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纽大-谈笑风云:
行云流水笑谈兵，心有灵犀胜似亲。
梅方红黑十三张，教堂顶上险留名。
全世界桥牌爱好者瞩目的一年一度的易卜生世界桥牌大赛于1993年六月十三日晚在全球各地桥牌俱乐部同步进行。参赛者自由组队，以两人为一队进行二十四副牌的角逐。分别在其俱乐部产生南北组和东西组两个冠军。胜率如果在70%以上，参赛者的名字将上报国际牌联。
根据抽签，徐凡和我分在东西组。除了我们这一对哥大中国留学生外，还有两对抽到南北组，赵康和他的搭档就是其中一对。
比赛是在哥大旁边河边教堂的顶楼进行。夏天的傍晚，夕阳落在哈德逊河上泛起一片金黄。不远处的华盛顿大桥历历在目。没想到还没有开始比赛就欣赏到如此美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 东 字，分在东西组是不是会带来好运呢?
前面的每一副牌，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完成的几乎完美。转眼就到了最后一副牌了。叫牌时已经感觉到这是一副强牌，问题是要不要叫到小满冠。徐凡和我一直通过叫牌语言在互相试探。最后停在五上，没有敢上小满冠 (小满冠是六)。打得也很漂亮，结果拿到十二副牌-小满冠。可惜的是没有叫到。
比赛完毕，随即公布了成绩。徐凡和我获东西组冠军。得胜率为67%。喜悦中带有那么一丝丝遗憾。如果最后一副牌叫到小满冠那就是70%以上。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桥牌大赛。因为第二年都离开了哥大。比赛前，并没有设定任何目标。只是因为在哥大留学生中有一个打桥牌的氛围，这几年大家经常打着玩。只是想看看自己的水平而已。结果似乎有点超水平发挥了。
与桥牌的渊源不在哥大，也不像其他77年高考后的大学生是在上大学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打桥牌在大专院校里是老师和教授们的一种时尚。所以十岁左右就在家看父母与其他同事打桥牌。
1967年逃难到遵义躲重庆的武斗，闲来无事学会了打桥牌。 当代课老师时，周末常与建院子弟马渝生，小眼睛和袁英在袁英家打桥牌。大学毕业后在八中教书，中饭后到下午三点上课前不睡午睡，和几个老师天天打桥牌。83年八中老师还组队参加了在三钢举行的重庆市职工桥牌比赛。一度打到了第一台 (瑞士移位制)。出国前，也去过沙坪坝文化馆打双人赛。
尽管从小就爱好桥牌，可也逃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饿着肚子是没法打的。在美两年多后，也就是89年左右，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牌虫开始爬了出来。
在哥大的第一个桥牌搭档是唐华，清华的子弟，应用物理系的博士生。有趣的是当我告诉他姓 金 字旁的 N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 木 旁的 柳。他却说这有什么稀奇。我說难道你认识姓N的吗? 他说不是认识不认识的问题， 而是他家里的那一位就姓N。没想到搭档也还要讲缘份。怎么就和N家的姑爷成了搭档。
后来知道，N琳家是苏州无锡那边来的。记得父亲提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N永建告诉二伯N先铭说。我们的老家在太湖洞庭山 (不记得是东山还是西山) 上的N家巷。 这下好了，搞不好还是和真正的姑爷搭档。不光如此，唐华老家是四川，也就梁羽生武侠小说中会用毒的四川唐家。他爷爷是49年前四川省教育厅长。我来自重庆，当时重庆还属四川。搭档就是姑爷加四川老乡。
通常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晚上在唐华师弟随志峰的住所进行。老随和乐连平搭档。一般情况都是打二十四副牌。桥牌分两个部份，叫牌和打牌。这两个部份相互相存。既要叫得好，又有打得好，才是一个优秀的桥牌选手。
打桥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仗。一拿到牌首先评估自己的实力，然后就是决定是否开叫和怎样叫牌。如果拿到一手差牌，可以用阻击叫，也就是干扰对方的正常叫牌。拿到一副不错的牌，也可以装孙子不叫。想办法让对方叫高，然后加倍使对方输得很惨。
打牌时，不仅要记住出过的牌，还要推测对方出牌的心理，运用逻辑推算出其可能性。有时候，还要凭一点儿直觉。诱使对方犯错误。把其他人做不成的牌做成就是真正的赢家。
二十四副牌有好有坏，就像人生一样起起伏伏。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得做出最好的选择。打牌时，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斗智斗勇，这就是桥牌。所以才有把一副好牌打烂了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桥牌就是人生。
