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疯狂又荒唐的年代：我的初中岁月

（二）疯狂又荒唐的年代：我的初中岁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废除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制度，也取消了毕业文凭和任何形式的毕业典礼。1968年底，我们仅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却被连升两级，直接升入初中，成了“中学生”。

学生按居住地的居委会就近分配学校。按理说，我应该被分到离家几步之遥的长乐中学或向明中学。然而，在社会上闲散了近两年的我，突然接到一张入学通知书：让我去一所名为“上海市卢湾区东方民办初级中学”的学校报到——这所学校我从未听闻，仿佛是凭空冒出来的。

东方民办初级中学设在巨鹿路茂名路西端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民居中，结构简陋，环境极差。那幢二层楼的民宅被改成教室，四壁和地板都是老旧、粗糙的木板，早已失去光泽，斑驳裸露。隔音极差，楼上楼下的朗读声此起彼伏，互相干扰。从地板缝隙间甚至能看到楼下的情形。楼上走动时，不仅脚步声震耳欲聋，还常有尘土簌簌落下。

学校没有操场，广播体操和课间活动只能在弄堂里进行。整体条件甚至不如我原来的巨鹿路第三小学。

全校教师多为不服从国家分配的社会青年或残疾人，极少有大学学历，大多只是高中毕业生。东方民办初中若不是全上海最差的学校，也肯定是卢湾区最差之一。望着这所破旧、寒酸、狭小的学校，失望与无奈如巨石般压在我心头。这不仅是一所简陋的学校，更像是对我们未来命运的预言。

1968年我们六个新班入学，加上1967年原有的四个班，校舍已难以容纳。半年后，卢湾区革委会教育组决定将学校整体迁至皋兰路20号，并更名为“卢湾区东方中学”，从此“民办”二字被悄然抹去。

皋兰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短街，位于思南路与瑞金二路之间，全长不到300米。整条街几乎都是历史建筑，如张学良故居、东正教圣尼古拉堂等，如今也被列为“永不拓宽改变”的上海64条街道之一。

搬迁后的校址是一幢大型花园洋房。原有的客厅和卧室被改成教室，花园改作操场，车库上也加盖了教室。条件虽称不上好，但相较于先前的环境，已经大为改善。我们便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初中生涯。文革结束后，东方中学于80年代初被撤销，那栋洋房如今已变为一所幼儿园。东方中学仿佛从未存在过，如今在网上已找不到任何踪迹。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学习依然要“以革命为先”。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陆续进驻学校，试图恢复秩序，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管理。年级管理完全军事化，采用“团、营、连、排、班”的编制。

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学校立即锣鼓齐鸣，工宣队仿佛打了鸡血般亢奋，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喇叭中反复播放最高指示，口号与歌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听说毛泽东最高指示说“要准备打仗”，学校操场（原花园）开始挖战壕，用挖出的泥土制砖，搭建防空洞。每扇玻璃窗上都贴了“米”字形的纸条，以防空袭震碎玻璃。原本该充满书声的校园，却被荒诞的口号和举动所笼罩。

又有一则“最高指示”强调“全民皆兵”，于是军宣队组织学生拉练。我们像部队一样，背上行李，从市区徒步行军至奉贤海边的农场，全程半月。各校编成营，班级组成排，背包也要学解放军的“井”字型打法。途中住宿在农舍、大队仓库或养鸭棚里，铺草为床；学生自己组建炊事班，采购、烧饭，分饭时我们排着队打饭盒，几乎顿顿只有一个菜，荤腥极少。

因为我没绑绑带，半月行军结束时，我右小腿已患上严重静脉曲张，成了我一生的后遗症。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敢穿短裤，直到69岁那年才下决心做了手术。

