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屋，在一条与愚园路平行的宣化路上，是外公年轻时卖掉了老屋西面的一块地而建造的一栋两层楼房。
老屋坐北朝南，大门很宽有四扇，一样大，中间两扇是对开式门，白天总是敞开着，到了晚上关上后就从左右的两扇进出，大门的门闩是一根很结实的长木棍，从里面横插在门内。四扇门的上方有一排长条木质花纹和一排小正方形的玻璃窗，再上面便是二楼房间的大窗户了，房顶的斜面上一块块青瓦整齐排列，远远望去非常干净，屋顶上还有两个老虎天窗。
走进大门，里面便是客堂，记得小时候有个表叔结婚摆酒席，在这个外客堂里就放了三只大圆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了，足足吃了三天玩了三天。
之所以叫这个是外客堂，因为外客堂往里走是一个方形天井，再往里走是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里客堂，里客堂再往里走，还有一个小天井，所以老屋从大门走到底还是有深度的。小时候有次下雨时，没人一起玩，我就在外客堂和里客堂的天井间跑来跑去跟雨玩，跑一次就看看多少雨落在身上，还穿着棉鞋踩水塘，一次比一次用劲，就想看看水能溅多高，为此惹得从来不生气的外公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
外客堂和里客堂的东西两旁，是一楼房间以及通往二楼的楼梯，整个一楼和二楼的房间都是东西对称大小一样的。天井的两旁是烧饭的灶头间，以前是不叫厨房间的。灶头间里有个大灶头，用灶头上的大锅烧出来的饭底下一层硬硬的，吃起来可香了。
我们一家就住在外客堂东面的一楼房间里，老屋是外公的房子，父亲当然就是住进女方家的女婿。我不清楚父亲年轻时遭遇过什么，那时只隐约地知道被割了工资。
外公不识字，出身成分好，勤劳本份守规矩，远近闻名的老实人，外婆生了九个孩子而活下来的只有五个。到了我们这一代，表兄弟姐妹们共有九人都出生在老屋，我是最小的一个，童年的时光和玩耍的记忆都是老屋。
老屋门前的弄堂对着宣化路，宣化路很短不起眼，而平行相邻的愚园路上因为有许多花园住宅和新式里弄，早早地成为上海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我的小学就在愚园路上的愚园路第三小学。与愚园路、宣化路垂直相交的江苏路上，有个花园洋房里弄叫安定坊，5号的那栋英国乡村式建筑，是翻译家傅雷的住所，也是他们夫妇自缢的地方。安定坊斜对面不远处便是我的中学，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愚园路是平坦的，但有很多不平凡的名人故事，而老屋所在的宣化路却是一条台阶路，就是一种用石头铺成的高低不平的路。路虽不平坦，住在老屋时的儿时岁月倒是平凡又平淡，在天井里玩耍，用外公买的粉笔在地上学写数字、画做游戏的格子。
我还喜欢搬出一只方凳放在天井里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打开铁质的铅笔盒盖，把课程表贴在中间，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两条字像对联一样贴在课程表的两边。我还有一本心爱的笔记本，吵着让父亲题字，父亲在第一页写上了“有志者，事竟成”六个字，我抬眼仰望高高的天空，是一方天井的大小。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老屋就被拆迁，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入了市三女中，又逢父亲平反后得到启用调入华东政法学院，就是原圣约翰大学，我们家也就搬去了学校里面住，那一年还有个表哥从交通大学毕业被派去美国读博士，我用尽零花钱买了一本《傅雷家书》送给了远渡重洋的表哥。
老屋拆迁全家搬离的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只雕花的大衣厨、带镜子的五斗橱、八仙桌和有靠背的木椅子、还有樟木箱、皮箱子等大件物品，一件件地被搬离，而那只上海弄堂里家家户户都曾有过的马桶被留在了屋里，永远停放在木地板上，它如同一个句号，终止了老屋的生活时代。
随着老屋的拆迁，我们都过渡到周围不同的地方生活和学习，大家庭的生活彻底地被改变了。虽然早期的老屋拆迁是原拆原位项目，就是拆了旧房在原地盖好新房后还能搬回居住，但是宣化路的那一片房子造了很多年，以至于我都记不清大家搬回去的确切年份了。
等到外公搬回了宣化路，那块土地上早已没有了老屋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六层楼高的住宅小区，外公居住在那块没有老屋的熟悉土地上，直到寿终正寝，虚岁一百零一岁。而我们家，跟着父亲留住在了大学里，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有时间还是会去那边亲戚家走走。当年走出老屋去美国读书的表哥没有再回上海。而我，在成年之后，越搬越远，再走更远，忙忙碌碌之中，回望的次数越来越少。
在去年父亲生日的特别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昔日教书育人艰难岁月中点亮莘莘学子前行之路；如今矍铄身心温暖如春西海岸安享晚年天伦之福。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世界日报）
