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28）
赴京修订教材，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1986年8月1日，在太原，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高中语文分编型教材实验工作会议。报到当天晚上，《写作》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告诉我：“国正先生与我研究，决定请你参加《作文·汉语》的修订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呀！”
9月9日，人教社发公函到华中师大一附中，李水生校长欣然同意。我于9月21日到北京人教社招待所报到。
从踏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那一刻起，心情激动，思绪难抑。
遥想二十年前的8月18日，我被选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
1966年11月26日，我奉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革委会”之命，带领短训班部分红卫兵，第二次到北京……
我第二次来北京时，找到了我的发小刘先旭，他请我去餐馆吃了一餐大米饭，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美的一餐了，因为红卫兵接待站每餐吃的都是杂粮窝窝头。先旭看到我穿的一双球鞋，就说：“北京天冷，穿球鞋会冻坏脚的！”吃完饭后，马上去商店给我买了一双棉靴。他时任国家二轻部部长秘书。
弹指挥间，二十年一晃而过啊！
我到人教社招待所报到后，下午与王连云老师见面，他带我出去熟悉人教社院内和周边环境。人教社当时在沙滩后街55号，出大门向右走几步，就是景山公园的东门，向左转不远，就是著名的“五·四”大街，还有“红楼”。人教社大院里更有许许多多的文人轶事。我们边走边聊，他说，这次修订教材，人教社还请了你的老朋友、北京的张必锟先生，还有一位新朋友是江苏常熟中学的语文特级教师朱泳燚老师，朱老师可能要晚一点到。张老师上午报到后就回家了，他明天早上来招待所，住在你隔壁。张老师可是老北京了，更是人教社的老朋友。他熟悉北京，更熟悉人教社的人和事。你这次跟他住在一起，可以随时听他讲故事了。
（左起：朱泳燚、张必锟、王连云、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我们转了一圈回到招待所，王老师让我先休息休息，他到时来请我去食堂吃晚饭。我谢谢他说，“我准备去看看老同学，明天早上，我们共进早餐吧！”
当我找到住在月坛街的发小刘先旭家时，他已经下班在家。我们聊往昔，不胜感慨；谈如今，知足常乐。他知道我这次来京任务繁重，一个人住招待所个把月，叮嘱我注意加强锻炼，保重身体。在他家吃了晚饭后，他送我去乘车时说，你如果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我约李小怀、郭进军两位校友一起来聚一聚吧！
（我与发小刘先旭在他家客厅聊天）
第二天早上，跟着王老师去食堂吃早餐。人教社食堂的早餐实在是品种多样、价廉物美，我吃了两个鲜肉大包、一碗稀饭加一小碟咸菜，吃得真的好香啊！
上午，张必锟先生来了。我们虽然只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但一见面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为这次能与必锟先生朝夕相处、一起工作，感到非常荣幸，更觉得机会非常难得。三年多来，先生对我是关怀备至，不仅关心我的试教工作，高中刚开始试教《文言读本》，就不远千里，亲自到我们实验班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而且关心我的两个女儿。1985年，他与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的几位编辑去香港考察，先生特地在香港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返回北京途中，在武昌下车到我家，送给我的两个女儿，并鼓励她们一定要学好英语。
张老师一见面，就高兴地说：“你这次来北京，我们要在这里住一个月时间，真是太好了！”
王连云老师说：“培永这次来，是国正先生点的名。国正先生非常重视这次修订工作，他最近在“八大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准备在中学语文编辑室，开一次《作文·汉语》修订工作会议。”
王老师说，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国正先生嘱咐我们先按原定计划开始工作。
第一次修订工作会议于1986年9月29日上午，在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以下简称“中语室”），召开《作文·汉语》修订工作第一次全体会议，由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编刘国正、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初中《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张必锟、朱泳燚、李培永等八人。
王老师请副总编刘国正先生讲话，国正先生传达刚刚开完的，国家教委（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特别强调有关教材改革的重要信息。他说，国家教委为保护各地出版社的语文教改实验教材，制定了所有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必选180篇课文的目录；统一拟定各年级语文教学要求；中学取消逻辑教学；高考语文只考语法实例，不考语法概念；文言文规定了必须掌握的“一些”常用实词和虚词，明确规定了高考只考“浅易文言文”。
国正先生说，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并修订了“语文教学大纲”，基本精神已经明确了。
他说：“我们人教社的这一套初中实验教材，第一轮全国大规模实验已经结束了，实践证明了这套教材的可行性，编辑体例的科学性，为了把这套教材编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国正式开始使用，我们决定进行修改。现成体例基本不变，主要根据执教老师和实验班学生的意见进行修订。修订时要对教材有些单元的内容、例文、单元练习题等进行修改。修订后《作文·汉语》，拟定名为《写作》。为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聘请第一线的老师来参加修改，就是今天在座的，北京的张必锟老师、江苏的朱泳燚老师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师，他们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个月时间确实有点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共同努力完成任务。”国正先生听取了修改工作进度汇报后，请张厚感副主任、王连云责任编辑，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师国庆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和生活。
黄光硕主任的讲话，主要从宏观方面谈分编型教材当初的设想，读写教材分编，但读写教学要结合。从教学实际的角度考虑教材的编写，是这套《阅读》和《作文·汉语》课本最显著的特点。所以，请三位来自第一线的老师，在修改时，多多提供你们的实践经验和体会，还有试教师生的建议和意见。特别是一些练习题的设计，怎么改得更切合实际一些。
张厚感副主任，重点讲了“课外练笔”和“学生例文的批语”以及课内作文学生“评改训练”三个方面的修改建议，希望我们先搞出一个基本框架来，再集中讨论研究。
最后，王老师讲了下一段的进度计划，一定要在10月22日前，完成第一册的修改任务。
其时，张厚感副主任经常来招待所过问修改工作进度、审阅修改质量，然后就与我们由此及彼，谈天说地。
国庆节期间，厚感副主任还在王老师家，两人一起宴请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准备了名酒，他还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菜，边喝边吃边聊，兴之所致，无所不谈。
