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矿内基本上是半停产状态， 大家在一起就是“好”与“屁”之争， 我对此事渐渐地淡薄起来， 便到处看看， 多听听， 少讲讲了， 有一天在菇山百货公司见到有白黑两种丝绸卖， 是不收布票的， 这时我想起了婆婆的嘱咐：“要做丝绸衣裤”，回来后和黎杰商量，（婆婆在北京时曾在两个姑子家都住过， 文革中她是袋袋户口， 未表明身份， 但她仍是害怕， 而去山西舅舅家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转到山西四姑姑家居住）， 黎讲：“好，也要给四姑姑做一套”。 于是我就亲手缝制了中式的两套丝绸（白褂子、黑裤子）衣服， 寄往山西四姑家， 这才算完成了一半的承诺， 因为婆婆指明棉衣是要做蓝色线春的面料， 不仅买不到， 而且连棉花也要计划供应， 那时办不到这些条件， 就等以后再说吧！
这时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联总（好派）以104楼为根据地， 用粗钢筋焊接成铁栏杆， 防止不同观点的人进入， 战斗司令部（屁派）以俱乐部为根据地， 也是将门把守得牢牢的； 总部（屁派）是以103楼为根据地， 同样是用钢筋焊成铁门不给人出入。 无论是在哪个据点的顶层上，都是装上了高音喇叭， 日夜在互相喊叫、对骂， 那些看守的人都是戴着芭斗帽子， 手中拿着不同的武器， 有的扛着枪， 有的拿着棍棒； 我们住的宿舍就在103楼下的平房内， 真感到有些提心吊胆。 两派看守的人传来消息说， 要动武力来维持政权了， 好派的人已经到炸药库去抢了枪，在104楼顶上已经架起了机关枪， 枪口是对着103楼的， 我们的邻居陈华玉和张伟良等人都说， 他们要战斗时， 是会拿棉被来护身的， 我们要把棉被藏起来， 免得他们到要战斗的时候来抢， 现在正是夏季， 可以不盖被子了， 就把棉被放到天花板上去吧！ 于是， 我们这几家就按此方案执行了。 听郑翔讲：“我们单身宿舍（104楼）实在住不下去了， 我们三人（郑翔、皇甫基和张和发）准备回家（上海）去， 把东西放在101宿舍楼的一个小房间内， 请瓦工把门封闭好， 使外面的人看不出来， 并有留守在那里住的几个家属看管”； 我听了以后急忙说：“我也有几个箱子，可以放进去吗”？“当然可以的”。 就这样，我们把应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了， 做好防备战斗的准备。郑翔和张和发二人还给我留下他们住在上海的地址， 以便保持联系， 可以互通信息。
次日（1967年7月的一天）天刚亮， 就听到俱乐部的屋顶上传来了一阵集合号声， 大家都紧张起来， 因为怕的是“屁派”要来打； 谁知他们集合后， 不但没有来打， 而是整好队伍后， 离开了菇山； 接着又冲来了数十人（是都清公社的造反派）， 他们强行把103楼的铁门砸开， 进楼后把里面砸得一塌糊涂， 这是真正的“打砸抢”行动。 于是， 大家都纷纷地传说， 这一下， 屁派是不会甘心的， 等他们杀个回马枪来， 一定要好好的报复一下了， 遭殃的还是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 这几句话， 弄得我们心惊肉跳， 我们也离开这里出去躲几天， 避开这个风头吧！ 到那儿去呢？ 在亲戚中要算二哥家比较路近些， 就到二哥家去躲避几天吧！ 主意决定后， 就整理了四个人的换洗衣服， 包成两个包裹，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两人每人背上一个包裹， 带领着玲儿和利儿启程了。
