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的文艺史里，“集体创作”这个词并不陌生。它看起来光鲜，仿佛一首歌、一部剧、一篇文章是众人齐心协力、投桃报李的成果。然而在那个曾经没有“个人主义”生存空间的年代里，“集体创作”往往意味着另一种隐秘的秩序，一种让个体消失、让真实被掩盖的潜台词。
集体主义曾是那个时代所有宣传与教育的中心，个人主义则被贬斥得一文不值，甚至被视为思想上的原罪。只要谁头上被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那不是不吃香的问题，而是麻烦降临、前途尽毁。于是，无论一首歌、一篇文稿究竟来自谁的心血和才华，只要冠上“集体创作”的名义，一切都能迎刃而解。集体的荣誉安全、政治的气氛安全，个人的才华反而要被藏起来，免得惹火烧身。
但“集体创作”真正的潜台词，却不仅是政治上的自我保护，还有一种更现实、更直接的利益逻辑。在一项文艺作品的背后，总会有大大小小的行政人员、管理者、组织者、协调者。他们可能没有动笔，也未必提供灵感，但在一场场会议、一次次讨论里，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存在感”。在这种氛围下，主创人员得罪不起任何人，于是每个人都能“沾光”，每个人都能挂名。写词的人、写曲的人、甚至只是旁听过的人，一起并列在署名栏里，这便成了“集体创作”的现实模样。
然而，相比这些表面的集体主义和利益均沾，更让人无法释怀的，是原始创意与个人心血被稀释、被覆盖，甚至被剽窃的事实。西方文明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原点”——最初的点子、最初的原稿、最初的结构。谁提出了这个想法，谁写下了第一版的草稿，那个人就拥有核心版权。但在某些环境里，原创往往是最不值得提的东西，它仿佛没有重量，也没有位置。人们拿来就用，用完就算，甚至连一句署名的尊重都不给。
我曾亲历过这样一件事。某研究所要出版一本技术书籍，一个专家在领导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推进，但大量内容来自一位老前辈多年前的翻译与整理。结果书稿上没有前辈的名字，仿佛那些工作从来不曾存在。直到那位老前辈写信告到出版社，事情才得以中止。类似的暗争明抢，数不胜数。彩调《刘三姐》便是典型。早期的收集、整理、主创据说由一位李姓老师倾注心力所完成，但随着领导安排的人员不断加入、行政力量层层介入，最后署名变成“集体创作”。真正的奠基者反而被湮没在历史的一角里。
集体创作本可以是艺术家们群策群力的努力成果，但在现实里，它却往往变成了掩盖原创、稀释功劳、掠夺版权的外衣。当一个社会把个人的才华、劳动和价值淹没在模糊的“集体”里，不仅伤害了创作者，也损伤了文明最基本的原则——尊重个人、尊重原创、尊重心血。
或许，“集体创作”这四个字最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它看似在歌颂集体，实则让真正的贡献者无名；它看似让人人有份，最终却让才华无处安放。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以集体的名义牺牲个人，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成就集体。只有当原创者不再被淹没，被使用的每一段心血都能堂堂正正地署上名字，所谓的创作，才能真正有尊严地站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