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中国现代历史太缺少光彩，五四运动尤其显得夺目一些，也因此生发出多种不同的阐释。其中“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质的阐释，一直以来作为一种主流意识而存在并广为传播。但是，在我们习惯性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却往往忽视或并不清楚其中“反帝”意义的由来以及确立的过程，即便偶尔涉及也是语焉不详，本文试对其作一定的梳理和阐述。
一、“反帝”的由来
（一）“反帝”的“舶来品”身份
“反帝反封建”已经作为一个常用词组频繁为我们所使用，殊不知它还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其中“帝”即指帝国主义，理论上应该说它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且这个词并非原产于中国而是经由日本输入中国。在中国最早见于1895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1858—1945）的《帝国主义》一书的译本。稍后，1902年赵必振又翻译了日本学者幸德传次郎（1871-1911）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梁启超在1903年的《新大陆游记》第9章题目中就使用了“托辣斯与帝国主义之关系”，文中还这样写道：“美国之托辣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皆所谓不得已者也。”[1]
但后来中国人熟知的帝国主义，与上述传播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来自伟大领袖列宁。
列宁主义所阐释的帝国主义，主要吸收了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和1910年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观点。比如在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3]并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作了进一步的完善。[4]
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开始逐渐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1919年2月10日出版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这样写道：“日本人提倡的泛亚洲主义不是一个民族自决的理论，而是帝国主义征服弱小民族的理论。”列宁的著作，最先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是在1919年9月1日，当时的半月刊《解放与改造》发表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与要求》。不久《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他在苏共八大所作报告的一部分，题为《民族自觉》。此后，在1920至1921年间，他的文章被译介到中国的大约有10篇。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远东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在1920年7月开始的苏共二大正式会议上得以通过和确定。
（二）“反帝”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随着民族和阶级运动的不断被煽动，以启蒙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走低，甚至连一般知识分子也深感“启蒙”太慢，目光不知不觉中转向了收效甚快的政治救亡和翻身运动，新文化阵营也在这种冲击下走向分裂，包括陈独秀携《新青年》南下，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扶植和帮助下，于1920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作为舶来品的阶级革命。
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和三大的会议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年召开并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近期革命目标。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拿着巨额的卢布在一小撮积极分子的努力下进行着所谓革命工作，但是这样的“星星之火”显然无法满足苏共及共产国际的“革命速胜论”目标。于是，远东支部开始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
孙文经历过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接连失败，此时正在广州组建分裂国家的广东军政府，但因为与陈炯明等军界首脑人物“志不同，道不合”，又遭遇多次寻求日本等境外势力资助而不得，几乎快要撑不下去时。苏共远东支部抛出了颇具诱惑的橄榄枝，孙文欣慰地大呼找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二者一拍即合。
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共三大于1923年召开会议，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全党加入到孙文领导的国民党阵营，在“联俄、容共”的旗帜下，共同致力于所谓中国革命运动——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接着，1924年国民党一大也如期召开，正式确定所谓中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样，在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同时，关于帝国主义的革命理论，也相应地为中国的两个革命政党所接受，从此作为一种极具煽动力的意识形态，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各种中文媒体和教科书中，影响了1949年前的所有民国人，也影响了1949年后所有中国人，包括那些移民海外几十年的所谓华裔学者。
二、五四运动“反帝”革命性质的确立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阐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阐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
陈独秀在五四爆发不久后撰文评价学生运动说：“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5]中共的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撰文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6]后又进一步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7]看得出，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已经稍微显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但还完全谈不上有意为之。到了1925年，张太雷撰文写道：“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8]1938年，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出狱后，对五四运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说，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开始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反对旧伦理的束缚，促进思想和妇女的解放以扫除封建残余；促进科学，破除迷信，推动工业建设；反对文言文学，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促进人民权利，反对官僚政治。[9]显然陈独秀，是从五四运动的广义角度出发，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那一阶段的思想、文化界做了什么。不过，其中明显体现出列宁话语的痕迹。
（二）瞿秋白的先期准备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进行，革命青年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指出：“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五四运动虽有伟大的成绩而后来每况愈下，往往只替‘国际联盟’、‘国际协会’、‘华府会议’做宣传，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日渐隐晦。”[10]稍后他又撰文写道：“我们知道以前已有许多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11]不久他在《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中进一步觉悟地写道：“五四运动的精神，正在于学生群众虽然仍是知识阶级，却已不以上书运动自限，而且他们烧曹汝霖宅，打章宗祥，破坏现在法制而制造‘革命的法庭’，确有几分革命的独裁制的意义。因此,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革命的独裁制）。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12]可见，瞿秋白此时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已经开始转变，借着1925年五卅运动的东风，瞿秋白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中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13]
