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无论是关注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还是追踪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我经常注意到一个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那就是“耶鲁预算实验室”（The Yale Budget Lab）。尤其自从特朗普政府推出对等关税政策以来，凡是分析关税负面影响的文章，几乎都能见到引用这个机构的数据和研究报告。
例如我最近读到的一段报道中写道：“根据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截至10月17日，消费者面临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高达18%，为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总统于4月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全面关税后，企业已将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段话不仅数字惊人，更传达了一个关键观点：关税的成本最终落在消费者身上。这与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官员所谓外国出口商会吃掉所有的关税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看到这个实验室的大胆发声，也让我忍不住想问：这个“预算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来头？
乍一听，lab这个词让人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实验室。但其实从性质上看，耶鲁预算实验室是一家非官方、非党派的政策研究中心，只是借托于耶鲁大学的学术声望与研究资源，更像是一个高端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用Institute更合适一些。但是Lab这个词能给人一种实验和研究的联想。正是这种实验色彩和独立性，使它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中显得与众不同，带有一些学术权威的味道。与许多其他智库明显的党派倾向不同，耶鲁预算实验室所自带的“非党派”的标签，使其研究更容易被不同立场的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引用和采纳。它的研究目标并不局限于评估财政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还特别关注政策对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作用，希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的政策参考。
研究团队的组成，是它权威性的另一支柱。实验室采用小而精的团队模式，由几位曾在政府中担任高级经济顾问或财政政策职务的专家创立与领导，成员既有耶鲁的教授与学者，也有其他高校的研究者参加。例如联合创始人兼所长 Natasha Sarin（耶鲁法学院教授）和首席经济学家 Danny Yag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都兼具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政策经验。这种“学术+实战”的组合，使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政策可行性与前瞻性，能敏锐捕捉现实经济的症结。
实验室的选址也颇有象征意义。它就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那幢典雅的 Sterling Law Building 里。我去过这座灰石哥特式建筑，它外观古朴庄重，是法学院的核心所在。由于 Natasha Sarin 本身即为法学院教授，实验室落户于此显得顺理成章：既靠近她的研究与教学环境，也契合实验室以法律、财政与政策交叉研究为特色的定位。建筑外表延续了耶鲁传统的学术气息，而内部空间经过现代化改造，配备先进的研究设备，正好映衬出该机构以传统学术为根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精神气质。
实验室还充分利用耶鲁的学术资源，团队中有许多 Research Fellows 与 Research Assistants（研究员与研究助理），其中不少是耶鲁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这种结构既让学生获得实践经验，也为实验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使其保持精干而高效的运行模式。
他们之所以能“拿出真凭实据”，关键在于数据与方法的严谨。预算实验室专注于开发模型，评估政策的财政与社会影响，尤其关注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长期作用。其模型建立在详实、实时的数据基础上，包括从美国国税局（IRS）购买的匿名纳税申报数据，并结合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方法论。更难得的是，实验室坚持高透明度原则，公开其计算代码和模型算法，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学界与公众的检验。这种公开性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可信度。比如他们对关税的分析，就属于对“现行政策的实时评估”，通过具体的数据模型，把抽象的税收与预算问题转化为人人都能理解的现实议题。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研究能被主流媒体反复引用，持续激发社会讨论。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资金来源与独立性。一个能够长期维持高水准研究的机构，资金结构往往决定其立场与公信力。耶鲁预算实验室的资金并非来自政府拨款或政党捐助，而是由多个独立的私人基金会与慈善机构共同支持，如 Arnold Ventures、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Ford Foundation，以及专注于财政健康的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等。多元且独立的资金体系，是其“非党派”立场最有力的保障，也赋予了研究更大的自主空间。正是这种独立、专业、数据驱动的运作模式，使它在关税、儿童税收抵免、带薪家庭假等重大政策议题上，发挥了远超其机构规模的影响力。