记得有一次，有人说要让我们认识一个桥牌大师。并且要讨论高级打法。等了半天，只看见唐华的室友进来了。问大师何在。结果說唐华的室友钱中山就是大师。其实我们和老钱早就切磋过了。哪有什么高级打法! 大家一笑了之。
我们N家的姑娘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所以这位姑爷搭档就免不了周末去伊萨卡。刚开始还好，后来就是每周末都要去了。没时间一起玩了。那就只好找新的搭档。好在中国留学生是越来越多，当然中间有不少喜欢打桥牌的人了。
第二个搭档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徐凡本来就是足球球友。听说没了搭档，就說他做我的搭档。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原来搭档也是要讲究缘分的。他父亲是南昌人，我父亲是九江人。所以我俩都是江西老表，一表三千里。当年修南浔铁路还是我大爷爷做的督办。
到哥大的第二年(1990)，徐凡回国取老婆。中国女孩这么多，结果他偏偏娶了一个和我表妹们名字就差中间一个字的老婆。开玩笑說他娶了我家表妹，他是我妹夫。这样搭档从姑爷变妹夫，从四川老乡变江西老表。能说不信缘分吗？
姑爷搭档和我一样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生，比较墨守成规。叫牌语言本来是先约定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受到对方干扰就不能完全按照约定进行。我这位姑爷搭档就不能变通了。而我这位老表搭档却和我心有灵犀。只要我冒叫(也就是叫高了)他就知道。而我十有八九也能猜到他的意思。
人的互相理解有时是说不清楚的。照理说姑爷搭档和我是同时代人，而且生活环境也一样，应该有更好的心灵感应。而老表搭档小我十五岁，生活经历完全不一样，却反而沟通得更好。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说不清楚的地方。
搭档一换，对家也就跟着变了。老代和居欠成了固定的对家。记得一年冬天大雪纷飞的晚上，街上的雪已经齐膝盖深了。大家几乎无法出门，就说打牌吧。徐凡和老代连滚带爬从隔壁一条街来到居欠和我住的大楼。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洗牌发牌的声音。十点钟左右居欠太太给我们每人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这才叫温馨呀！
哥大校园的桥牌活动离不开化学系赵康这个热心人。九十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到来。赵康就开始组织哥大校园内的桥牌比赛。比赛地点一般是在化学系大楼。有一次，参加比赛的人太多。就把地点放在化学系大楼顶上。那次大约是十桌人。可见大家对桥牌的喜爱。正是因为赵康经常在哥大举行比赛，这才有后来徐凡和我夺冠的机遇。
花无百日红可能是对哥大桥牌最好的写照。93年唐华和随志峰毕业去了西岸的应用材料公司。94年我毕业后搬到皇后区，接着徐凡，乐连平和居欠也在毕业后搬来了。老代去丹佛读博士后，赵康到纽约大学做教授。人一走茶就凉了。哥大的桥牌活动也就随着消失了。三十年过去了，可是在哥大打桥牌谈笑用兵的日子却永远留在心上，就像那碗汤圆一样永远是热腾腾的。
后记:
1994年后，徐凡，居欠，杨雷和我都住在皇后区不远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还不时到杨雷家打牌。主要是杨太太十分好客。一年多后，杨雷去华尔街工作就没有时间打牌了。
后来，居欠住的离我不远，所以我们有时去附近的俱乐部打牌。也和徐凡去过长岛的俱乐部打牌。随着居欠离开了纽约，徐凡回中国发展去了。在网上打了一段时间觉得没趣，就停了。
青烟一缕入大漠（六十六）哥大纽大-谈笑风云:
Miken (2025-07-15 05:58:19) 评论 (0)
哥大纽大-谈笑风云:
行云流水笑谈兵，心有灵犀胜似亲。
梅方红黑十三张，教堂顶上险留名。
全世界桥牌爱好者瞩目的一年一度的易卜生世界桥牌大赛于1993年六月十三日晚在全球各地桥牌俱乐部同步进行。参赛者自由组队，以两人为一队进行二十四副牌的角逐。分别在其俱乐部产生南北组和东西组两个冠军。胜率如果在70%以上，参赛者的名字将上报国际牌联。
根据抽签，徐凡和我分在东西组。除了我们这一对哥大中国留学生外，还有两对抽到南北组，赵康和他的搭档就是其中一对。
比赛是在哥大旁边河边教堂的顶楼进行。夏天的傍晚，夕阳落在哈德逊河上泛起一片金黄。不远处的华盛顿大桥历历在目。没想到还没有开始比赛就欣赏到如此美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 东 字，分在东西组是不是会带来好运呢?