可是， 那时公交车停开， 只有步行到马鞍山， 我们四人一步一步的走到马鞍山车站时， 已感到又渴又累了， 就买了一个大西瓜， 正准备破瓜解渴的时候， 说是有一辆客车准备开往南京， 因为那时的车辆很紧张，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 就顾不得渴了， 而把大西瓜带上汽车， 准备到南京后再吃吧！ 谁知这汽车开了很长时间， 才到达南京， 天又热，我和玲儿二人都变成瘟鸡（晕车的症状）了， 不仅拿不了东西， 而且连走路都感到困难， 黎杰要背两个包裹， 还要加上一个大西瓜， 他也搞不动了， 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叫了两辆三轮车， 拉到浴室里去洗澡休息， 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长江路的一版浴室内， 算是找到了休息的地方； 但是， 听到澡堂内有女人的哭声， 这原来是菇山矿刘耀祖（革命烈士的儿子）因在马鞍山市里乘车参加武斗时，汽车开翻了， 他因撞在车上而死了，那个哭的女人就是他的老婆， 据说同车的还有叶林（当时是菇山磷铁矿供销科科长， 后又提拔为副矿长）等数人（全是菇山矿的职工）都因受伤而现在南京住院； 我们当时是帮不了她的忙， 也不敢乱发表意见， 因为怕引起派别斗争， 只有装着不知道在澡堂内将就地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就乘汽车到句容。
到句容后， 该处正在下倾盆大雨， 汽车进站后， 乘客都无法下车， 只有在汽车上等雨停后再下车出站， 只见道路上已積水很深， 幸好是夏天，我们都是穿的塑料凉鞋， 就在水中走路， 进城后找到了句容中学， 二哥他们是住在学校内的一间房内， 他们将房间让给我们住， 而自己却出去住； 第二天， 二哥买了一只老母鸡烧给大家吃， 他把鸡腿分给两个小的孩子（利儿和家宁）吃， 玲儿因为没有摊上， 她就问：“舅舅， 这只鸡有几条腿呀”？弄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以后， 我们在句容中学门口看到一张大字报， 主要内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同志讲， 各地要采取文攻武卫------”； 回来研究结果是到苏州再住几天吧！ 因此， 我们两家七口人一起到达苏州， 二哥他们一家三口人住在二嫂的娘家， 而我们四人只有住在大嫂家了； 大嫂对我们很客气， 将床位让给我们睡， 而她和孩子们都打地铺睡觉。
第二天， 二哥邀我们与二嫂的父母见面， 并在观前街的一家酒楼里吃了一餐味美而又可口的宴席， 这时见观前街上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过了一天， 街上拉起了铁丝网， 拦住不给人走路了； 正在犹豫的时候， 二哥过来了， 他说：“ 现在苏州也在闹两派斗争， 苏州城里有支派（即支持夺权的一派）和踢派（即反对夺权的一派）之分， 我过来时， 他们问我是那一派的， 我说我是外地的， 并用句容话讲， 他们才让我走的， 你们要注意， 假如要出去的话， 千万不要讲是住在苏州的， 也不要提起派别的事， 他们是可以让你过去的”。 我们就尽量少出去， 免得找些麻烦。 在苏州时我与去上海的两位同事写了信， 告诉他们我也离开菇山了， 并将在南京见到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出去寄信时我们是带着菇山矿的工作证， 以便证明我们是外地来的， 到观前街上， 见商店都在营业， 但都是开小部分店门， 好像是随时准备关门的样子；又见不少店铺的招牌都改成了“毛主席万岁”，他们的店门又不是大开，看不清里面的东西，所以就无法知道此店是经营什么了； 以后，收到上海两人的回信， 说上海也是两派斗争很厉害。
一天早晨， 听说： 昨晚苏州医学院打得很厉害， 现在里面的人都跑走了-----我俩为了好奇心， 就带着工作证前往观看； 走到苏州医学院大门口时， 见有一张藤椅上坐着一个死去的男子， 他的一只手从手腕处已被砍下来， 但还连着一点皮而挂在手臂上， 旁边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斩断魔爪”四个字； 走进去后见到实验室的仪器被砸得一塌糊涂， 又见里面仅有几个像我们一样来观看的人外， 并没有任何看守的人员， 这时， 才想到这里是危险的地方， 于是赶快离开吧！