当媒体引用“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时，他们引用的其实不仅是统计数字，更是一种信任的象征，包括耶鲁的学术信誉，加上前政策制定者的专业判断。这或许正是当今公共政策讨论中，最稀缺也最可贵的力量。所以说耶鲁预算实验室有点“豪横”，应该还是有点力气底气的。
2025.11.15 于美国
耶鲁预算实验室：它凭什么这么“豪横”？
远远的雾 (2025-11-15 05:03:39) 评论 (2)
这几年，无论是关注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还是追踪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我经常注意到一个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那就是“耶鲁预算实验室”（The Yale Budget Lab）。尤其自从特朗普政府推出对等关税政策以来，凡是分析关税负面影响的文章，几乎都能见到引用这个机构的数据和研究报告。
例如我最近读到的一段报道中写道：“根据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截至10月17日，消费者面临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高达18%，为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总统于4月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全面关税后，企业已将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段话不仅数字惊人，更传达了一个关键观点：关税的成本最终落在消费者身上。这与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官员所谓外国出口商会吃掉所有的关税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看到这个实验室的大胆发声，也让我忍不住想问：这个“预算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来头？
乍一听，lab这个词让人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实验室。但其实从性质上看，耶鲁预算实验室是一家非官方、非党派的政策研究中心，只是借托于耶鲁大学的学术声望与研究资源，更像是一个高端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用Institute更合适一些。但是Lab这个词能给人一种实验和研究的联想。正是这种实验色彩和独立性，使它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中显得与众不同，带有一些学术权威的味道。与许多其他智库明显的党派倾向不同，耶鲁预算实验室所自带的“非党派”的标签，使其研究更容易被不同立场的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引用和采纳。它的研究目标并不局限于评估财政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还特别关注政策对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作用，希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的政策参考。
研究团队的组成，是它权威性的另一支柱。实验室采用小而精的团队模式，由几位曾在政府中担任高级经济顾问或财政政策职务的专家创立与领导，成员既有耶鲁的教授与学者，也有其他高校的研究者参加。例如联合创始人兼所长 Natasha Sarin（耶鲁法学院教授）和首席经济学家 Danny Yag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都兼具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政策经验。这种“学术+实战”的组合，使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政策可行性与前瞻性，能敏锐捕捉现实经济的症结。
实验室的选址也颇有象征意义。它就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那幢典雅的 Sterling Law Building 里。我去过这座灰石哥特式建筑，它外观古朴庄重，是法学院的核心所在。由于 Natasha Sarin 本身即为法学院教授，实验室落户于此显得顺理成章：既靠近她的研究与教学环境，也契合实验室以法律、财政与政策交叉研究为特色的定位。建筑外表延续了耶鲁传统的学术气息，而内部空间经过现代化改造，配备先进的研究设备，正好映衬出该机构以传统学术为根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精神气质。
实验室还充分利用耶鲁的学术资源，团队中有许多 Research Fellows 与 Research Assistants（研究员与研究助理），其中不少是耶鲁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这种结构既让学生获得实践经验，也为实验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使其保持精干而高效的运行模式。
他们之所以能“拿出真凭实据”，关键在于数据与方法的严谨。预算实验室专注于开发模型，评估政策的财政与社会影响，尤其关注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长期作用。其模型建立在详实、实时的数据基础上，包括从美国国税局（IRS）购买的匿名纳税申报数据，并结合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方法论。更难得的是，实验室坚持高透明度原则，公开其计算代码和模型算法，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学界与公众的检验。这种公开性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可信度。比如他们对关税的分析，就属于对“现行政策的实时评估”，通过具体的数据模型，把抽象的税收与预算问题转化为人人都能理解的现实议题。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研究能被主流媒体反复引用，持续激发社会讨论。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资金来源与独立性。一个能够长期维持高水准研究的机构，资金结构往往决定其立场与公信力。耶鲁预算实验室的资金并非来自政府拨款或政党捐助，而是由多个独立的私人基金会与慈善机构共同支持，如 Arnold Ventures、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Ford Foundation，以及专注于财政健康的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等。多元且独立的资金体系，是其“非党派”立场最有力的保障，也赋予了研究更大的自主空间。正是这种独立、专业、数据驱动的运作模式，使它在关税、儿童税收抵免、带薪家庭假等重大政策议题上，发挥了远超其机构规模的影响力。