前面的每一副牌，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完成的几乎完美。转眼就到了最后一副牌了。叫牌时已经感觉到这是一副强牌，问题是要不要叫到小满冠。徐凡和我一直通过叫牌语言在互相试探。最后停在五上，没有敢上小满冠 (小满冠是六)。打得也很漂亮，结果拿到十二副牌-小满冠。可惜的是没有叫到。
比赛完毕，随即公布了成绩。徐凡和我获东西组冠军。得胜率为67%。喜悦中带有那么一丝丝遗憾。如果最后一副牌叫到小满冠那就是70%以上。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桥牌大赛。因为第二年都离开了哥大。比赛前，并没有设定任何目标。只是因为在哥大留学生中有一个打桥牌的氛围，这几年大家经常打着玩。只是想看看自己的水平而已。结果似乎有点超水平发挥了。
与桥牌的渊源不在哥大，也不像其他77年高考后的大学生是在上大学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打桥牌在大专院校里是老师和教授们的一种时尚。所以十岁左右就在家看父母与其他同事打桥牌。
1967年逃难到遵义躲重庆的武斗，闲来无事学会了打桥牌。 当代课老师时，周末常与建院子弟马渝生，小眼睛和袁英在袁英家打桥牌。大学毕业后在八中教书，中饭后到下午三点上课前不睡午睡，和几个老师天天打桥牌。83年八中老师还组队参加了在三钢举行的重庆市职工桥牌比赛。一度打到了第一台 (瑞士移位制)。出国前，也去过沙坪坝文化馆打双人赛。
尽管从小就爱好桥牌，可也逃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饿着肚子是没法打的。在美两年多后，也就是89年左右，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牌虫开始爬了出来。
在哥大的第一个桥牌搭档是唐华，清华的子弟，应用物理系的博士生。有趣的是当我告诉他姓 金 字旁的 N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 木 旁的 柳。他却说这有什么稀奇。我說难道你认识姓N的吗? 他说不是认识不认识的问题， 而是他家里的那一位就姓N。没想到搭档也还要讲缘份。怎么就和N家的姑爷成了搭档。
后来知道，N琳家是苏州无锡那边来的。记得父亲提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N永建告诉二伯N先铭说。我们的老家在太湖洞庭山 (不记得是东山还是西山) 上的N家巷。 这下好了，搞不好还是和真正的姑爷搭档。不光如此，唐华老家是四川，也就梁羽生武侠小说中会用毒的四川唐家。他爷爷是49年前四川省教育厅长。我来自重庆，当时重庆还属四川。搭档就是姑爷加四川老乡。
通常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晚上在唐华师弟随志峰的住所进行。老随和乐连平搭档。一般情况都是打二十四副牌。桥牌分两个部份，叫牌和打牌。这两个部份相互相存。既要叫得好，又有打得好，才是一个优秀的桥牌选手。
打桥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仗。一拿到牌首先评估自己的实力，然后就是决定是否开叫和怎样叫牌。如果拿到一手差牌，可以用阻击叫，也就是干扰对方的正常叫牌。拿到一副不错的牌，也可以装孙子不叫。想办法让对方叫高，然后加倍使对方输得很惨。
打牌时，不仅要记住出过的牌，还要推测对方出牌的心理，运用逻辑推算出其可能性。有时候，还要凭一点儿直觉。诱使对方犯错误。把其他人做不成的牌做成就是真正的赢家。
二十四副牌有好有坏，就像人生一样起起伏伏。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得做出最好的选择。打牌时，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斗智斗勇，这就是桥牌。所以才有把一副好牌打烂了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桥牌就是人生。
记得有一次，有人说要让我们认识一个桥牌大师。并且要讨论高级打法。等了半天，只看见唐华的室友进来了。问大师何在。结果說唐华的室友钱中山就是大师。其实我们和老钱早就切磋过了。哪有什么高级打法! 大家一笑了之。
