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系列3-珍珠港事件冲击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导致美国军方和政界领导人怀疑日本帝国正准备全面入侵美国西海岸。[24] 由于日本在1937年至1942年间迅速军事征服了亚太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美国西海岸的一小部分（即阿留申群岛战役），一些美国人担心其军事力量势不可挡。

美国舆论最初支持居住在西海岸的大量日裔美国人，《洛杉矶时报》称他们为“天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美国人”。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对美国的忠诚毋庸置疑。[25] 尽管政府中的一些人（包括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和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否认了所有关于日裔美国人为日本战争行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但随着舆论转向反对日裔美国人，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校注：相关的舆论摘举：洛杉矶时报，1941年12月19日：报道一位被捕的日裔医生自杀事件，称其为间谍组织的首脑，暗示日裔社区存在间谍活动。加州国会议员Leland Ford 1942年1月20日在国会主张并在1月22日通过《洛杉矶时报》和《旧金山观察家报》等媒体发表声明，要求将所有沿海的日裔美国人（包括公民）强制迁移）

事实与数据办公室于2月4日（总统发布命令两周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目前对日裔美国人的控制措施表示满意。此外，反对监禁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在其1962年的自传中，淡化了公众舆论对总统决定的影响。他甚至不太相信“在政治和特殊群体媒体的影响以外的西海岸的公众舆论支持将日裔美国人撤离西海岸”。[26]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日裔美国人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支持有所增加，部分原因是罗斯福几乎没有利用其职权来平息民众情绪。根据美国舆论研究所1942年3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在监禁成为必然之后，93%的美国人支持将日裔非公民从太平洋海岸迁移，只有1%的人反对。根据同一项民意调查，59%的人支持将在美国出生并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日裔美国人迁移，而25%的人反对。

袭击事件发生后，针对日裔美国人采取的监禁和监禁措施，体现了美国西海岸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27] 为此，政府已做好收集日裔美国人个人和组织名单的准备，这些名单还包括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等其他外国人，以便在发生冲突时将他们驱逐出社会。[28] 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得政府得以实施专门的监禁政策。尽管罗斯福总统参考了多份报告，认为日裔美国人构成不了多大威胁，但该政策的行动和方法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29]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尼豪岛事件对美国当局的影响存在争议，但它紧随珍珠港事件之后发生。当时，一代（Issei）石松新谷（Ishimatsu Shintani）和二代（Nisei）原田芳雄（Yoshio Harada）及其妻子艾琳·原田（Issei Harada）在尼豪岛上暴力解救了一名被击落并被俘的日本海军飞行员，并在此过程中袭击了尼豪岛的同胞。[32]

（校注：尼豪岛事件反映了夏威夷本地土著居民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反感。飞行员西开地重德在获得岛上三位日裔居民援助后意图继续战斗，但最终被夏威夷原住民 Ben Kanahele 和其妻子联手制止并击毙。Kanahele 在搏斗中身中三弹，仍以石头致敌于死地。原田芳雄在西开地被打死后后自杀，妻子艾琳被判刑。尽管学界对该事件在政策制定中的实际影响仍有争议，但此事件被美国军方和媒体广泛报道，用以强化对日裔美国人“潜在不忠”的指控事实上，针对整个日裔群体进行集体惩罚，无论其个体忠诚度如何，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种族主义行为，缺乏道德高度和理性依据。）

罗伯茨委员会

一些关于日裔忠诚度的担忧似乎源于种族偏见，而非任何渎职行为的切实证据。罗伯茨委员会调查珍珠港事件的报告于1月25日发布，指控日裔人士在袭击事件发生前参与了间谍活动（校注：该委员会由时任美国最大法院大法官罗伯茨领导，包括其他四名军方人士，主要为军事责任和情报失误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报告）。[33]尽管该报告的核心结论是沃尔特·肖特将军和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在珍珠港事件中玩忽职守，但其中一段却含糊地提到“日本领事人员和其他……与日本外交部门没有公开关系的人员”向日本传递情报。这些“间谍”不太可能是日裔美国人，因为日本情报人员不信任他们在美国的日裔同胞，更倾向于招募“白人和黑人”。[34] 然而，尽管报告中没有提及日裔美国人，美国国内和西海岸的媒体仍然利用该报告来诋毁日裔美国人，并煽动公众舆论反对他们。[35]

（校注：罗伯茨报告被认为是促进民意从包容支持转向敌视日裔美国人的关键文件。客观上转移了公众愤怒的对象，从追究军方失职转向“潜在的内敌”——日裔美国人。）

质疑忠诚度

卡尔·本德森少校和西部防御司令部司令约翰·L·德威特中将对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度提出了质疑。德威特（校注：在1942年2月14日给战争部的备忘录里）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显得不祥。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零星的破坏企图，反倒让人觉得背后存在某种控制。一旦这种控制被打破，破坏将是大规模的"。[33]

（注：卡尔·本德森与约翰·L·德威特分别为推动9066号行政命令的两个关键人物。卡尔本德森为该行政命令起草者，战后否认他曾主张拘禁所有日裔公民，但历史资料表明他是主动、积极、创造性地推动拘禁计划的主脑之一。在8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下重新审视日裔拘禁事件时，本德森仍坚称自己当年的行为“完全合理”。