我的一生与家庭（第五部分）（3）
天上人间游一游 (2025-11-25 18:13:31) 评论 (0)
这时矿内基本上是半停产状态， 大家在一起就是“好”与“屁”之争， 我对此事渐渐地淡薄起来， 便到处看看， 多听听， 少讲讲了， 有一天在菇山百货公司见到有白黑两种丝绸卖， 是不收布票的， 这时我想起了婆婆的嘱咐：“要做丝绸衣裤”，回来后和黎杰商量，（婆婆在北京时曾在两个姑子家都住过， 文革中她是袋袋户口， 未表明身份， 但她仍是害怕， 而去山西舅舅家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转到山西四姑姑家居住）， 黎讲：“好，也要给四姑姑做一套”。 于是我就亲手缝制了中式的两套丝绸（白褂子、黑裤子）衣服， 寄往山西四姑家， 这才算完成了一半的承诺， 因为婆婆指明棉衣是要做蓝色线春的面料， 不仅买不到， 而且连棉花也要计划供应， 那时办不到这些条件， 就等以后再说吧！
这时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联总（好派）以104楼为根据地， 用粗钢筋焊接成铁栏杆， 防止不同观点的人进入， 战斗司令部（屁派）以俱乐部为根据地， 也是将门把守得牢牢的； 总部（屁派）是以103楼为根据地， 同样是用钢筋焊成铁门不给人出入。 无论是在哪个据点的顶层上，都是装上了高音喇叭， 日夜在互相喊叫、对骂， 那些看守的人都是戴着芭斗帽子， 手中拿着不同的武器， 有的扛着枪， 有的拿着棍棒； 我们住的宿舍就在103楼下的平房内， 真感到有些提心吊胆。 两派看守的人传来消息说， 要动武力来维持政权了， 好派的人已经到炸药库去抢了枪，在104楼顶上已经架起了机关枪， 枪口是对着103楼的， 我们的邻居陈华玉和张伟良等人都说， 他们要战斗时， 是会拿棉被来护身的， 我们要把棉被藏起来， 免得他们到要战斗的时候来抢， 现在正是夏季， 可以不盖被子了， 就把棉被放到天花板上去吧！ 于是， 我们这几家就按此方案执行了。 听郑翔讲：“我们单身宿舍（104楼）实在住不下去了， 我们三人（郑翔、皇甫基和张和发）准备回家（上海）去， 把东西放在101宿舍楼的一个小房间内， 请瓦工把门封闭好， 使外面的人看不出来， 并有留守在那里住的几个家属看管”； 我听了以后急忙说：“我也有几个箱子，可以放进去吗”？“当然可以的”。 就这样，我们把应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了， 做好防备战斗的准备。郑翔和张和发二人还给我留下他们住在上海的地址， 以便保持联系， 可以互通信息。
次日（1967年7月的一天）天刚亮， 就听到俱乐部的屋顶上传来了一阵集合号声， 大家都紧张起来， 因为怕的是“屁派”要来打； 谁知他们集合后， 不但没有来打， 而是整好队伍后， 离开了菇山； 接着又冲来了数十人（是都清公社的造反派）， 他们强行把103楼的铁门砸开， 进楼后把里面砸得一塌糊涂， 这是真正的“打砸抢”行动。 于是， 大家都纷纷地传说， 这一下， 屁派是不会甘心的， 等他们杀个回马枪来， 一定要好好的报复一下了， 遭殃的还是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 这几句话， 弄得我们心惊肉跳， 我们也离开这里出去躲几天， 避开这个风头吧！ 到那儿去呢？ 在亲戚中要算二哥家比较路近些， 就到二哥家去躲避几天吧！ 主意决定后， 就整理了四个人的换洗衣服， 包成两个包裹，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两人每人背上一个包裹， 带领着玲儿和利儿启程了。