我们N家的姑娘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所以这位姑爷搭档就免不了周末去伊萨卡。刚开始还好，后来就是每周末都要去了。没时间一起玩了。那就只好找新的搭档。好在中国留学生是越来越多，当然中间有不少喜欢打桥牌的人了。
第二个搭档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徐凡本来就是足球球友。听说没了搭档，就說他做我的搭档。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原来搭档也是要讲究缘分的。他父亲是南昌人，我父亲是九江人。所以我俩都是江西老表，一表三千里。当年修南浔铁路还是我大爷爷做的督办。
到哥大的第二年(1990)，徐凡回国取老婆。中国女孩这么多，结果他偏偏娶了一个和我表妹们名字就差中间一个字的老婆。开玩笑說他娶了我家表妹，他是我妹夫。这样搭档从姑爷变妹夫，从四川老乡变江西老表。能说不信缘分吗？
姑爷搭档和我一样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生，比较墨守成规。叫牌语言本来是先约定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受到对方干扰就不能完全按照约定进行。我这位姑爷搭档就不能变通了。而我这位老表搭档却和我心有灵犀。只要我冒叫(也就是叫高了)他就知道。而我十有八九也能猜到他的意思。
人的互相理解有时是说不清楚的。照理说姑爷搭档和我是同时代人，而且生活环境也一样，应该有更好的心灵感应。而老表搭档小我十五岁，生活经历完全不一样，却反而沟通得更好。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说不清楚的地方。
搭档一换，对家也就跟着变了。老代和居欠成了固定的对家。记得一年冬天大雪纷飞的晚上，街上的雪已经齐膝盖深了。大家几乎无法出门，就说打牌吧。徐凡和老代连滚带爬从隔壁一条街来到居欠和我住的大楼。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洗牌发牌的声音。十点钟左右居欠太太给我们每人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这才叫温馨呀！
哥大校园的桥牌活动离不开化学系赵康这个热心人。九十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到来。赵康就开始组织哥大校园内的桥牌比赛。比赛地点一般是在化学系大楼。有一次，参加比赛的人太多。就把地点放在化学系大楼顶上。那次大约是十桌人。可见大家对桥牌的喜爱。正是因为赵康经常在哥大举行比赛，这才有后来徐凡和我夺冠的机遇。
花无百日红可能是对哥大桥牌最好的写照。93年唐华和随志峰毕业去了西岸的应用材料公司。94年我毕业后搬到皇后区，接着徐凡，乐连平和居欠也在毕业后搬来了。老代去丹佛读博士后，赵康到纽约大学做教授。人一走茶就凉了。哥大的桥牌活动也就随着消失了。三十年过去了，可是在哥大打桥牌谈笑用兵的日子却永远留在心上，就像那碗汤圆一样永远是热腾腾的。
后记:
1994年后，徐凡，居欠，杨雷和我都住在皇后区不远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还不时到杨雷家打牌。主要是杨太太十分好客。一年多后，杨雷去华尔街工作就没有时间打牌了。
后来，居欠住的离我不远，所以我们有时去附近的俱乐部打牌。也和徐凡去过长岛的俱乐部打牌。随着居欠离开了纽约，徐凡回中国发展去了。在网上打了一段时间觉得没趣，就停了。
行云流水笑谈兵，心有灵犀胜似亲。
梅方红黑十三张，教堂顶上险留名。
全世界桥牌爱好者瞩目的一年一度的易卜生世界桥牌大赛于1993年六月十三日晚在全球各地桥牌俱乐部同步进行。参赛者自由组队，以两人为一队进行二十四副牌的角逐。分别在其俱乐部产生南北组和东西组两个冠军。胜率如果在70%以上，参赛者的名字将上报国际牌联。
根据抽签，徐凡和我分在东西组。除了我们这一对哥大中国留学生外，还有两对抽到南北组，赵康和他的搭档就是其中一对。
比赛是在哥大旁边河边教堂的顶楼进行。夏天的傍晚，夕阳落在哈德逊河上泛起一片金黄。不远处的华盛顿大桥历历在目。没想到还没有开始比赛就欣赏到如此美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 东 字，分在东西组是不是会带来好运呢?
