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感（1）

这是写于疫情期间的旧文，在我最开始的《宅家日记》系列中，不过挺有意思。鉴于很多网友没有读过，所以这几篇单独摘出来，稍作修改再次发表。其实写这篇文章源于文学城几名网友的疫情期间读书笔记，曾有一名网友谈到《天朝的崩溃》一书，正好我在疫情刚开始时读完了，才萌发了也来写写关于读书的一些回忆。这本书其实与我结缘于90年代，当时我在北大附近一家书店翻了翻，觉得不错，值得一读。只是当时囊中羞涩，看了一下开头就放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口袋中有点余钱时到书店巳经没书了。这样20多年过去了，直到美国因为疫情宣布禁足时，想起可以上网读读书，于是选择读了这本书。

清朝才子金圣叹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趣。这位游戏人生的怪才不幸生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巅峰时代（？），最终还是因文获罪而被腰斩。临刑前，对刽子手曰：我有一秘诀换一个痛快，就是花生米就豆腐干，有火腿的味道，下酒尤佳。腰斩固然悲惨，然用钝刀砍之不立死，叫人生不如死，哀号不止尤惨，所以以秘诀求一痛快。清风不识字，何故来翻书，读书人不幸生在了不读书的时代。

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文化极度匮乏的时代，其程度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不仅匮乏，而且公开出版物大多是有毒的文化垃圾。我小时候对文字的饥渴到了这种地步，可以抓住任何有文字的东西读下去。当时大多数家中都要生火，而作为引火之物的自然是废旧书报。有很多文革前出版的旧书，当然都是残缺不全，我看见了也要捡来读完之后再用作引火之物。经常看到邻居家的废纸堆的旧书也要借来读完后再送回。当然，当时也有公开的出版物，现在基本上回想不起来都有些什么东西。但多年后读到王小波君的文章讲到他小时候读书，其中有系列的《南方来信》，就是越南南方游击队写给中国人民的信，里面诸多的少儿不宜的暴力描述。王君最后感叹，很诧异在小时候接受了这么多变态的垃圾之后居然没有成长为一个变态，而能成为一个正常人。让我回想起这《南方来信》也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不禁心有戚戚焉。不过这也正好解释了老红卫兵这一代人的暴虐。一个人若从不读书，或许能坚持本性。最怕就是书没读通，半吊子水，却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为祸世人。其实这也适用于当今众多的所谓知识分子。

先谈一些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书。当时基本上没有外国的书，惟有俄国高尔基是一个例外，他的书可以公开发行。他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算是我小时候读的比较正常的书吧。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少年高尔基的工作是给一位老先生读书的一段事情。老先生喜欢听书，所以雇佣了少年高尔基为他读书，但老先生不爱读好人好事的书，就是所谓正能量的书吧，喜欢听一些其他的书。一天高尔基读到一本哥萨克老英雄亲手杀死了因为女人而背叛的儿子，老先生泪流满面。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时，我马上明白了这就是高尔基读给老先生的书。与果戈里的俄式讽刺风格不一样，这是一本非典型的果戈里小说。

70年代因为老毛的最高指示：“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 ，所以本来是毒草的《水浒》可以公开出版发行了。当时先父的一位好友因为反右因而下放在我的小学教书，当时他家买了一套120回版本的《水浒传》。因为他家就在小学里面，我于是每次课间休息的10分钟都跑他家去看一段。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将《水浒传》反复读了好几遍，当时对水浒故事情节如数家珍，其实现在还记得不少。而在这之前，我只在小人书摊看过这些中文古典名著的连环画画本。

大概是74或75年，老毛给接班人王洪文一个指示，让其去读《战国策》中的“触龙说太后”一文，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读这篇文章的热潮。秦国攻赵，赵王向齐求援，齐要求赵世子为质，方可出兵。世子为太后最钟爱的幼子，因此太后拒绝世子为质。触龙乃一大臣，赵王请来劝太后的。具体劝的过程就记不住了。不过中心点就是才徳不配，没有大功而享高位，实乃取祸之道。不若就此为质齐国乃为国立一大功，将来才有立足之处，太后诺。想今日官场碌碌者众，才德不足以配其位者，转眼即成阶下囚甚多也。若为官一方，德行有亏，为祸地方者甚重，天必报应。如李井泉主政四川，大跃进期间为祸四川，涂炭生灵，饿毙甚多。文革期间丧妻失子，不可不记。记得前重庆公安局长文强临刑前告诫其子，终身不要涉及官场，其言亦晚亦。世人不明此理而重蹈覆辙，长叹之也。

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机会可以多谈谈。

现在又回到《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这是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著作。不同于以前的脸谱化的历史，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书里其实与别的满清大臣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幸运的是他被撤职较早，不像后来的钦差大臣一个个战和之间首鼠两端，最后都导致身败名裂。每个钦差大臣上任前都高调言战，上任时都信心满满，觉得小小英夷哪里是天朝的对手。可是真一交手才发现完全不是对手，打又打不过，和谈皇上又不允许，就在瞒和骗之间混一天是一天，直至最后实在遮掩不住身败名裂。其实象琦善，奕山之类的都是当世能臣，其才识绝对不在林则徐之下。可是面对的对手实在是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可以说算是降维打击。所以只有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才知其难处，外人不足道也。

在晚清后来的历次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战端初起，当事官员总是尽量避战，而无关之人则总是高调言战，尤其是所谓清流派。张之洞不在位时也是清流一派高调言战之人，可后来官居湖广总督后，在庚子年义和拳乱时，慈禧太后下旨与世界各国开战。此时张之洞也主政一方，洋务运动也正进行。若遵旨开战，则湖广之地也必陷入战火之中，所以与李鸿章等地方主政大员结成东南互保，保障了东南富庶之地免遭战火。当身居不同位置时，视野和考虑角度就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要承担后果。不在其位就不用承担后果，可以怎么好听说什么，并且还可以乘机上位。但若身处其中，则甘苦自知。

说起责任这事，想起前些年中国有个叫雷英夫的小参谋，写了一本书说他是中国第一个预测了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人。只是老毛没有听他的话，将之转给金曰成，不然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就成功不了。其实任何一个人看一下朝鲜地图，都不会忽视仁川的可能。据他书里写道，老毛马上问他，仁川的水文情况是否适合登陆，并叫他去做调查。这里他首先没有说明仁川是否是他预测的唯一登陆点还是几个选项之一，第二也说明他并没有对每个地方的水文地质作详细的了解。后来他也没有讲到查了仁川的水文资料后再次进言，可见在综合了解了情况后他也放弃仁川。这里可见责任的不同，小参谋可以随便提建议。可老毛要通知金日成就需要更实锤的东西，而金日成在决定有限的后方兵力要部置在什么地方则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美国这次应对疫情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不论总统釆取什么措施，民主党和主流媒体都会反对，关键在于他们不用承担后果，就类似于晚清的清流派。而总统作为决策人，就得承担责任。就像当年小布什在处理Katrina飓风时，虽然新奥尔良市长和州长一开始拒绝了联邦政府的介入而导致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可当时媒体上全是批评布什政府的声音，而路易斯安那的州长和新奥尔良的市长却被忽略了。就像这次CDC的检测失误耽误了最宝贵的时间。很显然总统不会去具体盯着检测试剂的研发与应用中的问题，可是身为总统，也必须为这事背锅，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