我和江苏来的朱泳燚老师真正见识了北京人，特别是必锟先生和厚感先生两位毕业于北大的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锟先生是湖南人，早年毕业于长沙湘雅中学，1952年毕业于北大，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教中学语文，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文章，常见于报端和各地语文刊物。八十年代初，被人教社中语室聘为实验教材特约编辑，负责文言文单元的编写，每年暑假在全国初中实验教材工作会议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
10月1日，必锟先生一定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几个人去他家过节吃饭。我们先到他家，在等候王连云老师时，他请我们欣赏钢琴名曲，每弹一曲之前，他都要讲解名曲之名的由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娓娓道来，生动再现了名曲诞生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兴趣盎然，让我永远都记得萧邦的《黑狗》和贝多芬的《月光》那优美动听的名曲之名由。
厚感先生与必锟先生是北大校友，几年来一起从事语文实验教材编写，情同手足。两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悬河，非常健谈也非常敏锐，小酌慢饮，谈吐间不时流露出精彩语句。
厚感先生喜欢喝点好酒，酒量不大，喝得不多，但酒后话就多了。当时不知怎么扯到当官的事，他笑着问必锟先生：“必锟兄，你最近与你的老同学吃饭没有啊？”
厚感先生说的“老同学”，就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当年与必锟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参加革命后，肄业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后来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了，当了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常与北大学友聚餐，在一起叙学友之情，聊天下之事，畅所欲言，不分彼此，其乐融融。
“今年他特别忙，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来参加过一次活动。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
厚感先生说，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这些读书人，只知“书中三昧”，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会，那些“议员”，要想当好，当长久，就得学会“小骂大帮忙”。而封建集权帝制，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谏，妄议皇上，大都不得好死。幸亏他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后下诏厚葬。感谢魏征让他懂得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就在人教社中语室当编辑，办公桌与张中行先生面对面，共事二十多年。他与张中行先生亦师亦友之真挚感情，只要看他执笔的《沉痛悼念张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我这次来人教社参加修订实验教材之前，我们华师大中文系的刘兴策教授，托我请厚感先生为他主编的《语文教学与研究》月刊，写一篇有关高考方面的文章。我刚来不几天，在厚感先生到我的房间来看我时，就直接对他说这件事。厚感先生爽快地说：“好啊!有一年我与刘教授一起参加高考命题时相识，他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善于做学问，还不怎么懂经营之道。我一定会帮帮他的。”
记得10月10日，时任高中语文实验教材阅读责任编辑周正逵先生，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餐，席间还有河南省教委张进副主任。吃完饭后，厚感先生聊兴未尽，与王连云老师一起再回招待所继续聊。也不知道是不是见到那位副主任之后有话要说。王老师关注的是具体工作，表示一定要在22日之前，完成第一册的修订。厚感先生酒后吐真言，他关心的是整个语文教育教学，宏观要控制，但是不能像教委那些人那样去管控，像他们那样只能把语文教学管死！他情不自禁地说：“语文教学还真他妈不是谁都可以来管的！”
厚感先生是语文教育教学专家，还雅好文墨，学郭沫若体，微妙微俏，四川“乐山大佛”就是厚感先生的题字，有稍懂文墨的游客还以为是郭老的墨宝。他的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以至于有老师听说他要参加高考命题，立即警示学生，今年高考要考诗歌的！
一晃三十五年了，斯人已逝，当年的人教社也人是物非，但是厚感先生和必锟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连云老师是人教社中语室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高中《写作》课本的责任编辑。初中《作文·汉语》与初中《阅读》课本配套。高中《写作》自成系统，独立成册。这套分编型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试教规模最大的一套教改实验教材。第一轮实验，全国除了港澳台和西藏外，其他各省市都有四个重点中学各一二个班，参加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长达六年的试教实验。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专职教研员负责领导试教。
再说试教教材。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负责，组织中语室编辑和特约编辑，分别编写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86年修订后为《写作》）；高中阅读课本：高一年级《文言读本》、高二年级《文学读本》、高三年级《文化读本》，《写作》一、二、三册。另外还有《现代文课外读本》一、二、三册。
1988年10月15日，周正逵老师到武汉开会，离汉前，他与我谈高中实验教材修订工作，重点谈关于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的修改思路。
他认为王连云老师的高中《写作》教材，较之初中修订后的《写作》教材，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但是总感觉还没有完全跳出老框框。他希望我说说试教实践之后的体会。