前面的每一副牌，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完成的几乎完美。转眼就到了最后一副牌了。叫牌时已经感觉到这是一副强牌，问题是要不要叫到小满冠。徐凡和我一直通过叫牌语言在互相试探。最后停在五上，没有敢上小满冠 (小满冠是六)。打得也很漂亮，结果拿到十二副牌-小满冠。可惜的是没有叫到。
比赛完毕，随即公布了成绩。徐凡和我获东西组冠军。得胜率为67%。喜悦中带有那么一丝丝遗憾。如果最后一副牌叫到小满冠那就是70%以上。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桥牌大赛。因为第二年都离开了哥大。比赛前，并没有设定任何目标。只是因为在哥大留学生中有一个打桥牌的氛围，这几年大家经常打着玩。只是想看看自己的水平而已。结果似乎有点超水平发挥了。
与桥牌的渊源不在哥大，也不像其他77年高考后的大学生是在上大学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打桥牌在大专院校里是老师和教授们的一种时尚。所以十岁左右就在家看父母与其他同事打桥牌。
1967年逃难到遵义躲重庆的武斗，闲来无事学会了打桥牌。 当代课老师时，周末常与建院子弟马渝生，小眼睛和袁英在袁英家打桥牌。大学毕业后在八中教书，中饭后到下午三点上课前不睡午睡，和几个老师天天打桥牌。83年八中老师还组队参加了在三钢举行的重庆市职工桥牌比赛。一度打到了第一台 (瑞士移位制)。出国前，也去过沙坪坝文化馆打双人赛。
尽管从小就爱好桥牌，可也逃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饿着肚子是没法打的。在美两年多后，也就是89年左右，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牌虫开始爬了出来。
在哥大的第一个桥牌搭档是唐华，清华的子弟，应用物理系的博士生。有趣的是当我告诉他姓 金 字旁的 N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 木 旁的 柳。他却说这有什么稀奇。我說难道你认识姓N的吗? 他说不是认识不认识的问题， 而是他家里的那一位就姓N。没想到搭档也还要讲缘份。怎么就和N家的姑爷成了搭档。
后来知道，N琳家是苏州无锡那边来的。记得父亲提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N永建告诉二伯N先铭说。我们的老家在太湖洞庭山 (不记得是东山还是西山) 上的N家巷。 这下好了，搞不好还是和真正的姑爷搭档。不光如此，唐华老家是四川，也就梁羽生武侠小说中会用毒的四川唐家。他爷爷是49年前四川省教育厅长。我来自重庆，当时重庆还属四川。搭档就是姑爷加四川老乡。
通常是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晚上在唐华师弟随志峰的住所进行。老随和乐连平搭档。一般情况都是打二十四副牌。桥牌分两个部份，叫牌和打牌。这两个部份相互相存。既要叫得好，又有打得好，才是一个优秀的桥牌选手。
打桥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仗。一拿到牌首先评估自己的实力，然后就是决定是否开叫和怎样叫牌。如果拿到一手差牌，可以用阻击叫，也就是干扰对方的正常叫牌。拿到一副不错的牌，也可以装孙子不叫。想办法让对方叫高，然后加倍使对方输得很惨。
打牌时，不仅要记住出过的牌，还要推测对方出牌的心理，运用逻辑推算出其可能性。有时候，还要凭一点儿直觉。诱使对方犯错误。把其他人做不成的牌做成就是真正的赢家。
二十四副牌有好有坏，就像人生一样起起伏伏。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得做出最好的选择。打牌时，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斗智斗勇，这就是桥牌。所以才有把一副好牌打烂了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桥牌就是人生。