老屋变迁
天涯为客 (2025-09-03 11:13:20) 评论 (0)
上海的老屋，在一条与愚园路平行的宣化路上，是外公年轻时卖掉了老屋西面的一块地而建造的一栋两层楼房。
老屋坐北朝南，大门很宽有四扇，一样大，中间两扇是对开式门，白天总是敞开着，到了晚上关上后就从左右的两扇进出，大门的门闩是一根很结实的长木棍，从里面横插在门内。四扇门的上方有一排长条木质花纹和一排小正方形的玻璃窗，再上面便是二楼房间的大窗户了，房顶的斜面上一块块青瓦整齐排列，远远望去非常干净，屋顶上还有两个老虎天窗。
走进大门，里面便是客堂，记得小时候有个表叔结婚摆酒席，在这个外客堂里就放了三只大圆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了，足足吃了三天玩了三天。
之所以叫这个是外客堂，因为外客堂往里走是一个方形天井，再往里走是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里客堂，里客堂再往里走，还有一个小天井，所以老屋从大门走到底还是有深度的。小时候有次下雨时，没人一起玩，我就在外客堂和里客堂的天井间跑来跑去跟雨玩，跑一次就看看多少雨落在身上，还穿着棉鞋踩水塘，一次比一次用劲，就想看看水能溅多高，为此惹得从来不生气的外公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
外客堂和里客堂的东西两旁，是一楼房间以及通往二楼的楼梯，整个一楼和二楼的房间都是东西对称大小一样的。天井的两旁是烧饭的灶头间，以前是不叫厨房间的。灶头间里有个大灶头，用灶头上的大锅烧出来的饭底下一层硬硬的，吃起来可香了。
我们一家就住在外客堂东面的一楼房间里，老屋是外公的房子，父亲当然就是住进女方家的女婿。我不清楚父亲年轻时遭遇过什么，那时只隐约地知道被割了工资。
外公不识字，出身成分好，勤劳本份守规矩，远近闻名的老实人，外婆生了九个孩子而活下来的只有五个。到了我们这一代，表兄弟姐妹们共有九人都出生在老屋，我是最小的一个，童年的时光和玩耍的记忆都是老屋。
老屋门前的弄堂对着宣化路，宣化路很短不起眼，而平行相邻的愚园路上因为有许多花园住宅和新式里弄，早早地成为上海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我的小学就在愚园路上的愚园路第三小学。与愚园路、宣化路垂直相交的江苏路上，有个花园洋房里弄叫安定坊，5号的那栋英国乡村式建筑，是翻译家傅雷的住所，也是他们夫妇自缢的地方。安定坊斜对面不远处便是我的中学，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愚园路是平坦的，但有很多不平凡的名人故事，而老屋所在的宣化路却是一条台阶路，就是一种用石头铺成的高低不平的路。路虽不平坦，住在老屋时的儿时岁月倒是平凡又平淡，在天井里玩耍，用外公买的粉笔在地上学写数字、画做游戏的格子。
我还喜欢搬出一只方凳放在天井里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打开铁质的铅笔盒盖，把课程表贴在中间，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两条字像对联一样贴在课程表的两边。我还有一本心爱的笔记本，吵着让父亲题字，父亲在第一页写上了“有志者，事竟成”六个字，我抬眼仰望高高的天空，是一方天井的大小。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老屋就被拆迁，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入了市三女中，又逢父亲平反后得到启用调入华东政法学院，就是原圣约翰大学，我们家也就搬去了学校里面住，那一年还有个表哥从交通大学毕业被派去美国读博士，我用尽零花钱买了一本《傅雷家书》送给了远渡重洋的表哥。
老屋拆迁全家搬离的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只雕花的大衣厨、带镜子的五斗橱、八仙桌和有靠背的木椅子、还有樟木箱、皮箱子等大件物品，一件件地被搬离，而那只上海弄堂里家家户户都曾有过的马桶被留在了屋里，永远停放在木地板上，它如同一个句号，终止了老屋的生活时代。
随着老屋的拆迁，我们都过渡到周围不同的地方生活和学习，大家庭的生活彻底地被改变了。虽然早期的老屋拆迁是原拆原位项目，就是拆了旧房在原地盖好新房后还能搬回居住，但是宣化路的那一片房子造了很多年，以至于我都记不清大家搬回去的确切年份了。
等到外公搬回了宣化路，那块土地上早已没有了老屋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六层楼高的住宅小区，外公居住在那块没有老屋的熟悉土地上，直到寿终正寝，虚岁一百零一岁。而我们家，跟着父亲留住在了大学里，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有时间还是会去那边亲戚家走走。当年走出老屋去美国读书的表哥没有再回上海。而我，在成年之后，越搬越远，再走更远，忙忙碌碌之中，回望的次数越来越少。
在去年父亲生日的特别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昔日教书育人艰难岁月中点亮莘莘学子前行之路；如今矍铄身心温暖如春西海岸安享晚年天伦之福。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世界日报）