可是， 那时公交车停开， 只有步行到马鞍山， 我们四人一步一步的走到马鞍山车站时， 已感到又渴又累了， 就买了一个大西瓜， 正准备破瓜解渴的时候， 说是有一辆客车准备开往南京， 因为那时的车辆很紧张，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 就顾不得渴了， 而把大西瓜带上汽车， 准备到南京后再吃吧！ 谁知这汽车开了很长时间， 才到达南京， 天又热，我和玲儿二人都变成瘟鸡（晕车的症状）了， 不仅拿不了东西， 而且连走路都感到困难， 黎杰要背两个包裹， 还要加上一个大西瓜， 他也搞不动了， 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叫了两辆三轮车， 拉到浴室里去洗澡休息， 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长江路的一版浴室内， 算是找到了休息的地方； 但是， 听到澡堂内有女人的哭声， 这原来是菇山矿刘耀祖（革命烈士的儿子）因在马鞍山市里乘车参加武斗时，汽车开翻了， 他因撞在车上而死了，那个哭的女人就是他的老婆， 据说同车的还有叶林（当时是菇山磷铁矿供销科科长， 后又提拔为副矿长）等数人（全是菇山矿的职工）都因受伤而现在南京住院； 我们当时是帮不了她的忙， 也不敢乱发表意见， 因为怕引起派别斗争， 只有装着不知道在澡堂内将就地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就乘汽车到句容。
到句容后， 该处正在下倾盆大雨， 汽车进站后， 乘客都无法下车， 只有在汽车上等雨停后再下车出站， 只见道路上已積水很深， 幸好是夏天，我们都是穿的塑料凉鞋， 就在水中走路， 进城后找到了句容中学， 二哥他们是住在学校内的一间房内， 他们将房间让给我们住， 而自己却出去住； 第二天， 二哥买了一只老母鸡烧给大家吃， 他把鸡腿分给两个小的孩子（利儿和家宁）吃， 玲儿因为没有摊上， 她就问：“舅舅， 这只鸡有几条腿呀”？弄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以后， 我们在句容中学门口看到一张大字报， 主要内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同志讲， 各地要采取文攻武卫------”； 回来研究结果是到苏州再住几天吧！ 因此， 我们两家七口人一起到达苏州， 二哥他们一家三口人住在二嫂的娘家， 而我们四人只有住在大嫂家了； 大嫂对我们很客气， 将床位让给我们睡， 而她和孩子们都打地铺睡觉。
第二天， 二哥邀我们与二嫂的父母见面， 并在观前街的一家酒楼里吃了一餐味美而又可口的宴席， 这时见观前街上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过了一天， 街上拉起了铁丝网， 拦住不给人走路了； 正在犹豫的时候， 二哥过来了， 他说：“ 现在苏州也在闹两派斗争， 苏州城里有支派（即支持夺权的一派）和踢派（即反对夺权的一派）之分， 我过来时， 他们问我是那一派的， 我说我是外地的， 并用句容话讲， 他们才让我走的， 你们要注意， 假如要出去的话， 千万不要讲是住在苏州的， 也不要提起派别的事， 他们是可以让你过去的”。 我们就尽量少出去， 免得找些麻烦。 在苏州时我与去上海的两位同事写了信， 告诉他们我也离开菇山了， 并将在南京见到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出去寄信时我们是带着菇山矿的工作证， 以便证明我们是外地来的， 到观前街上， 见商店都在营业， 但都是开小部分店门， 好像是随时准备关门的样子；又见不少店铺的招牌都改成了“毛主席万岁”，他们的店门又不是大开，看不清里面的东西，所以就无法知道此店是经营什么了； 以后，收到上海两人的回信， 说上海也是两派斗争很厉害。