记得有一次，有人说要让我们认识一个桥牌大师。并且要讨论高级打法。等了半天，只看见唐华的室友进来了。问大师何在。结果說唐华的室友钱中山就是大师。其实我们和老钱早就切磋过了。哪有什么高级打法! 大家一笑了之。
我们N家的姑娘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所以这位姑爷搭档就免不了周末去伊萨卡。刚开始还好，后来就是每周末都要去了。没时间一起玩了。那就只好找新的搭档。好在中国留学生是越来越多，当然中间有不少喜欢打桥牌的人了。
第二个搭档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徐凡本来就是足球球友。听说没了搭档，就說他做我的搭档。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原来搭档也是要讲究缘分的。他父亲是南昌人，我父亲是九江人。所以我俩都是江西老表，一表三千里。当年修南浔铁路还是我大爷爷做的督办。
到哥大的第二年(1990)，徐凡回国取老婆。中国女孩这么多，结果他偏偏娶了一个和我表妹们名字就差中间一个字的老婆。开玩笑說他娶了我家表妹，他是我妹夫。这样搭档从姑爷变妹夫，从四川老乡变江西老表。能说不信缘分吗？
姑爷搭档和我一样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生，比较墨守成规。叫牌语言本来是先约定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受到对方干扰就不能完全按照约定进行。我这位姑爷搭档就不能变通了。而我这位老表搭档却和我心有灵犀。只要我冒叫(也就是叫高了)他就知道。而我十有八九也能猜到他的意思。
人的互相理解有时是说不清楚的。照理说姑爷搭档和我是同时代人，而且生活环境也一样，应该有更好的心灵感应。而老表搭档小我十五岁，生活经历完全不一样，却反而沟通得更好。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说不清楚的地方。
搭档一换，对家也就跟着变了。老代和居欠成了固定的对家。记得一年冬天大雪纷飞的晚上，街上的雪已经齐膝盖深了。大家几乎无法出门，就说打牌吧。徐凡和老代连滚带爬从隔壁一条街来到居欠和我住的大楼。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洗牌发牌的声音。十点钟左右居欠太太给我们每人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圆。这才叫温馨呀！
哥大校园的桥牌活动离不开化学系赵康这个热心人。九十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到来。赵康就开始组织哥大校园内的桥牌比赛。比赛地点一般是在化学系大楼。有一次，参加比赛的人太多。就把地点放在化学系大楼顶上。那次大约是十桌人。可见大家对桥牌的喜爱。正是因为赵康经常在哥大举行比赛，这才有后来徐凡和我夺冠的机遇。
花无百日红可能是对哥大桥牌最好的写照。93年唐华和随志峰毕业去了西岸的应用材料公司。94年我毕业后搬到皇后区，接着徐凡，乐连平和居欠也在毕业后搬来了。老代去丹佛读博士后，赵康到纽约大学做教授。人一走茶就凉了。哥大的桥牌活动也就随着消失了。三十年过去了，可是在哥大打桥牌谈笑用兵的日子却永远留在心上，就像那碗汤圆一样永远是热腾腾的。
后记:
1994年后，徐凡，居欠，杨雷和我都住在皇后区不远的一个范围内。所以还不时到杨雷家打牌。主要是杨太太十分好客。一年多后，杨雷去华尔街工作就没有时间打牌了。
后来，居欠住的离我不远，所以我们有时去附近的俱乐部打牌。也和徐凡去过长岛的俱乐部打牌。随着居欠离开了纽约，徐凡回中国发展去了。在网上打了一段时间觉得没趣，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