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也是国家的文化客厅。 它的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博物馆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和艺术品等多种门类。由于地处北京的中心地带，参观国博只能网上预约；保安甚严，出租车无法在其门前停靠，还要靠两条腿走过一大段路，向沿途的各类安保人员至少出示了五六次身份证件，进门时还要经过类似登机前的检查。但这些都是“过程”，与参观的收获相比，绝对值得。
作为资深博物馆爱好者，我在参观任何博物馆前都会“做功课”，一个博物馆里的展品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无论当时如何努力参观，今后能留下印象的不过就是几件镇馆之宝和我有兴趣的展品。因此我的对策是“镇馆之宝必须看，有兴趣的重点看，一般展品路过看”。 我的兴趣是考古类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按照这个套路，我认真地观赏了其中一件名副其实的“镇国之宝“。
每一个博物馆都有它的镇馆之宝，但从“镇馆之宝”到“镇国之宝”之路更不容易。《国家人文历史》是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一本时政新闻类半月刊。该刊在2013年第10期聘请了九位考古和文博方面的专家，将中国各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按照九大门类，每种选出十大国宝，再从中各挑出一件作为“镇国之宝”。评选出的这九件镇国之宝几乎涵盖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 最后的结果是 1）太阳神鸟金饰（金银器类）；2） 西周利簋 （青铜器类）；三、秦代石鼓文（石刻壁画类）； 4）《孙子兵法》竹简 （文献书简类）；5）《平复帖》（书法类）；6）《五牛图》（绘画类）；7）真珠舍利宝幢 （工艺品类）；8）定窑孩儿枕九 （陶瓷类）；和 9）渎山大玉海 （玉器类）。
这九件镇国之宝中由国家博物收藏和展出的只有一件：西周利簋。这个不大的青铜器如今就展现在展厅中显眼的位置。无论从其规模重量、工艺水平和制作时期等各方面来考量，似乎都不应被列入镇国之宝。 但器物上刻有的32个文字，使它成为我国出土的十四万件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镇国之宝“。
它的名字叫“利簋“，利是制作人的名字，一个周朝的将军，或者是一个部落的首领；簋是商周时期盛食物的一种容器名称，也可以是重要的礼器；在宴享和祭祀时，簋经常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的村民在打井时无意中发现一处窖藏，经过考古发掘后，出土了151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件“西周利簋”。其价值不仅在于制作精美，更重要的是在这件簋的底部铸有4行32字的铭文，清晰的记载了 ”武王伐纣“ 这一历史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考古界，由此成为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 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它也是目前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
中国历史上的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从此周朝立而商朝灭，这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纣“。有关它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其具体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意见，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112年，这给商周断代史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这件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它的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铭文字体扁长，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它刻的铭文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铭文大意是：在甲子日早晨，武王发动了对殷商的战争，此时岁星正当其位，这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迅速打败商纣王，占领商国。到了第七天，王的军队驻扎在阑地。因史官利在周灭商战争中观天象、知天时、处吉凶，遂使武王迅速灭掉商朝，建立周朝，于是武王赏赐青铜于利。右史利用这些赏赐的青铜为他逝去的檀公铸造了这件祭祀用的宝簋。
这件深埋地下三千年的青铜器，用最朴素的文字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伐纣"的重大史实。文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准确地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这件利簋见证了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中国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由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武王伐纣“不仅是个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经常引用的典故。如晚清文人康有为为庆贺直系军阀吴佩孚五十岁生日，亲笔题写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对联通过“牧野鹰扬”之战赞扬吴佩孚的武功，用“武王伐纣“的典故暗示他未来还有更大的功业可期；而“洛阳虎视”则突出了吴佩孚在洛阳的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局势。整副对联气势恢宏，既切合吴佩孚的身份，又点出了他的生日和生日地点，堪称传世佳作。
尽管西周利簋登上了镇国之宝的位置，但我认为文物的鉴赏毕竟不是奥运会比赛，很难以金银铜牌来排序。 仅就青铜礼器类的文物，我就在现场观赏过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纵目人神像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克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和陕西宝鸡博物馆的何尊等，这些青铜器都是传世之宝，其稀缺性和工艺水平，绝对不亚于西周利簋。
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也有几件国宝级的礼器类青铜器，如青铜之王——后母戊鼎和西周重器——大盂鼎：
鸿盘史诗——虢季子白盘和青铜美器——四羊方尊：
圆鼎之最——子龙鼎和妇好青铜鸮尊：
这些都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与西周利簋一起，造就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博大精深。此生有机会亲眼观赏这些青铜器，正可谓人生之乐事也。
我曾参观过欧美几乎所有著名博物馆的中国展厅，也参观过国内大部分重要的博物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方面，如今国内各大博物馆绝对不亚于，甚至已经超过了欧美的博物馆；其中国家博物馆的规模和设施，绝对名列全球前五位， 与美国大都会，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和俄罗斯的冬宫比美。 而在“软件”，即文物的收藏方面，尽管有不少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但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又有上百起重大考古发现，这些文物如今都留在国内各大博物馆，而其中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绝对是中国文物收藏之冠，没有之一。
但话又说回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或者说今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里，很难名列“世界四大“或”世界五大“博物馆之列，因为它的国际收藏品极少，当然这也不是国博本身的问题，此文对此也无法讨论。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从“镇馆之宝”到“镇国之宝”的青铜器
