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时代悄悄带走的“芳华”
1961 年，我考入北京一所大学预科班。那是一所寄宿学校，在当年，是许多人羡慕却进不来的地方。
学校的选址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传说这里原是某位大军阀的宅院，雕梁画栋，院落深深，颇有几分《红楼梦》里荣国府的气象。校园里除了我们一百多名学生，还有一个干训部，清一色是外贸系统送来进修外语的干部。
他们有独立的一栋宿舍楼和我校女生分享，他们有營养食堂，三歺自选，完全自费；
学生食堂则是自费加国家补贴。
從学生的组成就可以知道这个学校的特殊性遠非外人所知。
学校高干子弟很多，我所在的英语小班有两位部长的孩子，分別是外贸、煤炭部外加一大军区司令员的子女；也有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学校的政工干部从本科选派，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是烈士后代，抗日时她在延安上过小学，九十年代末被提拨为付院长。
更让外人想不到的是
预科的主要课程只有三门:外语，汉语，化学。外面的孩子累死累活要学七八门课，然后挤高考的独立桥，而我们毕业时只要各门考试及格都可以直接进入本科大学。
從今天看这座学校等於为考大学开了后门。
班上有意思的人和事是介绍不完的。
就说那个留背头打发腊的何明吧。
何明进校头一年，被归入所谓 “自由散漫、只专不红”的一类。有一次，辅导员找他谈話，经点拨，他写了入团申請书，並开始有意与原来的那一圈小伙伴划清界线。
团组织还给他分配了一对一，一对紅，学习对象。
他的转变很快，也很用力。
学雷锋成了他的日常。每天早上，不等起床铃响，他就起床，替同宿舍的人打洗脸水；冬天，别人还在被窝里，他已经在宿舍里打理火炉、添媒，倒垃圾。每次下乡支农都表現突出，住老乡家帮助房东扫院子、挑水。
但正是这些“过于积极”的表现，给他招来了麻煩。有人怀疑他打小报告，说他是宿舍的窃听器。还有人借机讽刺他。
一次，有人当着很多人的面起哄：“我这儿有双臭袜子，谁帮我洗洗？我替他向领导汇报一下。”
立刻有人跟着喊：“顺手把我裤衩也洗了吧！”
哄堂大笑。
何明委屈地站在那里，没说话。
看的出，班长、支部委员也并不喜欢他。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他的“先进”，会使他们变的平庸。在那个年代，表现是有分寸的，越过了那条无形的线，会给周边的人带來压力反而让人不安。有人会说‘’ You are rocking the boat." (坏事的来了)。 高三毕业前他入了团。
按条件，他完全可以直升本院，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他放弃了。
他说得很简单：
家里负担重，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早点工作，可以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
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多说——大学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他不想离开北京。
于是，高中毕业那年，他被分到一所中学教英语。不久，升为教导主任，负责学生纪律和思想教育。
命运的转折，很快到来。
“文革”开始后，他家的成分变了——由“城市贫民”，改成了“资本家”。
其实，他家上两代都是摇煤球的。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是全家的工作场所：除了煤堆就是黃土堆，还有一台手压抽水机，用来和煤泥；那时还沒有蜂窩煤，一切都是手工劳动的; 住的是两间半砖半泥的房子，屋里是农村式的土炕，柴火灶。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了两代人。
运动中，有人揭发他父亲“雇过帮工”，还给警察局定期送煤球，巴结反对势力，于是又被定为“资本家”。
成分一变，他从领导层又回到普通教师行列。不久，政策调整，教师要凭学历上岗，大学英语系毕业生来到学校，把他顶替下来。
他被分到后勤组，管水电、修理、绿化工作。
这一管，就是许多年。
55 岁那年，他退休，由一个子女顶替上班。
再回头看我们那一班同学，轨迹已然分明。
几位高干子女，本科毕业后，有的出国，有的做起了进出口贸易，还有人进了外贸部，做了大使馆参赞。更离谱的是有人回过头来娶走了当年的“校花”。他们比别人更早接触了西方文化。有一次开同学会，一位同学木纳地站在那里，使人想起鲁迅小说‘’故乡‘’里的润土，他怯怯地问在外贸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 你去过几个国家‘’ ，那位回答说你最好问我沒去过那些国家。
当年的老班长先留校当学生科科长，后來进了党委宣传部当处长，我们早看他是干部苗子，比他爸爸还励害，到九十年代，已升至是副院长。
而同班的大多数人，也都完成了本科，或考入其他大学，或顺利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何明有先见之明，本科毕业后大多数去了外地，最遠分到喀什，最近分到承德外贸，上山收核桃。
何明，稳稳地留在了北京，他不曾出席任何同学会，不入群，不联系任何人。
何明的故事不像电影有那么多起伏的情节，却与《芳华》有着相似的底色——
有些人被时代高高举起，
有些人被时代轻轻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