我认为，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只有一本《语文》书，而且课文是“文选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分编型教材《阅读》和《写作》，是开创性的改革，特别是试教师生写作教与学，终于有本可依，增强了教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从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初中试教实践证明，《作文·汉语》课本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三年来，我们在试教过程中，以指导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适应改革教材的教与学，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敢说、多说、会说”，“爱写、多写、会写”，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少数学生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走上讲台组织教学，效果也不错。卢山同学写的课外练笔文《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见《作文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动地再现了学生自己上课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学生不断增强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参加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定远先生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练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学生参加1985年全国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答卷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批参加语文教改实验的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实践还证明，写作教学有本可依，课堂教学搞活了，学生思维活跃了，就能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创造能力。三年来，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别在《语文报》等刊物报纸上发表了各种文体（包括创作的小说）的优秀作文。其中两人荣获天津新蕾作文邀请赛二、三等奖；一人荣获84年武汉中学生作文竞赛乙等奖；两人荣获85年武汉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二、三等奖；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阅示后的回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江的优秀作文和日记选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成全国第一本中学生个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她的这篇优秀课外练笔文被王连云老师编入了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王连云老师和所有参与编辑《作文·汉语》的老师们功不可没。写作教材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科学性和计划性的基础；按单元编写与阅读教学单元横向读写结合，纵向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系列，一个单元集中解决一种文体的一二个重点问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稳步提高，解决了写作课堂教学三种文体的具体内容的系统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
初中《阅读》课本，按单元编排，每单元教学程序为：先讲读课文、再课内自读、后课外自读。《作文·汉语》课本的单元编排与《阅读》单元密切结合，每一单元阅读教学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写作训练程序的开始：先讲《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的基础知识、自读课本上的学生优秀习作、然后进行写作训练、学生自改和互改训练。这套课本编者的意图是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自1982年教材问世以来，语文单元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单元教学与训练序列的关系、单元教学过程中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的关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的关系。讲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老师结合叶老讲的“学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类不同课文的教学法的特点。
周正逵老师同意我的上述看法，我回忆了与王连云老师相识、相知、相熟的难忘经历。
我们相识于1983年暑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试教工作会议。
8月4日上午《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讲作文教材编辑理念、体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及建议。会后，张必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连云老师。
从83年开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开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开总结表彰大会。每次开会期间，王老师都要找我详谈写作试教情况，告诉我如何收集整理一手资料，指导我对试教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一个月时间，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处，在王老师的领导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务。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和张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册修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我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再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交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永燚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都比我强！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同意我的建议，由那五位老师在省教研室的指导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务。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中学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高中《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维和语言；高二，思路与章法；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高中《写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后来我调到海南去了，离语文教改实验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后来高中《写作》实验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还是“连云思路”。但是，我想不论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订，一定还是人教社中语室团队的最优秀的写作教科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正先生最得力的资深责任编辑！
