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性格中的世故与怯懦

长期以来，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常被塑造成“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仿佛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毫无退却。然而，若剥离后世不断叠加的道德光环，回到鲁迅自身的言行轨迹与精神选择，便不难发现：在其锋利与激烈的背后，始终潜藏着一种深层而持久的世故，以及难以忽视的怯懦。

1908年，鲁迅写下《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几乎标志着他早期思想与文学探索的一个阶段性终结。此后长达十年，他由学校教员转入教育部任职，沉寂于体制之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才以《狂人日记》重新登上思想舞台，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关于这十年的“沉潜”，通常被解释为理想破灭、精神悲观、友人离世与疾病困扰等因素的综合结果。然而，若结合其胞弟周作人的回忆，则可窥见更为现实而直接的动因。

洪憲帝制活動時，袁世凱的特務，如陸建章的軍警執法處大概繼承的是東廠的統系，也確實可怕，由他抓走的人至今不可計算。 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們反對或表示不服，以此人設法逃避耳目，大概只要有一種嗜好，重的嫖賭蓄妾，輕玩古董書畫，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於小鳳仙，是有名的例?•魯迅就假裝玩古董，又買不起金石品，便限於紙片，收集一些石刻拓來看片。

这一细节，与其说是文人雅趣，不如说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保护。

若将鲁迅置于同代知识分子的比较中，这种性格特征便更加明显。与陈独秀的敢为人先、锋芒毕露相比，鲁迅明显缺乏率先冲阵的勇气；与胡适所象征的青年奋发、公开倡言不同，鲁迅更倾向于观望与保留。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流血牺牲，鲁迅基本作壁上观，而周作人却留下了沉痛的挽联：

赤化赤化，学界名流新闻记者还在诬陷；

白死白死，革命政府帝国主义一样东西。

李大钊与周氏兄弟交往甚深。李大钊被张作霖枪杀后，鲁迅选择了消极的沉默；而周作人却不顾风险，倾力相助其家属，甚至帮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化名赴日留学。面对如此关键的历史节点，鲁迅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其性格深处对世事炎凉的清醒认知，以及由此衍生的谨慎与退缩。

怯懦者的典型特征，正在于此：在高压与威胁之下选择沉默，而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却展现出惊人的勇敢。鲁迅一生辗转北京、厦门、广州，最终定居上海法租界。若完全否认其对生存风险的深度考量，恐怕难以自圆其说。法租界确实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庇护——在那里，鲁迅一方面领取着教育部的高薪另一方面则以充满暴烈情绪的杂文，度过了其“战斗”与“革命”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