约翰·L·德威特在1947年退役，于退役时获得了功绩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1983年，美联邦法院在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复审案中披露：德威特当年在提交政府拘禁计划依据时“歪曲并隐瞒了关键证据”**，尤其是有关日裔美国人并无间谍活动的军情报告。）

德威特在与加州州长卡尔伯特·L·奥尔森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目前，反对日本人（包括外国人和非外国人）的舆论甚嚣尘上，要求他们离开这片土地。在南加州洛杉矶附近——也包括这一地区——他们希望并正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将所有日本人迁出。事实上，煽动或推动这一切的并非那些不假思索的人，而是加州最优秀的人。自从《罗伯茨报告》发布以来，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众多敌人之中。他们不信任日本人，一个也不信任“。[33]

（后来）负责管理监禁项目的德威特曾多次对报纸说“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校注：原话是A Jap is a Jap）”，并在国会作证时表示：”我不希望他们（日裔美国人）中的任何人留在这里。他们是危险分子。无法确定他们的忠诚度……他是不是美国公民都无所谓，毕竟他还是日本人。美国公民身份并不一定决定忠诚度……但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人，直到他从地图上消失”。[36][37]

德威特还寻求批准进行搜查和扣押行动，旨在阻止日本外侨向日本船只发送无线电信号。[38]司法部拒绝了这项请求，称没有合理的理由支持德威特的说法，因为联邦调查局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安全威胁。[38] 1月2日，加州立法机构联合移民委员会向加州各大报纸发送了一份宣言，攻击“日裔”，声称日裔“完全无法被同化”。[38] 该宣言进一步指出，所有拥有日裔血统的人都是日本天皇的忠实臣民；宣言还认为，日语学校是种族主义的堡垒，宣扬了日本种族优越论。[38]

该宣言得到了“金西部原住民儿女”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加州分会的支持，后者于1月要求将所有拥有双重国籍的日裔人士关进集中营。[38] 到了2月，加州司法部长（后来成为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开始努力说服联邦政府将所有日裔人士从西海岸驱逐出去。[38]

（校注：金西部原住民儿女（‘Nativ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Golden West’）是加州于1875年和1886年分别成立的兄弟会和姐妹会类型的组织，旨在庆祝和纪念加州与淘金热相关的历史事件和遗迹。最初，组织的成员资格仅限于出生于加州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且公开宣扬加州是‘上帝赐给白人的土地’，对亚洲移民和有色人种持排斥立场，参与了加州的排华以及反对墨西哥裔和日裔移民的活动。尽管组织名字中包含‘原住民’，但与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并无直接关联。其历史中存在明显的种族排斥倾向。但其会员资格已不再局限于白人，而是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加州居民开放，且组织的立场和活动也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历史保护和社区服务。）

哪怕只有十六分之一日本血统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禁营。[39][40] 晋升为上校的本德森在1942年表示：“我决心，只要他们身上有一滴日本血统，就必须进监禁营。”[41]

早期行政命令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根据《外国敌人法》，美国发布了第2525、2526和2527号总统公告，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国民列为敌国侨民。[42] 美国官员在过去十年中收集的信息被用于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找到并监禁了数千名日裔美国社区领袖。在夏威夷，在戒严令的框架下，“敌方外国人”以及日裔和“德裔”公民均被逮捕和拘留（如果是美国公民，则被监禁）。[43]

（校注：《外国敌人法》于1798年颁布，为同时期四部法律中目前仍有效的法律，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被引用针对非法移民。该法令授权总统在战争时不需要法院审理即可逮捕拘留驱逐敌对国籍非美国公民，但是并不适用于美国公民）

1942年1月14日，第2537号总统公告（编纂于《联邦公报》第7卷第329号）发布，要求“外敌”获得身份证明并“随时携带”。（校注：类似要求早先多次在其他外国人包括中国人身上提到过）[44] 敌方外国人不得进入禁区。[44]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被“逮捕、拘留和监禁，直至战争结束”。[44]

2月13日，太平洋海岸国会关于外国人和破坏活动的小组委员会向总统建议，立即将“所有日裔人士及所有其他人，无论外国人还是公民”，从“战略区域”撤离，这些人员被认为具有危险性，并进一步明确这些区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阿拉斯加州的整个“战略区域”。2月16日，总统责成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作出答复。2月17日，史汀生部长与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宪兵队长艾伦·W·古利恩、陆军地面部队副司令马克·W·克拉克和本德森上校举行会议，决定指示德威特将军“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开始撤离，以保护重要设施。

（校注者的话：梳理美国国内舆论在建立集中营的法令出台前的转变，让人感觉到引导舆论的往往是声音最大和最强硬的那一些人。有偏颇的罗伯茨报告被军方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人利用，放大了对美国内部的安全焦虑。具体的公众反应将在后文详细探讨。人类的恐惧意识既可能给人提供寻求潜在的安全保障的心理指引，也可能导致人的理性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在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慌中，民众和领导人都更容易被心理引导，而无法全面综合分析客观数据做出更客观准确的判断，为下文的更具悲剧性的政策出台铺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