赴京修订教材，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李培永 (2025-07-15 03:14:06) 评论 (2)四、我的十年教学成长（28）
赴京修订教材，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1986年8月1日，在太原，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高中语文分编型教材实验工作会议。报到当天晚上，《写作》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告诉我：“国正先生与我研究，决定请你参加《作文·汉语》的修订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呀！”
9月9日，人教社发公函到华中师大一附中，李水生校长欣然同意。我于9月21日到北京人教社招待所报到。
从踏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那一刻起，心情激动，思绪难抑。
遥想二十年前的8月18日，我被选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
1966年11月26日，我奉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革委会”之命，带领短训班部分红卫兵，第二次到北京……
我第二次来北京时，找到了我的发小刘先旭，他请我去餐馆吃了一餐大米饭，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美的一餐了，因为红卫兵接待站每餐吃的都是杂粮窝窝头。先旭看到我穿的一双球鞋，就说：“北京天冷，穿球鞋会冻坏脚的！”吃完饭后，马上去商店给我买了一双棉靴。他时任国家二轻部部长秘书。
弹指挥间，二十年一晃而过啊！
我到人教社招待所报到后，下午与王连云老师见面，他带我出去熟悉人教社院内和周边环境。人教社当时在沙滩后街55号，出大门向右走几步，就是景山公园的东门，向左转不远，就是著名的“五·四”大街，还有“红楼”。人教社大院里更有许许多多的文人轶事。我们边走边聊，他说，这次修订教材，人教社还请了你的老朋友、北京的张必锟先生，还有一位新朋友是江苏常熟中学的语文特级教师朱泳燚老师，朱老师可能要晚一点到。张老师上午报到后就回家了，他明天早上来招待所，住在你隔壁。张老师可是老北京了，更是人教社的老朋友。他熟悉北京，更熟悉人教社的人和事。你这次跟他住在一起，可以随时听他讲故事了。
（左起：朱泳燚、张必锟、王连云、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我们转了一圈回到招待所，王老师让我先休息休息，他到时来请我去食堂吃晚饭。我谢谢他说，“我准备去看看老同学，明天早上，我们共进早餐吧！”
当我找到住在月坛街的发小刘先旭家时，他已经下班在家。我们聊往昔，不胜感慨；谈如今，知足常乐。他知道我这次来京任务繁重，一个人住招待所个把月，叮嘱我注意加强锻炼，保重身体。在他家吃了晚饭后，他送我去乘车时说，你如果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我约李小怀、郭进军两位校友一起来聚一聚吧！
（我与发小刘先旭在他家客厅聊天）
第二天早上，跟着王老师去食堂吃早餐。人教社食堂的早餐实在是品种多样、价廉物美，我吃了两个鲜肉大包、一碗稀饭加一小碟咸菜，吃得真的好香啊！
上午，张必锟先生来了。我们虽然只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但一见面还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为这次能与必锟先生朝夕相处、一起工作，感到非常荣幸，更觉得机会非常难得。三年多来，先生对我是关怀备至，不仅关心我的试教工作，高中刚开始试教《文言读本》，就不远千里，亲自到我们实验班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而且关心我的两个女儿。1985年，他与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的几位编辑去香港考察，先生特地在香港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返回北京途中，在武昌下车到我家，送给我的两个女儿，并鼓励她们一定要学好英语。
张老师一见面，就高兴地说：“你这次来北京，我们要在这里住一个月时间，真是太好了！”
王连云老师说：“培永这次来，是国正先生点的名。国正先生非常重视这次修订工作，他最近在“八大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准备在中学语文编辑室，开一次《作文·汉语》修订工作会议。”
王老师说，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国正先生嘱咐我们先按原定计划开始工作。
第一次修订工作会议于1986年9月29日上午，在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以下简称“中语室”），召开《作文·汉语》修订工作第一次全体会议，由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编刘国正、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初中《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张必锟、朱泳燚、李培永等八人。
王老师请副总编刘国正先生讲话，国正先生传达刚刚开完的，国家教委（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特别强调有关教材改革的重要信息。他说，国家教委为保护各地出版社的语文教改实验教材，制定了所有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必选180篇课文的目录；统一拟定各年级语文教学要求；中学取消逻辑教学；高考语文只考语法实例，不考语法概念；文言文规定了必须掌握的“一些”常用实词和虚词，明确规定了高考只考“浅易文言文”。
国正先生说，刚刚结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并修订了“语文教学大纲”，基本精神已经明确了。
他说：“我们人教社的这一套初中实验教材，第一轮全国大规模实验已经结束了，实践证明了这套教材的可行性，编辑体例的科学性，为了把这套教材编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国正式开始使用，我们决定进行修改。现成体例基本不变，主要根据执教老师和实验班学生的意见进行修订。修订时要对教材有些单元的内容、例文、单元练习题等进行修改。修订后《作文·汉语》，拟定名为《写作》。为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聘请第一线的老师来参加修改，就是今天在座的，北京的张必锟老师、江苏的朱泳燚老师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师，他们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个月时间确实有点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共同努力完成任务。”国正先生听取了修改工作进度汇报后，请张厚感副主任、王连云责任编辑，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师国庆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和生活。
黄光硕主任的讲话，主要从宏观方面谈分编型教材当初的设想，读写教材分编，但读写教学要结合。从教学实际的角度考虑教材的编写，是这套《阅读》和《作文·汉语》课本最显著的特点。所以，请三位来自第一线的老师，在修改时，多多提供你们的实践经验和体会，还有试教师生的建议和意见。特别是一些练习题的设计，怎么改得更切合实际一些。
张厚感副主任，重点讲了“课外练笔”和“学生例文的批语”以及课内作文学生“评改训练”三个方面的修改建议，希望我们先搞出一个基本框架来，再集中讨论研究。
最后，王老师讲了下一段的进度计划，一定要在10月22日前，完成第一册的修改任务。
其时，张厚感副主任经常来招待所过问修改工作进度、审阅修改质量，然后就与我们由此及彼，谈天说地。
国庆节期间，厚感副主任还在王老师家，两人一起宴请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准备了名酒，他还亲自下厨，做了十几道菜，边喝边吃边聊，兴之所致，无所不谈。
