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写出我另一位母亲—我婆婆

我婆婆是一位中学教师，我婆婆也是我母亲。出国前，我和我婆婆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有着良好的婆媳关系。那时她已经退休，闲下来亲耳听她讲过许多过去的事情，并感受到她当时所做的事情。

我婆婆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封建家庭。她的父亲重男轻女，她的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孩，我婆婆是老大。第四个女孩出生时，我婆婆亲眼看见她母亲坐在床上，因生不出男孩急的得双脚使劲磕打床沿。封建家庭要求我婆婆遵守三从四德，留在家里，烧茶做饭，孝敬双亲。我婆婆自己说，我才不干呢，我要出去读书。家里有钱也不允许，怎么办呢？我婆婆气得离家出走。全靠理念相同的同学和老师的慷慨资助，她走出了封建家庭，走出了小县城，在成都完成高中二年级学业。婆婆与资助她的同学们一直保持联系，几十年后还邀请她们来北京玩，并住在我们家里。

由于没有家庭在经济上的支持，婆婆只能在读完高中二年级后，考取了由国民政府给予学生资助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大学毕业后，我婆婆在重庆兼善中学从事中学教师工作。这是一所对教师要求极为严格的学校，每年六月和腊月要对教师进行两次考核，考试不合格者不发聘书。就要丢掉饭碗。我婆婆说学校的老师把这两次激烈的竞争叫做“六腊战争”。我婆婆工作努力，业务好，她每次考核都顺利通过。兼善中学的校名来自孟子的诗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婆婆说，这句话对她一生都有所影响。

解放后，我婆婆调到北京继续从事中学教师工作。文革前每年夏天学校都要去北京郊区帮助麦收。有一次她发现住在老乡家里的孩子头上长满了脓疮，询问后得知，尽管当时他们是在北京郊区，但农民仍付不起每月去北京城里五元钱的医疗费用和交通费用。婆婆当即表示费用由她来承担，一定要把孩子病治好。经过几次反复，孩子治疗大约用了一年时间直到痊愈。

我婆婆对我先生的教育是严格的。她常说一个教师若连自己孩子都教不好，那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我先生上小学时，婆婆经常带他到西城区环卫队劳动，每次去时天不亮，坐头班公共汽车，和环卫工人一起将街道的垃圾装在电瓶车上，是重体力劳动。每年学校下乡劳动，都带着我先生一起去，让他从小懂得工人农民的幸苦。

我和我先生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们还没交朋友的时候，我就听到了邻居的好评，他们都管我婆婆叫老师，他们说谢老师人真好，退休了还在家里义务帮学生补课，她还自费买了很多书给孩子们。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移民加拿大后，还碰到我婆婆曾经帮助补课的学生。她对我婆婆是赞不绝口。

我婆婆完全不理会或完全不懂中国北方那种陈旧的婆媳关系，我和婆婆关系很好，她去世后每当想起她来都心里难过。母亲节快到了，我先生不愿意写他的母亲，我来写，这也是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