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在林彪死后嚎啕痛哭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由于这一 “叛党叛国”的事件，林彪这个毛泽东昔日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已经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随后进行的大批判中，人们对林彪无限上纲大批 特批，恨不得撇清与林彪曾经有过的一切关系，对林彪之死因此喜形于色欢欣鼓舞。但惟独周恩来不是这样，在林彪飞机失事后，堂堂一国总理竟然空前失态嚎啕痛 哭了一场。
据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透露：当年，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 已死。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当其他人都如释重负地离开后，屋里只剩下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突然， 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撕肝裂肺、痛楚无比。发出这哭声的，正是周恩来！就是那个越是风波险恶，就越是从容镇定，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而来到这个 世界的周恩来。在这一刻，这个超人居然失控了！足足过了20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平素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纪登奎，被震得说话都结巴了：“总、总理，林 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幸中的万幸……”周总理说：“你不懂，你不懂！”
   纪登奎说的没错，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取得了一场歼灭战的胜利。周恩来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要大哭，而且要嚎啕大哭呢？
对此，周秉德是这样解释的：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却叛国投敌自我爆炸，总理深感无法向世人交代，无疑，这种说法最符合官方的观 点。但我们只要多想一下就觉得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林彪的二号地位是其一手提拔的，周恩来即使有责任，也只是一个次要责任，无论如何也 不能怪罪到周总理头上。最应该感到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人首先是毛主席，根本不应该是周总理。周总理是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喜怒不 行于色的境界。为什么这次唯独对林彪的死亡这么失态呢？居然失态到嚎啕大哭，而且一哭就是20多分钟，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这就得从周恩来和林彪二人的交往关系以及二人的政治见解说起了。由于林彪已经被批成了臭狗屎，周恩来与他的真实交往资料，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得知，倒是 说林彪要对周恩来下毒手的资料还能够看到。英国人迪克·威尔逊著的《周恩来传》里写道，1971年3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林彪为 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周总理把林彪 的那份电报拿了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这个故事一看就是编的，当时林彪已经是二号人物了，周总理是文革中一拨即倒的人物，对林彪根本构不成威 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下命令击落周恩来的座机呢？这只不过是妖魔化林彪的一种手法，污蔑林彪不是东西，连忠厚谋国的总理也要消灭，这林彪可就坏到家了。
其实，林彪对总理是非常尊重的，这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下的一个死命令就可看出，“我睡觉时，有人来电话，我一律不接，但毛主席、周总理除外”。贵为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本可以不把周恩来放到眼里，在睡觉时还要接总理的电话，可见二人的关系应该不错，最起码能看出林彪对总理的那份尊重之情。
   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水火不容的集团，“四人帮”执行的是文革路 线，而林彪集团的政治理念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得力干将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分歧可见一斑。这 点可以从晚年陈伯达写成的《陈伯达回忆录》一书的有关回忆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 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 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 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 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 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 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 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政治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的一套。他们都不约而同 地误以为，打倒了刘邓及其一大批追随者，毛泽东的文革目的也算达到了，应该回过头来发展经济安邦治国了。可惜他们都无法理解红太阳的内心苦衷，因为如果再 发展经济，就等于回到刘少奇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去，这就等于说刘少奇是无辜的，因为刘少奇被毛泽东所指责的罪责，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英明伟大 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会自己走到文革的反面去呢？
   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持反对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真实地记录了林彪的这一 态度：“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 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 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 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 相受剥削。”
   与林彪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几年后邓小平回忆这一段不正常的历史时说的话：“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 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和邓小平两个人的说法真实地揭露了那个时代中红 太阳的专断独裁，只不过邓小平的说法比较含蓄。
对待文革的态度，周恩来虽然不敢明确反对，但一直是在被动地消极应付，在这点上，他与林彪是不谋而合的。以前的搭档刘少奇死了，如今林彪飞机失事也死了， 以后还有谁能共商大计反对文革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理一定感到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寂寞，以致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既是为林彪的命运惋 惜悲伤，也是一种兔死狐悲，为自己今后独木难支的命运痛哭悲叹，更是为国家的不幸命运而担忧悲哭。然而，周总理的这一内心悲苦谁又能理解呢？
事实也是如此，从此以后，周恩来在党内工作更加艰难，处境也更加凶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