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佳电影，戳中了东亚家庭最深的隐痛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卡生
很久没有在电影院里听到前后左右此起彼伏的啜泣声。尽管我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准备，却还是破防了。它虽然催泪，但并不是那种把你的头按进苦闷现实的煽情电影，相反，它的叙事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观众在观影的两小时里，不仅是为孙子陪伴姥姥的情感变化而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代入了自己，想到了某段与亲人之间的羁绊往事。
故事聚焦于一个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家庭。做游戏主播的外孙阿安受到堂妹因照顾爷爷而获得遗产的启发，决定搬去与身患肠癌晚期的姥姥一起生活，希望以此获得房子的继承权。
故事的原型人物来自该片的联合编剧家族，导演也是编剧之一的帕特·波尼蒂帕特因执导过剧版的《天才枪手》大获成功，而《姥姥的外孙》则是他的首部长片作品。影片的英文名叫《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比中文翻译更点题。电影借由“家庭遗产分割”这样的现实切口，讨论了更多的议题，比如代际沟通、临终关怀、身份认同、重男轻女等等。
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面对复杂的议题，导演选了最质朴的一种叙事方式，不耍花招，平铺直叙，在日常化的生活细节里塑造人物。这片让我想到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同样摒弃掉传统戏剧冲突的法则，而是在生活化的片段中捕捉一种波澜不惊的生动细节。是枝裕和曾经聊过自己的电影观——“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不在日常生活之外，而蕴藏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这个电影观用于形容《姥姥的外孙》这部影片，再合适不过。
起初，为了继承姥姥房子的阿安还没有下定决心和姥姥一起生活，阿安不喜欢那个房子里挥之不去的老人味，堂妹阿梅告诉他，你要住到房子里没有老人味，你就算是成功了一半。
影片在前半段，刻画了姥姥勤劳、乐观却毒舌的鲜活性格，展示了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姥姥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卖了一辈子的早粥，用一个小罐子装这些钱，心里感觉踏实。由于长年独居，邻居比家人更为亲近，她路过同样患癌、无儿无女的邻居阿玉的店，用一种极为平淡的口吻说，“你知道吗？我也中招了，已经到第四期了”。阿安陪她去银行存钱，她怕外孙偷看密码，像防贼一样让阿安在门口等候。姥姥看不上阿安冒冒失失的样子，碎碎念各种做人的规矩。
作为移民四代，阿安已经不会说潮汕话，大儿子阿强的女儿甚至说的是全英文，故土乡情观逐渐淡漠。阿安并不能理解姥姥这一代人，为什么一定要吃那家需要排长队才能吃到的油炸鱼？为什么不能用微波炉热水泡茶供奉菩萨？为什么虔诚地存钱，认为买块高档的墓地，孩子们就会愿意来祭拜？阿安和姥姥相处的这一段时光，生活中的摩擦与碰撞形成了一个温和的道场，让他们重新建立起来新的亲缘关系。
随着姥姥身体每况愈下，阿安开始看到姥姥的孤独。姥姥说，你知道我最怕过什么节日吗？春节之后的第一天，因为这一天，冰箱里塞满了剩菜，我一个人怎么吃得完？患病后，姥姥晚上做梦梦到自己的父母，像小孩一样哭醒，嘴里念叨让父母赶紧把她带走，不想再遭罪。
影片中，隔代相处是一个聪明的设定，它卸下了姥姥“为母则刚”的盔甲，姥姥的脆弱和恐惧，永远不会在儿女面前袒露，而阿安看见了，他成为了陪伴姥姥到最后的忘年交。
姥姥这个角色，常会让我想起去东南亚旅行时看到的摆摊的女性，她们起早贪黑忙前忙后，家里的老公则坐在阴凉树下与友人谈天、喝咖啡。饰演姥姥的演员是一名素人乌萨·萨梅坎姆，饰演这个角色时她已是76岁高龄。或许是素人的缘故，靠着真诚，她让观众想起自己的姥姥。