一天早晨， 听说： 昨晚苏州医学院打得很厉害， 现在里面的人都跑走了-----我俩为了好奇心， 就带着工作证前往观看； 走到苏州医学院大门口时， 见有一张藤椅上坐着一个死去的男子， 他的一只手从手腕处已被砍下来， 但还连着一点皮而挂在手臂上， 旁边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斩断魔爪”四个字； 走进去后见到实验室的仪器被砸得一塌糊涂， 又见里面仅有几个像我们一样来观看的人外， 并没有任何看守的人员， 这时， 才想到这里是危险的地方， 于是赶快离开吧！
这时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联总（好派）以104楼为根据地， 用粗钢筋焊接成铁栏杆， 防止不同观点的人进入， 战斗司令部（屁派）以俱乐部为根据地， 也是将门把守得牢牢的； 总部（屁派）是以103楼为根据地， 同样是用钢筋焊成铁门不给人出入。 无论是在哪个据点的顶层上，都是装上了高音喇叭， 日夜在互相喊叫、对骂， 那些看守的人都是戴着芭斗帽子， 手中拿着不同的武器， 有的扛着枪， 有的拿着棍棒； 我们住的宿舍就在103楼下的平房内， 真感到有些提心吊胆。 两派看守的人传来消息说， 要动武力来维持政权了， 好派的人已经到炸药库去抢了枪，在104楼顶上已经架起了机关枪， 枪口是对着103楼的， 我们的邻居陈华玉和张伟良等人都说， 他们要战斗时， 是会拿棉被来护身的， 我们要把棉被藏起来， 免得他们到要战斗的时候来抢， 现在正是夏季， 可以不盖被子了， 就把棉被放到天花板上去吧！ 于是， 我们这几家就按此方案执行了。 听郑翔讲：“我们单身宿舍（104楼）实在住不下去了， 我们三人（郑翔、皇甫基和张和发）准备回家（上海）去， 把东西放在101宿舍楼的一个小房间内， 请瓦工把门封闭好， 使外面的人看不出来， 并有留守在那里住的几个家属看管”； 我听了以后急忙说：“我也有几个箱子，可以放进去吗”？“当然可以的”。 就这样，我们把应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了， 做好防备战斗的准备。郑翔和张和发二人还给我留下他们住在上海的地址， 以便保持联系， 可以互通信息。
次日（1967年7月的一天）天刚亮， 就听到俱乐部的屋顶上传来了一阵集合号声， 大家都紧张起来， 因为怕的是“屁派”要来打； 谁知他们集合后， 不但没有来打， 而是整好队伍后， 离开了菇山； 接着又冲来了数十人（是都清公社的造反派）， 他们强行把103楼的铁门砸开， 进楼后把里面砸得一塌糊涂， 这是真正的“打砸抢”行动。 于是， 大家都纷纷地传说， 这一下， 屁派是不会甘心的， 等他们杀个回马枪来， 一定要好好的报复一下了， 遭殃的还是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 这几句话， 弄得我们心惊肉跳， 我们也离开这里出去躲几天， 避开这个风头吧！ 到那儿去呢？ 在亲戚中要算二哥家比较路近些， 就到二哥家去躲避几天吧！ 主意决定后， 就整理了四个人的换洗衣服， 包成两个包裹，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两人每人背上一个包裹， 带领着玲儿和利儿启程了。
可是， 那时公交车停开， 只有步行到马鞍山， 我们四人一步一步的走到马鞍山车站时， 已感到又渴又累了， 就买了一个大西瓜， 正准备破瓜解渴的时候， 说是有一辆客车准备开往南京， 因为那时的车辆很紧张，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 就顾不得渴了， 而把大西瓜带上汽车， 准备到南京后再吃吧！ 