单位给了我数千元的经济补偿。可实际上光我在这22年中的工资损失就接近3万元，因此这些补偿仅仅是象征性的。
我今年已经85岁，在青海高原劳改期间因为寒冷、低氧、繁重劳役而导致的肺心病越来越严重，自知来日无多。对于我的经历，我的妻子和子女都不很了解。在我入狱之前孩子都小，我不便告诉他们。1975年以后，我虽然回到上海，与孩子们也没有很多交流机会。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所接受的长期教育中，只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日寇正面撕杀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国民政府和几百万国军都是投降派或不抵抗派。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那时不便纠正他们的看法。我现在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将来我的子孙们能够明白事情的真相：我虽然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却不仅是一个没有犯过罪，而且是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奋力抗击日寇的千万国军战斗部队中的一员。
（1999年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