老屋坐北朝南，大门很宽有四扇，一样大，中间两扇是对开式门，白天总是敞开着，到了晚上关上后就从左右的两扇进出，大门的门闩是一根很结实的长木棍，从里面横插在门内。四扇门的上方有一排长条木质花纹和一排小正方形的玻璃窗，再上面便是二楼房间的大窗户了，房顶的斜面上一块块青瓦整齐排列，远远望去非常干净，屋顶上还有两个老虎天窗。
走进大门，里面便是客堂，记得小时候有个表叔结婚摆酒席，在这个外客堂里就放了三只大圆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些懵懂的孩子了，足足吃了三天玩了三天。
之所以叫这个是外客堂，因为外客堂往里走是一个方形天井，再往里走是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里客堂，里客堂再往里走，还有一个小天井，所以老屋从大门走到底还是有深度的。小时候有次下雨时，没人一起玩，我就在外客堂和里客堂的天井间跑来跑去跟雨玩，跑一次就看看多少雨落在身上，还穿着棉鞋踩水塘，一次比一次用劲，就想看看水能溅多高，为此惹得从来不生气的外公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
外客堂和里客堂的东西两旁，是一楼房间以及通往二楼的楼梯，整个一楼和二楼的房间都是东西对称大小一样的。天井的两旁是烧饭的灶头间，以前是不叫厨房间的。灶头间里有个大灶头，用灶头上的大锅烧出来的饭底下一层硬硬的，吃起来可香了。
我们一家就住在外客堂东面的一楼房间里，老屋是外公的房子，父亲当然就是住进女方家的女婿。我不清楚父亲年轻时遭遇过什么，那时只隐约地知道被割了工资。
外公不识字，出身成分好，勤劳本份守规矩，远近闻名的老实人，外婆生了九个孩子而活下来的只有五个。到了我们这一代，表兄弟姐妹们共有九人都出生在老屋，我是最小的一个，童年的时光和玩耍的记忆都是老屋。
老屋门前的弄堂对着宣化路，宣化路很短不起眼，而平行相邻的愚园路上因为有许多花园住宅和新式里弄，早早地成为上海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我的小学就在愚园路上的愚园路第三小学。与愚园路、宣化路垂直相交的江苏路上，有个花园洋房里弄叫安定坊，5号的那栋英国乡村式建筑，是翻译家傅雷的住所，也是他们夫妇自缢的地方。安定坊斜对面不远处便是我的中学，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愚园路是平坦的，但有很多不平凡的名人故事，而老屋所在的宣化路却是一条台阶路，就是一种用石头铺成的高低不平的路。路虽不平坦，住在老屋时的儿时岁月倒是平凡又平淡，在天井里玩耍，用外公买的粉笔在地上学写数字、画做游戏的格子。
我还喜欢搬出一只方凳放在天井里当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打开铁质的铅笔盒盖，把课程表贴在中间，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两条字像对联一样贴在课程表的两边。我还有一本心爱的笔记本，吵着让父亲题字，父亲在第一页写上了“有志者，事竟成”六个字，我抬眼仰望高高的天空，是一方天井的大小。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老屋就被拆迁，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入了市三女中，又逢父亲平反后得到启用调入华东政法学院，就是原圣约翰大学，我们家也就搬去了学校里面住，那一年还有个表哥从交通大学毕业被派去美国读博士，我用尽零花钱买了一本《傅雷家书》送给了远渡重洋的表哥。
老屋拆迁全家搬离的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只雕花的大衣厨、带镜子的五斗橱、八仙桌和有靠背的木椅子、还有樟木箱、皮箱子等大件物品，一件件地被搬离，而那只上海弄堂里家家户户都曾有过的马桶被留在了屋里，永远停放在木地板上，它如同一个句号，终止了老屋的生活时代。
随着老屋的拆迁，我们都过渡到周围不同的地方生活和学习，大家庭的生活彻底地被改变了。虽然早期的老屋拆迁是原拆原位项目，就是拆了旧房在原地盖好新房后还能搬回居住，但是宣化路的那一片房子造了很多年，以至于我都记不清大家搬回去的确切年份了。
等到外公搬回了宣化路，那块土地上早已没有了老屋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六层楼高的住宅小区，外公居住在那块没有老屋的熟悉土地上，直到寿终正寝，虚岁一百零一岁。而我们家，跟着父亲留住在了大学里，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有时间还是会去那边亲戚家走走。当年走出老屋去美国读书的表哥没有再回上海。而我，在成年之后，越搬越远，再走更远，忙忙碌碌之中，回望的次数越来越少。
在去年父亲生日的特别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昔日教书育人艰难岁月中点亮莘莘学子前行之路；如今矍铄身心温暖如春西海岸安享晚年天伦之福。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