我和江苏来的朱泳燚老师真正见识了北京人，特别是必锟先生和厚感先生两位毕业于北大的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锟先生是湖南人，早年毕业于长沙湘雅中学，1952年毕业于北大，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教中学语文，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文章，常见于报端和各地语文刊物。八十年代初，被人教社中语室聘为实验教材特约编辑，负责文言文单元的编写，每年暑假在全国初中实验教材工作会议上文言文诵读示范课。
10月1日，必锟先生一定要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几个人去他家过节吃饭。我们先到他家，在等候王连云老师时，他请我们欣赏钢琴名曲，每弹一曲之前，他都要讲解名曲之名的由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娓娓道来，生动再现了名曲诞生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兴趣盎然，让我永远都记得萧邦的《黑狗》和贝多芬的《月光》那优美动听的名曲之名由。
厚感先生与必锟先生是北大校友，几年来一起从事语文实验教材编写，情同手足。两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悬河，非常健谈也非常敏锐，小酌慢饮，谈吐间不时流露出精彩语句。
厚感先生喜欢喝点好酒，酒量不大，喝得不多，但酒后话就多了。当时不知怎么扯到当官的事，他笑着问必锟先生：“必锟兄，你最近与你的老同学吃饭没有啊？”
厚感先生说的“老同学”，就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当年与必锟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参加革命后，肄业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后来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了，当了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常与北大学友聚餐，在一起叙学友之情，聊天下之事，畅所欲言，不分彼此，其乐融融。
“今年他特别忙，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来参加过一次活动。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
厚感先生说，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这些读书人，只知“书中三昧”，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会，那些“议员”，要想当好，当长久，就得学会“小骂大帮忙”。而封建集权帝制，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谏，妄议皇上，大都不得好死。幸亏他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后下诏厚葬。感谢魏征让他懂得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毕业就在人教社中语室当编辑，办公桌与张中行先生面对面，共事二十多年。他与张中行先生亦师亦友之真挚感情，只要看他执笔的《沉痛悼念张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我这次来人教社参加修订实验教材之前，我们华师大中文系的刘兴策教授，托我请厚感先生为他主编的《语文教学与研究》月刊，写一篇有关高考方面的文章。我刚来不几天，在厚感先生到我的房间来看我时，就直接对他说这件事。厚感先生爽快地说：“好啊!有一年我与刘教授一起参加高考命题时相识，他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善于做学问，还不怎么懂经营之道。我一定会帮帮他的。”
记得10月10日，时任高中语文实验教材阅读责任编辑周正逵先生，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餐，席间还有河南省教委张进副主任。吃完饭后，厚感先生聊兴未尽，与王连云老师一起再回招待所继续聊。也不知道是不是见到那位副主任之后有话要说。王老师关注的是具体工作，表示一定要在22日之前，完成第一册的修订。厚感先生酒后吐真言，他关心的是整个语文教育教学，宏观要控制，但是不能像教委那些人那样去管控，像他们那样只能把语文教学管死！他情不自禁地说：“语文教学还真他妈不是谁都可以来管的！”
厚感先生是语文教育教学专家，还雅好文墨，学郭沫若体，微妙微俏，四川“乐山大佛”就是厚感先生的题字，有稍懂文墨的游客还以为是郭老的墨宝。他的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以至于有老师听说他要参加高考命题，立即警示学生，今年高考要考诗歌的！
一晃三十五年了，斯人已逝，当年的人教社也人是物非，但是厚感先生和必锟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连云老师是人教社中语室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高中《写作》课本的责任编辑。初中《作文·汉语》与初中《阅读》课本配套。高中《写作》自成系统，独立成册。这套分编型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试教规模最大的一套教改实验教材。第一轮实验，全国除了港澳台和西藏外，其他各省市都有四个重点中学各一二个班，参加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长达六年的试教实验。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专职教研员负责领导试教。
再说试教教材。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负责，组织中语室编辑和特约编辑，分别编写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86年修订后为《写作》）；高中阅读课本：高一年级《文言读本》、高二年级《文学读本》、高三年级《文化读本》，《写作》一、二、三册。另外还有《现代文课外读本》一、二、三册。
1988年10月15日，周正逵老师到武汉开会，离汉前，他与我谈高中实验教材修订工作，重点谈关于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的修改思路。
他认为王连云老师的高中《写作》教材，较之初中修订后的《写作》教材，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但是总感觉还没有完全跳出老框框。他希望我说说试教实践之后的体会。
我认为，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只有一本《语文》书，而且课文是“文选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分编型教材《阅读》和《写作》，是开创性的改革，特别是试教师生写作教与学，终于有本可依，增强了教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从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初中试教实践证明，《作文·汉语》课本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三年来，我们在试教过程中，以指导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适应改革教材的教与学，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敢说、多说、会说”，“爱写、多写、会写”，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少数学生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走上讲台组织教学，效果也不错。