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靠杀人取得成功的吗?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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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靠杀人取得成功的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真正能做到普度大多数民众的唯有是毛泽东。共产党革命为的是大多数民众, 对少数顽固分子以大多数民众对抗到底的少数人被杀外,  都是团结的对象。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俄革命杀人远比不上西方国家。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死人无数(就当时人口),西方也是如此,如红白玫瑰战争等。欧洲几百年战争不断,如中国的春秋战国,百年战争,英法战争,七年战争和一战、二战等改变了欧洲人对死亡的恐惧。德国三十年宗教战争死了60%的人口。美国南北战争死伤百万,于当时的千万人口来说不可謂不多。俄国革命死人很少,倒是欧洲各国入侵造成的卫国战争死了很多人,包括战死和地主屯粮造成的饥荒。中国民主革命死人就百万级,远少于日本侵华战争 ,就人口比例来说,也少于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内战。

中国辛亥革命当时死人不多,但造成的二十年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死了不少。国力衰弱民族分裂造成日本入侵,死了三千多万人。共产党早期是没有武装的。第三国际主要支持孙中山国民党,并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接受国民党领导。中共全面加入国民党就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还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反对。张国焘因此被剥夺领导权。是蒋汪分共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后,中共才转向武装斗争。就是南昌起义,第三国际还要求谨慎,派张国焘传话推迟,等争取到张发奎后再行动。张因此再次受到党内批判。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军队主要是反围剿,死人以十万计。抗日战争后的解放战争是死人最多的,也就百万计。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目前的官方数据中,中国1950年的人口居然是5.3亿,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人口数量。这有夸大之嫌,目的大概是贬低前三十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看一个政权,不仅看杀人,更要看养活的人口。新中国养活的人口超过历史的一倍多说明了一切。西方国家看起来杀人少,但人口少,因为焚尸经济杀人于无形。不用刀也能杀人,用高消费的第二类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进入和保持中产阶级地位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按美欧发达国家单位资源养活的人口算,中国也就只能养活不到一亿的人口。印度也就一两亿。这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别国差。

古今中外历史上两军交战中杀降、虐俘,这是所有战争史的通病,唯有毛泽东自建军之初,就极为重视优待俘虏,并将其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一条。而模范地执行优待俘虏,这展现了毛泽东的胸怀,更展现了共产党的宽大。

毛泽东制定优待俘虏政策。从建军之初,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泽东又增加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后将“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条。

“共军”模范执行俘虏政策。毛泽东不计前嫌,没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进行杀戮,并实行优待。相比残杀、残暴对待俘虏的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执行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没有可比,堪称世界楷模。无论国民党被俘官兵,还是日军被俘官兵、美军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当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俘虏,依依不舍的结束战俘生涯时,美国一家通讯社发文:美军不仅是败于战场,更是被一种文明所打败。

280万国军为何能调转枪口。解放军不仅优待俘虏,还对傅作义、陈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战犯,委以重任,这换来大批国军倒戈和投降。当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打响,无人相信共产党能赢得战争。因国军430万人,装备精良,解放军120万人,还是土枪土炮,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变成国民党军149万人,解放军400万人。因280万国军调转枪口,包括整建制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188万部队,1500余名将领,240个师,97艘舰艇,128架飞机,“解放兵”占解放军总数70%。这为解放战争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国民党死亡。

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毛泽东都十分慎刑:一方面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一方面严格限定死刑适用范围,只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毛泽东用海纳百川消化前朝遗留并改造战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屠杀前朝统治阶层人物,尤其是屠杀它的代表人物以绝后患,几乎是夺取政权后的统治者一贯采取的手段。可毛泽东不仅包容了1000万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还创造出改造战犯的奇迹。

对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包起来”和“招回来”。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后,面对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毛泽东极有气魄地决定:“包起来”!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按毛泽东的指示,对国民党留下的行政人员,有的留在各级政权当干部,有安排到参议部门,有根据自己意愿安排教学,有的干脆养起来。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大体按原级别安排各部队。要求各级政府在国民党遗留人员,注意发现建设人才,不光在专业上使用,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经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奠基人。

对战犯一个不杀,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释放。解放之初,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如何处理战争罪犯,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也很慎重:“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对926名国内战犯,毛泽东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愿留大陆的给工作,愿去台湾的给路费。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0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

对969名日本战犯的改造政策:一个不杀,从宽处理。对这批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抚顺管理所实行“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经几年改造,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获释战犯成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毛泽东一生,政敌多多,但没私敌。毛泽东一生指挥作战无数,但没刑罚过一个政敌。

在“反右”斗争中十分注意保护右派。毛泽东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刚刚建国,急需建设人才。可1956年,毛泽东为保持中共“金刚之身”不坏,搞大鸣大放对自身“整风”,竟意外引来“右派”猖狂进攻,要请国民党回来轮流执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泽东特别注意保护“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顾整风反右,潸然泪下地强调:整风“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  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对某些右派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邓小平任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远超毛泽东五千人的预计。面对反右扩大化,为保护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右派”亲自下定义,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领导对右派“杀一部分、关一部分、劳教一部分”的意见,而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群众监督,思想改造。