谁知这汽车开了很长时间， 才到达南京， 天又热，我和玲儿二人都变成瘟鸡（晕车的症状）了， 不仅拿不了东西， 而且连走路都感到困难， 黎杰要背两个包裹， 还要加上一个大西瓜， 他也搞不动了， 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叫了两辆三轮车， 拉到浴室里去洗澡休息， 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长江路的一版浴室内， 算是找到了休息的地方； 但是， 听到澡堂内有女人的哭声， 这原来是菇山矿刘耀祖（革命烈士的儿子）因在马鞍山市里乘车参加武斗时，汽车开翻了， 他因撞在车上而死了，那个哭的女人就是他的老婆， 据说同车的还有叶林（当时是菇山磷铁矿供销科科长， 后又提拔为副矿长）等数人（全是菇山矿的职工）都因受伤而现在南京住院； 我们当时是帮不了她的忙， 也不敢乱发表意见， 因为怕引起派别斗争， 只有装着不知道在澡堂内将就地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就乘汽车到句容。
到句容后， 该处正在下倾盆大雨， 汽车进站后， 乘客都无法下车， 只有在汽车上等雨停后再下车出站， 只见道路上已積水很深， 幸好是夏天，我们都是穿的塑料凉鞋， 就在水中走路， 进城后找到了句容中学， 二哥他们是住在学校内的一间房内， 他们将房间让给我们住， 而自己却出去住； 第二天， 二哥买了一只老母鸡烧给大家吃， 他把鸡腿分给两个小的孩子（利儿和家宁）吃， 玲儿因为没有摊上， 她就问：“舅舅， 这只鸡有几条腿呀”？弄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以后， 我们在句容中学门口看到一张大字报， 主要内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同志讲， 各地要采取文攻武卫------”； 回来研究结果是到苏州再住几天吧！ 因此， 我们两家七口人一起到达苏州， 二哥他们一家三口人住在二嫂的娘家， 而我们四人只有住在大嫂家了； 大嫂对我们很客气， 将床位让给我们睡， 而她和孩子们都打地铺睡觉。
第二天， 二哥邀我们与二嫂的父母见面， 并在观前街的一家酒楼里吃了一餐味美而又可口的宴席， 这时见观前街上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过了一天， 街上拉起了铁丝网， 拦住不给人走路了； 正在犹豫的时候， 二哥过来了， 他说：“ 现在苏州也在闹两派斗争， 苏州城里有支派（即支持夺权的一派）和踢派（即反对夺权的一派）之分， 我过来时， 他们问我是那一派的， 我说我是外地的， 并用句容话讲， 他们才让我走的， 你们要注意， 假如要出去的话， 千万不要讲是住在苏州的， 也不要提起派别的事， 他们是可以让你过去的”。 我们就尽量少出去， 免得找些麻烦。 在苏州时我与去上海的两位同事写了信， 告诉他们我也离开菇山了， 并将在南京见到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出去寄信时我们是带着菇山矿的工作证， 以便证明我们是外地来的， 到观前街上， 见商店都在营业， 但都是开小部分店门， 好像是随时准备关门的样子；又见不少店铺的招牌都改成了“毛主席万岁”，他们的店门又不是大开，看不清里面的东西，所以就无法知道此店是经营什么了； 以后，收到上海两人的回信， 说上海也是两派斗争很厉害。
一天早晨， 听说： 昨晚苏州医学院打得很厉害， 现在里面的人都跑走了-----我俩为了好奇心， 就带着工作证前往观看； 走到苏州医学院大门口时， 见有一张藤椅上坐着一个死去的男子， 他的一只手从手腕处已被砍下来， 但还连着一点皮而挂在手臂上， 旁边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斩断魔爪”四个字； 走进去后见到实验室的仪器被砸得一塌糊涂， 又见里面仅有几个像我们一样来观看的人外， 并没有任何看守的人员， 这时， 才想到这里是危险的地方， 于是赶快离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