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岂能是自由主义者——再与贺卫方教授商榷

因为不合时宜的《再论陈寅恪的不走——与贺卫方教授商榷》被404，所以改头换面为《有学无问的陈寅恪——与贺卫方教授商榷》再次发出，结果依旧是不变的404。不过，有好心网友以笔记形式整理出来，然后发到几个微信群里，贺卫方教授看到后，作文予以回应。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关于陈寅恪先生是否当得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仔细拜读大作，其中列举1949之前的那些学界人物很早就对于共产主义发出明确警示，的确与之相比，陈较少参与这类议论。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他兴趣不在此，那些年他完全沉浸在对于隋唐历史的研究中，哪怕是一些在钱锺书看来过于琐屑的事情他也充满乐趣。在清华的课堂上，《长恨歌》的第一句就讲了七八个学时，可见他是多么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

我觉得，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

关于他的不走，我相信并非因为他对于新体制的乐观，而是源于他的某种特别的乐观或自信——谅你拿我也不能怎么样。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过于自信了。不过，我坚信，他在岭南一隅的存在，对于当局而言，就是隐然敌国，他绝无一字颂扬当轴，却“反诗”迭出，他的“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的讥讽，他在双目完全失明之后凭口述写就的《柳如是别传》，其中表彰的浩然气节，更不必说他那致郭沫若的信，那是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

凡此种种，设身处地，这是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才能达到的境界。横向比较，七十年代末之前留在大陆上的哪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如此？

最近我想，他诗中表现出对于鼎革之际没走的悔意也许更多地是出于他连累夫人与女儿的歉疚，而不是后悔个人选择留下。如果他出走，则哪里有这样的炼狱让他以身示范，经历这样的磨难而不坠其节？综合看他的立德立功立言，把他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我还是认为是十分妥当的。（以下简称《答文》）

其实，不论此前的《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还是前段时间就“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看作（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争议，都可以体现出贺卫方教授一向宽厚的历史之同情心态，这一点作为后学十分理解，但也的确右不同意见。

必须要明确，不才对贺教授《答文》中的“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等评语是完全赞同的，也对陈氏敢于写“反诗”，“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持欣赏和佩服的态度。不过，是否就此给陈氏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或光环？如同《答文》中所说的“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敢苟同。

关于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这里仅适用于汉语语境，若置换到英语语境就需要明确区分和界定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的概念和内涵，不才不想在这里查阅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或系列经典著作——尽管那样似乎更专业一些，只想就其中说的“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等描述，给予有针对性的回应。

首先，贺卫方教授大概混淆了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是一种个人意志、思想、情感愿望和人格塑造的体现，简单概括说就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念头——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不由内化转变成外化的方式存在和体现，那么就不能直接与自由主义进行构想和联系，因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是应用于国家和社会等公共领域的一种思想主张、政治理念以及贯彻到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核心要旨最简约的概括就是：宪政分权（而非独裁和全权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法治社会（而非人治社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

贺卫方教授淆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内在与外化、个人与公众之间，至少在精神和理念上是相通的，或者说作为阶段性的描述，外化离不开内在的驱动力，公众也离不开个体的努力汇聚。尤其是在无神论的观念中，人毕竟是思想或观念的动物，是一个通行的认知。但要注意的是，当个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仅仅作为内在精神时，尤其是仅仅作为一种个人心性时，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就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只有当内在意志外化后，也就是要将内心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作为现实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则和价值付诸实践时，怀有这样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

换句话来说，不是每一个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人也包括学者，都可以成为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比如前些年知识界关于鲁迅是否是自由主义者就曾争论过，虽然双方互不认同，但如果以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要旨作为考量指标，鲁迅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鲁迅真正向往自由、独立，或者说民国时期还没有几个人比鲁迅更向往自由、独立。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学者成为自由主义者，是否需要系统性地研读自由主义的理论书籍、撰写文章或经常发表政治言论呢？

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如果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不需要做太多功课的，只要认同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作为或被树立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标杆人物、思想导师或精神领袖时，那就需要考核一下此人的思想背景、理论水准了。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名不副实，甚至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比如前段时间跟贺卫方教授和林建刚博士讨论过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题。不才当时旗帜鲜明地宣称不是，因为胡适那时还对苏俄的计划经济认知模糊，还不能严格区分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说白了也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不那么信服。如此认知水平，如何配得起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呢？