五卅运动，可以说是民国史上第二次（第一次应为1922年苏俄作为幕后指挥的主要由共青团参与的非基督教运动。）具有阶级革命意义的“反帝”热潮，从此以后“反帝”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国大地。瞿秋白在此时开始正式将五四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并初步确定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性质。为此，他总结说：“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14]
不久，在苏共的绝对支持下，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所谓北伐战争打响了。中国的社会形势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当然前方是福是祸不远的将来会验证。但在这个大潮下，瞿秋白再次对五四运动作了补充，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中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是在于五四时代，……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 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15]从这时起，他将五四运动正式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中，并指出五四时期的新思想也是受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尽管这样的链接看上去有合理性，但是其中的话语转变，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瞿秋白在有意改写五四启蒙话语。而这个改写，在1949年后就变成“真”的历史话语，由中共独领风骚地任意使用，以至于全中国人张嘴闭嘴就“五四反帝反封建”，甚至一些以反共反教科书的自由派教授也跟风凑热闹（意指批判五四），还以为只要反着说，只要批判就是客观的，简直是头脑简单、不明就里。
在苏共指挥下的所谓北伐中，由于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与所谓“三民主义”的不可调和性，终于导致1927年以“四·一二”为标志的“清党事件”。面对阶级革命陷入低潮，又经历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形势，瞿秋白在1932年号召掀起所谓新的文化革命。他调整思路撰文说：“‘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作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16]可见，瞿秋白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而不断发展的，虽然他也同时意识到五四运动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启蒙性质的内容，但并没有影响其对五四运动做出“反封建残余”和“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定论。
（三）“新启蒙运动”的推动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前后发生的“新启蒙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的确立。1936年9月起，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北平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和《论新启蒙运动》等文，认为1930年代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尊孔读经成为“敌人和汉奸”愚昧人民的工具，因此应该继续批判中国旧宗教、旧传统和旧思想，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他还指出这个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17]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呼应陈伯达，并明确指出，五四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之“蒙”，因此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的文化运动。1937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北平一些所谓文化和救亡团体提出“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张友渔、张申府等9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并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拥护。其中，艾思奇在回答“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的问题时，继续强化陈伯达的观点说：“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运动？他接着说：“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18]而且“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19]。
可见，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动员民众投身于反日和反国民政府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与“人的觉醒”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大相径庭，或者说是这些左翼文化人硬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建立链接。
“新启蒙运动”虽然影响只局限在部分文化阶层，但是在进行五四与救亡、翻身以及文化运动等系统话语建构方面，还是立了大功。根据何慎之考证，新启蒙运动显然也影响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可以很清晰地看出1936年后，他不但读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发起人的书，而且还写信向他们请教。当然更遥远的影响是，1949年后的中国人，也搞不清五四的启蒙与这个启蒙，有什么区别，比如李泽厚、汪晖等人动辄“救亡压倒启蒙”，比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率先将五四与“文革”扯上关系，然后一帮自由派和国学派紧紧跟上。于是，五四就成了批判目标，各种脏水接踵而至，根本洗不干净了。
（四）毛泽东的定论
在“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将瞿秋白关于五四运动的阐释做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挥。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20]同年5月4日，他在延安青年所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21]这种认识到了1940年1月15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变成另外一番指向更明确的话语：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并最终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指导地位。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新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20年的特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22]在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进行总结时，他说道：“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3]他还以一种不容商榷的态度进一步宣称：“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4]
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话语演变和构建的过程后，五四运动“反帝”的革命性质作为一种官方的解释被最终确定下来，并广为流传，直到今天，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和价值判断，包括国内的自由派教授、学者们，也包括那些留学和流亡海外的各界名流，但是他们很少对此进行反思。
五四运动:“反帝”叙事的由来及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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