在那荒唐的年代里，所谓“复课闹革命”也从我们这届正式启动。教材如《语文》《数学》《外语》《工农业基础知识》开始试行。语文课本多为毛泽东著作选段、诗词，以及钦定的古文如《曹刿论战》，还有一些鲁迅杂文。数学则讲了因式分解、平行线、三角形、勾股定理等，最难是二元一次方程。外语仅学26个字母和“Long live Chairman Mao”。政治课教的是历朝农民起义和“两条路线斗争”。我们勉强掌握了一些历史知识。

物理、化学、地理课程全无，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前者教授杠杆原理、欧姆定律、电器维修等，后者则是“农业八字宪法”、水稻种植、插秧间距等，显然是为“上山下乡”做准备。

我所在的是四班。与小学时男女同桌不同，初中教室里男女生各坐一排，几乎不说话。我被安排与一位名叫陈××的男生同桌，他因留级三次，成了我们班年纪最大的一位。

陈同学皮肤黝黑，身材粗壮，脸上带着横肉，有点像《水浒》里的李逵。起初只是调皮：第一天报到时，他看到班上一位女同学名叫“×美丽”，立刻将黑板上她的名字改成“×难看”，这个外号跟了她四年。他给最矮的四位男同学起名“四条汉子”，给我们班干部起名“八兄弟”，还嘲笑一位大眼睛女生为“大核桃”。眼睛有点残疾的语文老师被他叫“独眼龙”，男英语老师则是“祝秃头”。

有一次，他在教室里坐在我边上，津津有味地讲解女性生殖器官，口沫横飞，头头是道，吓得女同学纷纷捂耳，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从不做作业，不是抄我的就是逼我代做，害得我常常要写两份作业。父亲曾多次找学校要求换座位，但班主任坚持不换，我就在提心吊胆中坐在他身边三年。

后来他混迹校内外流氓团伙，参与打架斗殴。有次他被人用铁器砸中头部，鲜血直流，头部缠满纱布。从那以后，他脑后留下长长的伤疤。再后来，他被劳教一年，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半年学工的热门去处是理发店，因为“有一技之长”有利于下乡。我被分配到打浦桥附近一家生产小型变压器的街道工厂学工，那里工人多为家庭妇女和残疾人，交流不多。每天8小时，我们就像机器人一样天天绕线圈。

半年学农安排在卢湾区对口的川沙县人民公社，靠近沪东造船厂，属于上海近郊。我们班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安排到不同的生产大队。我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负责组员的日常生活与饮食起居。

晚上，我们睡在一间大队仓库里，地上铺着稻草。每天清晨天还未亮，我便提着菜篮子步行去金桥镇买菜，为整个小组准备三餐。那时没有炊事员，全靠我们自己动手烧饭做菜。班主任在另一个小组，常常过来检查我们这边的情况。

学农期间，还组织了“忆苦思甜”报告会，吃“忆苦饭”。那些农村的老社员在会上声泪俱下，控诉地主的残酷压迫，讲述当年被盘剥粮租的“血泪史”。在激昂的口号声中，我们这些年纪尚小的学生被灌输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内心也曾因此而动摇和震撼。

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学制，初中学制是三年，我们原本应于1971年毕业，被称为“七一届”。但由于文革期间教育系统混乱，教学内容残缺，真正能学到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我们这批学生几乎处于“半文盲”状态。

1971年，当我们终于走到“毕业”关口时，却发现社会根本没有为我们准备出路。国民经济崩溃，就业岗位奇缺，上一届“七零届”学生还滞留学校，无法离校，我们这届自然也无法按时毕业。于是又安排我们继续“学工”半年、“学农”半年，直到1972年，才算“正式毕业”。

因此，上海历史上并没有“七一届”初中毕业生，我们这一届就被称作“四年制的七二届初中毕业生”。

在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基础教育实际上只完成了不到四年的小学课程。多数人毕业时文化水平极低，连写封像样的家信都困难。去农村插队后，甚至有同学把“农村大娘”写成“农村大狼”，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笑话。

1968年12月，我收到通知，被分配到上海中医学院药剂培训班报到。这次分配，成为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折，也开启了我终生从事生物医药行业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