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当中国人抬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时，不仅仅是一个关起门来自我认可的问题，还需要接受学界和世界的检验。在此情形下，相比于洛克、斯密、休谟，相比于伯克、亚当斯、柯克，相比于米塞斯、哈耶克、诺奇克，甚至相比于拉斯基、凯恩斯，胡适即使在宽泛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理建树方面，也实在是囊中羞涩，不然其弟子辈的殷海光也不会发表几近蔑视的言论了。

当然，如果从聊胜于无的角度出发，那民国时期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当然首选胡适。或者说1949年鼎革前，胡适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非精神领袖，那不才也就不会再发表反对意见。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陈寅恪，他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呢？尤其是当很多人在谈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时，还要赋予堪称或比拟胡适一样的光环，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讨论了。

参照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来看，相比于鲁迅，显然陈寅恪的自由主义者色彩要更淡一些。即便是鲁迅死得很及时，没来及接受极权主义的考验，但就陈寅恪来说，起码在鼎革那个大历史选择当口，在现实认知方面就不够，这也是不才撰写《有学术无思想的陈寅恪》的出发点。至于鼎革后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就是坊间流传的那几段耳熟能详的事例，这也恰是贺卫方教授等学人服膺和赞叹所在，然而在不才看来，与其说陈寅恪的那些表现属于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儒家士子的操守和所谓的浩然正气更贴切一些。正像夏中义教授在《自由观念的中国面孔——论陈寅恪、吴昌硕对陶渊明思想的认祖》中质疑王元化时说的那样：在陈寅恪的自由意志因子里面，中国面孔显得面子要大于西学那张脸。

说句私底下的话，不才在攻读博士期间就选择了知识群体之作家部落在鼎革之际人人都需要洗心革面的课题，几百万字的检讨书和批判书读下来后，真真失望于作家群体塌方式的堕落。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不才还曾经努力从一些名家的日记、书信里，试图能够找到关于全权主义的反思和反省的私密文字，包括人们普遍称颂的巴金的《随想录》，然而依旧是无尽的失望。

失望之余，不才就想，怎么说“五四”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算上晚清的徐继畬、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睁眼看世界者、现代文明的盗火者，也有百余年了。怎么知识界的判断力、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如此之低，甚至几近不堪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原本作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胡适、被树立为知识分子抗争典范的陈寅恪，逐渐地被降低了维度。

一旦怀有这样挑剔的想法，再来重看陈寅恪时，就会有一些不小的发现，比如坊间流传1953年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段长引文，经常被学人朋友们引用，而且作为最直接、最有力的自由主义者的证据，但是整段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句首和句末的“学术研究”。在这一关键词下，包括评价王国维在内，意思就是学术研究要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非扩展意义上的人的思想、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如果说这个材料的说服力还不够，再来看陈寅恪1954年的《论再生缘》。他这样说道：“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当这番话说过后，再来回看此前的一句话：“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应该就不会那么令人振奋了。因为但凡要义，需要注意语境，特定情境中的话，如果随意剪裁或任意摘引，就会造成断章取义。

学术研究要讲究和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普世要求，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也好，自我期许和要求学生也罢，并没有将此意泛化和扩大之意。当然，作为读者，尤其是有所期待的读者，例如1990年代初的王元化，接下来的陆健东，以及后来各路怀有自由主义朴素理想的学人，纷纷跟上，包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作家岳南、北京某中学的石国鹏老师以及袁腾飞兄等，不经考证，随意演绎一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轶事，添砖加瓦，锦上添花。这些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用心也可谓够良苦，但是乾坤大挪移式的泛化和夸大到近似造神的地步，也是需要反省和反思的。

或者更直接的回应可以这样：如果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那么自沉太平湖的老舍算不算？同样选择昆明湖的王国维算不算？如果老舍、王国维也算，那么倡导维新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算不算？谭嗣同、康梁和再此前的郑板桥、陶渊明、商山四皓、伯夷和叔齐算不算？呼喊过民贵君轻和浩然之气的孟子算不算？这样的追问当然比较苛责，但如果没有边界地泛化，也不是没有追问的道理。

最后说一句，如今的国度，处处充满戾气，包括这学术界，认真的商榷只能通行于同道之间，作为后学，在文章匆匆而成之际，真心感谢贺卫方教授的不吝指教，因为他是不才经常“寻衅滋事”中比较宽心的少数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