卢山同学写的课外练笔文《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见《作文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动地再现了学生自己上课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学生不断增强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参加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定远先生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练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学生参加1985年全国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答卷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批参加语文教改实验的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实践还证明，写作教学有本可依，课堂教学搞活了，学生思维活跃了，就能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创造能力。三年来，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别在《语文报》等刊物报纸上发表了各种文体（包括创作的小说）的优秀作文。其中两人荣获天津新蕾作文邀请赛二、三等奖；一人荣获84年武汉中学生作文竞赛乙等奖；两人荣获85年武汉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二、三等奖；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阅示后的回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江的优秀作文和日记选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成全国第一本中学生个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她的这篇优秀课外练笔文被王连云老师编入了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王连云老师和所有参与编辑《作文·汉语》的老师们功不可没。写作教材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科学性和计划性的基础；按单元编写与阅读教学单元横向读写结合，纵向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系列，一个单元集中解决一种文体的一二个重点问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稳步提高，解决了写作课堂教学三种文体的具体内容的系统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
初中《阅读》课本，按单元编排，每单元教学程序为：先讲读课文、再课内自读、后课外自读。《作文·汉语》课本的单元编排与《阅读》单元密切结合，每一单元阅读教学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写作训练程序的开始：先讲《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的基础知识、自读课本上的学生优秀习作、然后进行写作训练、学生自改和互改训练。这套课本编者的意图是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自1982年教材问世以来，语文单元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单元教学与训练序列的关系、单元教学过程中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的关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的关系。讲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老师结合叶老讲的“学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类不同课文的教学法的特点。
周正逵老师同意我的上述看法，我回忆了与王连云老师相识、相知、相熟的难忘经历。
我们相识于1983年暑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试教工作会议。
8月4日上午《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讲作文教材编辑理念、体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及建议。会后，张必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连云老师。
从83年开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开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开总结表彰大会。每次开会期间，王老师都要找我详谈写作试教情况，告诉我如何收集整理一手资料，指导我对试教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一个月时间，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处，在王老师的领导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务。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和张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册修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我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再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交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永燚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都比我强！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同意我的建议，由那五位老师在省教研室的指导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务。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中学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高中《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维和语言；高二，思路与章法；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高中《写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后来我调到海南去了，离语文教改实验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后来高中《写作》实验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还是“连云思路”。但是，我想不论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订，一定还是人教社中语室团队的最优秀的写作教科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正先生最得力的资深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