由于有毛泽东掌舵,50多万右派分子才没一个被判刑坐牢,只极少数首要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大多数人只带右派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群众监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给基本生活费(高于二级工人工资)。大都让他们避风头,接地气,了解国情,去“改造思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给右派四张票:一张布票、一张粮票、一张选票、一张党票”。这后两张票,实是恢复了(扩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权利。在毛泽东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已给30多万“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忏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泽东交情深厚,又是批评,又是指责,大发连珠炮,把毛主席的领导说得一无是处,临了,还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这个雅量”,接纳他的意见。毛泽东的回答:“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  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泽东还对梁漱溟的反动历史作用“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等进行了15点批判。但反右斗争,梁漱溟并未划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我实在是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旧居门前,感悟当年和毛主席的争论,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他最后感叹说:“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对比“反右”和改开后的“清理三种人”。1951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有18万人被捕,40人死刑。改开后的1983年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有86万人判刑,2.4万人处以死刑。“反右”波及55万人,一个未杀,一个没有坐牢。“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波及300万人,仅北京大学校一级领导就被查处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为核查对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庆霖因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口粮,没分红,生病请假没人管,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李庆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毛泽东为大右派解决生活困难,改开后清理“三种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总之,说起毛泽东能如此宽大地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和政坛上的敌人,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世界历史中也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都说:将军臂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可毛泽东心中装的是万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转。“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从欧洲的标准来看,毛泽东有妇人之仁。母亲信佛对他有一定影响。斯大林肃反,很多人反对。但保证了苏联存在七十年,击垮希特特,超越欧洲,与美国平起平坐。解体三十年还可以轻易打败北约美国。今天已经被俄国人评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可谓大浪淘沙。历史人物的意义就在于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不是如走资派邓的改革开放那样的昙花一现。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在延安还放了张国焘妻儿








张叛逃投降蒋介石国民党后,中央不让张的妻子离开延安,是毛泽东批准张的妻子带着儿子离开,没有留人质。

Al是造Al人的传话机器,俄罗斯造的Al,能为乌克兰服务吗?以色列使用的Al,能说加沙的好话吗?美国造的Al,和中国造的Al,在同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输入后,能有相同的结果吗?

《反共华人》配合走资派们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造谣说谎来抹黑污蔑毛泽东,如今的互联网上就是以《反共华人》的谣言谎言几乎荡网都是反共产党反毛泽东的内容,再用美国造的Al来搜,能有真实数据吗?

别用Al来误导了。当然,各自造的Al,为各自的主人自说自话。看来Al也具有了阶级性。

北伐战争蒋介石国民党不发动反革命政变恐怕就不会死这么多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願后国民党内部很多人转向共产党, 而这一代的共产党人没有为自己的私利, 有信仰有理想为民旅为中国为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中国不被外国殖民、建立共和国的遗願的实现奋斗终身。而这些人都出生于有产阶级, 而终身为无产阶级全心全意服务。有人对这一群人的抹黑攻击天地难容。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目前的官方数据中,这些造假篡改用虚假的谎言代替, 就是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尤其是建国后都作了有利于走资派的修正, 对文革更是颠倒黑白造谣抹黑完全失去原来的面目。对反走资派的如四人帮冠上十大罪状, 对走资派都描写成为国为民的功臣。所有官方文件、字典、历史记摘以及网上的百度百科等等全是走资派这四十多年来修正过的资讯, 根本没有真实的记摘。有时维基百科上的记录还稍客观一些。走资派的跨台是迟早的事。

毛泽东制定优待俘虏政策。从建军之初,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泽东又增加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后将“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条。

毛泽东不计前嫌,没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进行杀戮,并实行优待。相比残杀、残暴对待俘虏的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执行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没有可比,堪称世界楷模。无论国民党被俘官兵,还是日军被俘官兵、美军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当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俘虏,依依不舍的结束战俘生涯时,美国一家通讯社发文:美军不仅是败于战场,更是被一种文明所打败。

解放军不仅优待俘虏,还对傅作义、陈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战犯,委以重任,这换来大批国军倒戈和投降。当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打响,无人相信共产党能赢得战争。因国军430万人,装备精良,解放军120万人,还是土枪土炮,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变成国民党军149万人,解放军400万人。因280万国军调转枪口,包括整建制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188万部队,1500余名将领,240个师,97艘舰艇,128架飞机,“解放兵”占解放军总数70%。这为解放战争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国民党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毛泽东都十分慎刑:一方面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一方面严格限定死刑适用范围,只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对战犯一个不杀,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释放。