乌萨·萨梅坎姆有着四分之一的华人血统，她身边的华裔女性在家族中是“去个性化的存在”，她们秉承传统，展示的坚韧与顾家是一种刻入骨子里的基因。
影片里，姥姥每到周末，都会穿得漂漂亮亮坐在家门口，只为了等待儿女们归来，只是她的等待常常落空。小儿子好赌，没钱了就会跑来找母亲，她明明知道，但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儿子每次都能得手。她对阿安说，我宁愿他不要来找我，那就说明他日子还过得去。姥姥脚上穿着一双大儿子送的拖鞋，明明不合脚，却舍不得脱掉。和大儿子一家三口去许愿，他们写下的愿望甚至没有一条和母亲有关，而姥姥所写的愿望里却没有自己，全是自己的儿女。这一切，阿安看在眼里，观众也看在眼里，导演在这一幕，给了姥姥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长达三十秒。话说回来，大儿子的利己主义和小儿子的彻底摆烂又有多少与母亲的纵容与偏爱有关？
影片中的儿女们并不完全是那种穷凶极恶的白眼狼，家族扫墓、逢年过节，大家都会例行公事地尽“孝道”。他们只不过是被困在某种现实困境之中的普通人，大儿子谋划着继承母亲遗产支付女儿就读国际学校高昂的学费，小儿子想要这笔钱还清赌债，而女儿和外孙也希望能通过遗产改善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打着小家的算盘，这种温情里流露的真实，让东亚家庭里的“爱与责任”呈现出其功利的一面。最终，姥姥将房产留给了欠债的小儿子，理由是他最困难，小儿子拿到房产就将其售卖，姥姥被送进了养老院。
此前，有一个小插曲，姥姥带着阿安去见了自己的富豪亲哥，想和哥哥要一些钱，买好一些的墓地，当初姥姥是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女儿，父母却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了大儿子。
在与哥哥的对话中，姥姥年轻时“被规训的一生”如同被揭开的伤疤，连她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外姓人”，姥姥对此一直愤愤不平，但也默认了这样的传统，亲哥对此更是觉得理所当然。
姥姥也曾是受尽委屈的女儿，但阿安的母亲阿秀又何尝不是？影片中，无论女儿阿秀如何付出，姥姥依然对两个儿子理直气壮地偏爱，姥姥既是传统观念“重男轻女”的受害者，也是“重男轻女”的加害者。
阿秀是另一个年轻的姥姥，她心里也有一个结，所以她才会对母亲说，“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不经意间，她点破了家族女性的宿命。母亲一辈子无法摆脱枷锁，但这种自我牺牲式的付出，依然在阿秀的身上延续。她只能安慰自己，“付出比获得更安心。”姥姥对阿秀说，在我心里啊，其实我最想和你在一起。说到底，作为家族的女性是无力与失语的。
导演帕特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想要拍这个电影，是因为他想知道，到底什么是爱？爱在东亚家庭的关系中是以何种方式延续的？
东亚家庭的家族观念最浓厚，但这种亲缘关系的指向在影片中是复杂的，“真爱与责任”的边界模糊难辨。陪伴姥姥最后一年的阿安得知她把遗产给了小舅之后，不解地问，我在你心中到底排第几？说不清楚，那一刻，阿安是真的在乎遗产，还是说遗产归属代表了爱。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影片的批判性触角点到为止，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东亚家庭里默默付出却无法言明的挂念与爱。姥姥去世前，阿安唱起了姥姥小时候听的潮州童谣，她终于知道，门前的石榴树原来是为自己而种。去世后，阿安接到银行电话，得知姥姥从他出生起就开始为他存钱，共有一百万泰铢，他取出来给姥姥买了高档墓地。送葬那天，阿安穿上了姥姥生前送给他的白衬衣。
影片在首尾做了呼应，由一家人扫墓开始，又在扫墓中结束，这让观众对人生产生唏嘘之感。阿安撒花时，故意将花一股脑倒在山坡上，因为姥姥和他说过，等我死了，你要这样撒花，我就出来吓你。这一刻，阿安知道，姥姥的爱早已化作了另一个世界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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