当媒体引用“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时，他们引用的其实不仅是统计数字，更是一种信任的象征，包括耶鲁的学术信誉，加上前政策制定者的专业判断。这或许正是当今公共政策讨论中，最稀缺也最可贵的力量。所以说耶鲁预算实验室有点“豪横”，应该还是有点力气底气的。
2025.11.15 于美国
例如我最近读到的一段报道中写道：“根据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截至10月17日，消费者面临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高达18%，为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总统于4月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全面关税后，企业已将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段话不仅数字惊人，更传达了一个关键观点：关税的成本最终落在消费者身上。这与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官员所谓外国出口商会吃掉所有的关税的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看到这个实验室的大胆发声，也让我忍不住想问：这个“预算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来头？
乍一听，lab这个词让人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实验室。但其实从性质上看，耶鲁预算实验室是一家非官方、非党派的政策研究中心，只是借托于耶鲁大学的学术声望与研究资源，更像是一个高端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用Institute更合适一些。但是Lab这个词能给人一种实验和研究的联想。正是这种实验色彩和独立性，使它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中显得与众不同，带有一些学术权威的味道。与许多其他智库明显的党派倾向不同，耶鲁预算实验室所自带的“非党派”的标签，使其研究更容易被不同立场的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引用和采纳。它的研究目标并不局限于评估财政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还特别关注政策对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作用，希望为决策者提供更全面的政策参考。
研究团队的组成，是它权威性的另一支柱。实验室采用小而精的团队模式，由几位曾在政府中担任高级经济顾问或财政政策职务的专家创立与领导，成员既有耶鲁的教授与学者，也有其他高校的研究者参加。例如联合创始人兼所长 Natasha Sarin（耶鲁法学院教授）和首席经济学家 Danny Yag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都兼具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政策经验。这种“学术+实战”的组合，使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政策可行性与前瞻性，能敏锐捕捉现实经济的症结。
实验室的选址也颇有象征意义。它就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那幢典雅的 Sterling Law Building 里。我去过这座灰石哥特式建筑，它外观古朴庄重，是法学院的核心所在。由于 Natasha Sarin 本身即为法学院教授，实验室落户于此显得顺理成章：既靠近她的研究与教学环境，也契合实验室以法律、财政与政策交叉研究为特色的定位。建筑外表延续了耶鲁传统的学术气息，而内部空间经过现代化改造，配备先进的研究设备，正好映衬出该机构以传统学术为根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精神气质。
实验室还充分利用耶鲁的学术资源，团队中有许多 Research Fellows 与 Research Assistants（研究员与研究助理），其中不少是耶鲁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这种结构既让学生获得实践经验，也为实验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使其保持精干而高效的运行模式。
他们之所以能“拿出真凭实据”，关键在于数据与方法的严谨。预算实验室专注于开发模型，评估政策的财政与社会影响，尤其关注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长期作用。其模型建立在详实、实时的数据基础上，包括从美国国税局（IRS）购买的匿名纳税申报数据，并结合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方法论。更难得的是，实验室坚持高透明度原则，公开其计算代码和模型算法，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学界与公众的检验。这种公开性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可信度。比如他们对关税的分析，就属于对“现行政策的实时评估”，通过具体的数据模型，把抽象的税收与预算问题转化为人人都能理解的现实议题。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研究能被主流媒体反复引用，持续激发社会讨论。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资金来源与独立性。一个能够长期维持高水准研究的机构，资金结构往往决定其立场与公信力。耶鲁预算实验室的资金并非来自政府拨款或政党捐助，而是由多个独立的私人基金会与慈善机构共同支持，如 Arnold Ventures、California Community Foundation、Ford Foundation，以及专注于财政健康的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等。多元且独立的资金体系，是其“非党派”立场最有力的保障，也赋予了研究更大的自主空间。正是这种独立、专业、数据驱动的运作模式，使它在关税、儿童税收抵免、带薪家庭假等重大政策议题上，发挥了远超其机构规模的影响力。
当媒体引用“耶鲁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时，他们引用的其实不仅是统计数字，更是一种信任的象征，包括耶鲁的学术信誉，加上前政策制定者的专业判断。这或许正是当今公共政策讨论中，最稀缺也最可贵的力量。所以说耶鲁预算实验室有点“豪横”，应该还是有点力气底气的。
2025.11.15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