有毛泽东掌舵,50多万右派分子才没一个被判刑坐牢,只极少数首要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大多数人只带右派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群众监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给基本生活费(高于二级工人工资)。大都让他们避风头,接地气,了解国情,去“改造思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给右派四张票:一张布票、一张粮票、一张选票、一张党票”。这后两张票,实是恢复了(扩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权利。在毛泽东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已给30多万“右派”摘了帽。

无人能比毛泽东的不杀人。

不过细想, 毛泽东唯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人。在长征途中博古李德张国涛等坚决反对毛泽东, 但后来毛泽东重掌权后还将博古留在领导层中。张国涛自己出逃了。对待邓小平也是这样, 对刘少奇彭德怀也持佛心。只是没有如邓小平这么鬼罢了。

真的, 无人能比毛泽东的不杀人。

就比如在长征中毛泽东是真心想留张国焘的。在共产党内,除陈独秀李大钊外,毛泽东就只看重张。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时,不是党政军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亲自迎接张。张一直珍藏着两人的合影。这恰恰害了张,使周刘联手赶走张。张叛逃投降蒋介石国民党后,中央不让张的妻子离开延安,是毛泽东批准张的妻子带着儿子离开,没有留人质。并且还亲自送行,特别交代共事十多年,希望各留余地。实际上是向张保证不会过于追究。君子风度堪比春秋义士,令人动容。哪是后来的小人可比的。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很有名。细心阅读发现一路过来,毛泽东只字未提过草地。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苦悲壮的旅程,时间长,牺牲也最多。过去后又是险关,只剩几千人的中央红军差点全军覆没。官方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是谁的主张,只说张反对,并中途折回。这便是红军分裂的开始。后来张率军回川,刚下夹金山就入了川军的口袋阵。好像有人泄密。当时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都有电报。张元气大伤,没能入川,从此走上失败之途。为什么怀疑?因为后来说张指使兵变也是用电报做文章。建国后阴谋家更是把阴谋玩得炉火纯青。

新中国诞生以后,毛泽东曾通过第三者劝说张国焘回国。 张国焘拒绝了。

美国政府便假手一民间组织派出访问团,赴香港找张国焘。一见面就预先付上一笔不菲的采访费。这不啻是给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张国焘雪里送炭。

当时,张国焘沉吟良久,严肃地问道:“你们是希望听顺耳的,还是真实的?”

美方人员恳切地回答:“当然是真实的。”

张国焘又默然了一会儿,说:“外界对文革的解读,大都以为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是毛泽东夺刘少奇的权。这实在是想当然而然!以我对中共延安以后历史的了解,毛泽东可以说是越来越牢固地掌握了党的权柄,没有人动摇得了。他要谁下台,不过就是一纸红头文件的事,用不着大动干戈,更不必发动全国人民来帮忙。”

美方人员困惑了。但兴趣也更浓了,大睁着眼睛等待他说下去。

张国焘接着说:“以我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的意图恐怕是哲学思考多一些……具体而论,也就是让人民来参与所谓反修防修,以便在他死后也能辨别什么是修正主义,从而自觉地起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恐怕是意识形态的隔膜吧,美方人员一头雾水,仍感到不得要领。而我们却从张国焘这片言点评感到震惊。看来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也不浅泛,对毛泽东的理解之深也不差于国内的红卫兵!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也发现,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原陕北红军内极左分子的过火行为,多年后,张国焘忆及此事时,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他写道:“徐海东对毛泽东一到陕北,便纠正戴继英、聂鸿钧(极左分子)的错误表示钦佩”,“在毛泽东干预下,高岗、刘志丹等都释放出来,官复原职。”张国焘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有趣的是张国焘越到晚年,越有深刻的反省,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在香港的《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看来大陆的走资派的强拆不是首发,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还继续强拆, 而且还强拆到张国焘的头上。走资派的一切都继承了国民党的做法。

投奔国民党后,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中统等处,还当过一段有实权的地方官----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很快就被国民党所冷落。解放战争期间,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 美国解密的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档案首页美国解密的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档案首页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此时的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国焘对毛泽东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眼力。两人都有很高的理解力。在曾经的共产党内,张可能是唯一能够理解文革的人。终于看到了毛泽东的觉醒和除掉阴谋家刘少奇。他能理解毛泽东一生追求平等的情怀,因为他与毛泽东一样,从小同情反清复明的洪门造反派和底层人民,也是天生的叛逆者。

其他一些人乘着留洋留苏的快船投机革命。那时即便留苏的大部分是国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党派。他们希望走上层路线切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并没有代表普通人民的内在动力。他们虽没有参与组建中共的基础工作,回国就进入中央。因此从开始就是官僚代表为薪酬工作,没有真正的革命热情和觉悟。这种人甚至排斥从头开始的革命党人,因为他们只为升官发财而混进革命队伍。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十月革命后的苏共队伍中也充满了这类官僚人物。只有列宁没有官僚色彩平易近人,像个憨厚的普通工人,不像读书人。(列宁是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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