长岛退休客 (2025-12-15 08:26:32) 评论 (0)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也是国家的文化客厅。 它的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度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博物馆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和艺术品等多种门类。由于地处北京的中心地带，参观国博只能网上预约；保安甚严，出租车无法在其门前停靠，还要靠两条腿走过一大段路，向沿途的各类安保人员至少出示了五六次身份证件，进门时还要经过类似登机前的检查。但这些都是“过程”，与参观的收获相比，绝对值得。
作为资深博物馆爱好者，我在参观任何博物馆前都会“做功课”，一个博物馆里的展品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无论当时如何努力参观，今后能留下印象的不过就是几件镇馆之宝和我有兴趣的展品。因此我的对策是“镇馆之宝必须看，有兴趣的重点看，一般展品路过看”。 我的兴趣是考古类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按照这个套路，我认真地观赏了其中一件名副其实的“镇国之宝“。
每一个博物馆都有它的镇馆之宝，但从“镇馆之宝”到“镇国之宝”之路更不容易。《国家人文历史》是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一本时政新闻类半月刊。该刊在2013年第10期聘请了九位考古和文博方面的专家，将中国各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按照九大门类，每种选出十大国宝，再从中各挑出一件作为“镇国之宝”。评选出的这九件镇国之宝几乎涵盖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 最后的结果是 1）太阳神鸟金饰（金银器类）；2） 西周利簋 （青铜器类）；三、秦代石鼓文（石刻壁画类）； 4）《孙子兵法》竹简 （文献书简类）；5）《平复帖》（书法类）；6）《五牛图》（绘画类）；7）真珠舍利宝幢 （工艺品类）；8）定窑孩儿枕九 （陶瓷类）；和 9）渎山大玉海 （玉器类）。
这九件镇国之宝中由国家博物收藏和展出的只有一件：西周利簋。这个不大的青铜器如今就展现在展厅中显眼的位置。无论从其规模重量、工艺水平和制作时期等各方面来考量，似乎都不应被列入镇国之宝。 但器物上刻有的32个文字，使它成为我国出土的十四万件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镇国之宝“。
它的名字叫“利簋“，利是制作人的名字，一个周朝的将军，或者是一个部落的首领；簋是商周时期盛食物的一种容器名称，也可以是重要的礼器；在宴享和祭祀时，簋经常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的村民在打井时无意中发现一处窖藏，经过考古发掘后，出土了151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件“西周利簋”。其价值不仅在于制作精美，更重要的是在这件簋的底部铸有4行32字的铭文，清晰的记载了 ”武王伐纣“ 这一历史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考古界，由此成为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 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它也是目前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
中国历史上的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从此周朝立而商朝灭，这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纣“。有关它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其具体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意见，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112年，这给商周断代史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这件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它的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铭文字体扁长，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它刻的铭文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铭文大意是：在甲子日早晨，武王发动了对殷商的战争，此时岁星正当其位，这是一个吉祥的好兆头，迅速打败商纣王，占领商国。到了第七天，王的军队驻扎在阑地。因史官利在周灭商战争中观天象、知天时、处吉凶，遂使武王迅速灭掉商朝，建立周朝，于是武王赏赐青铜于利。右史利用这些赏赐的青铜为他逝去的檀公铸造了这件祭祀用的宝簋。
这件深埋地下三千年的青铜器，用最朴素的文字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伐纣"的重大史实。文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准确地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这件利簋见证了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中国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由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武王伐纣“不仅是个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经常引用的典故。如晚清文人康有为为庆贺直系军阀吴佩孚五十岁生日，亲笔题写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对联通过“牧野鹰扬”之战赞扬吴佩孚的武功，用“武王伐纣“的典故暗示他未来还有更大的功业可期；而“洛阳虎视”则突出了吴佩孚在洛阳的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局势。整副对联气势恢宏，既切合吴佩孚的身份，又点出了他的生日和生日地点，堪称传世佳作。
尽管西周利簋登上了镇国之宝的位置，但我认为文物的鉴赏毕竟不是奥运会比赛，很难以金银铜牌来排序。 仅就青铜礼器类的文物，我就在现场观赏过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纵目人神像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克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和陕西宝鸡博物馆的何尊等，这些青铜器都是传世之宝，其稀缺性和工艺水平，绝对不亚于西周利簋。
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也有几件国宝级的礼器类青铜器，如青铜之王——后母戊鼎和西周重器——大盂鼎：
鸿盘史诗——虢季子白盘和青铜美器——四羊方尊：
圆鼎之最——子龙鼎和妇好青铜鸮尊：
这些都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与西周利簋一起，造就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博大精深。此生有机会亲眼观赏这些青铜器，正可谓人生之乐事也。
我曾参观过欧美几乎所有著名博物馆的中国展厅，也参观过国内大部分重要的博物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方面，如今国内各大博物馆绝对不亚于，甚至已经超过了欧美的博物馆；其中国家博物馆的规模和设施，绝对名列全球前五位， 与美国大都会，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和俄罗斯的冬宫比美。 而在“软件”，即文物的收藏方面，尽管有不少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但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又有上百起重大考古发现，这些文物如今都留在国内各大博物馆，而其中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绝对是中国文物收藏之冠，没有之一。
但话又说回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或者说今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里，很难名列“世界四大“或”世界五大“博物馆之列，因为它的国际收藏品极少，当然这也不是国博本身的问题，此文对此也无法讨论。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