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一)茫然若失
人生自古多无常，低谷之中好迷茫。
排球桥牌度时光，何时觅得大方向。
四年寒窗说慢也慢，说快也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是毕业分配的日子了。师老幺的不正之风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同流合污，那一定是失败者。
送大彩电那位同学当然是毫无悬念。这世界还是靠钱说话的。还有那位死读书靠背介词得到纸面上高分的也如愿以偿。不留他怎样体现出老师们的 辛勤耕耘 呢？难道这不是一种对老师的自我安慰吗!
按系里的规定，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十几个同学均不在留校之列，其中按照综合能力最该留校的是三个人。当年就骂系里没有眼光，不能留住真正有用之人。这三人专业成绩都在前茅，但平均分不是最前面。原因是痛恨读死书，不重视实际能力。所以不会刻意斤斤计较每一分的得失，特别是与专业无关的公共课程。除我外还有两人，一个姓陈，另一个张姓。
记得一年级考政治，不到半个小时我与陈同学就交卷出来了。认为政治85分就可以了不必浪费时间。这样几年下来，算平均分数肯定吃亏不小。不过，谁的专业能力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心中有数。
回过头来看后来的成就吧! 陈同学八十年代中期来美，在波特兰开业做律师。张同学虽然只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但好歹也是复旦博士，剑桥大学博士后，武汉大学比较文学的正教授，有200多篇学术文章发表。拿到哥大博士后，本人有两本英文专著在美出版，另有若干文章在澳印加学术期刊发表。曾任纽约州教育厅多个委员会成员，付校长，到教授。
与留校的同学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换句话说，这三人是当年全年级，乃至全校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三个。仔细想想，师老幺也许早就有自知之明，池子小了养不起三条大鱼，不如干脆不养。对个人而言，未能留校可能是一件好事，反而激发了人的斗志和潜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分配前，母亲那位教授同学说系里决定把我分到泸州四川省公安学校。父母已经给建院说好，一年后调回建院。不光因为是学校子弟，外语教研室也需要新生力量。建院和重师很近，重师发生的事情，建院应该是清清楚楚。母亲世交，小于叔叔在公安系统有关系，承诺帮助让公安学校放人。
一切看起来都是天衣无缝了。殊不知 天有不测风云 这句话却应验。本来重庆市是没有中学教师名额的，但在最后关头四川省高教局突然发善心给了几个指标。家里是老红军的那位同学为了女朋友又去找了收电视机的副系主任。至于送了什么礼不得而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副系主任是 不见兔子不撒鹰 的主，没拿好处绝对不会办事的。公安学校的名额就这样被顶掉了。阴差阳错掉进了中学教师的行列。
要知道八十年代初的中学老师与若干年后的中学老师大不一样。不仅工作辛苦，而且待遇也不高，也没外快。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是绝对不愿意教中学的。
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意思。小学读的是师专附小，大学是师专。就差师专附中了。分配到八中，一查八中以前就是师专附中。真是哭笑不得。难到冥冥之中非要大中小都补齐才能脱离师专这个苦海吗？就像唐僧取经一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吗!
记得小学毕业填自愿时，建院子弟都填一三八中。一中和三中是省重点。如果考不上一中三中，八中这个市重点也可以做替补。如果在读大学前，能在八中当老师，那是八辈子烧高香。可是读完大学后，就不想一辈子耗在中学里。总觉得人生中要做点事情，但一时又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从进八中的第一天就是想怎样从八中出来。
八中位于沙坪坝小龙坎(小龙坎火锅由此得名) 离师老幺很近，离建院也不远。走回建院也就35分钟左右。同时分配到八中的有何同学和赵同学，也有其他系的同学和其他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虽然大家不明说，其实没人真正愿意在中学干一辈子。
做过多年的代课老师，教学真是小菜一碟。第一学期是科任老师。到了第二学期 (九月) 就把班主任压在我肩上。这下子麻烦了，说明学校打算培养我。不好好干吗，万一以后逃不出去日子难过，干好了成了学校的主力，学校还会放人吗。左右为难呀! 其实学校也知道我的底细。人事挡案中都有记载，当过老师，做过班主任的记录。那只好慢慢来，看着办吧。八十年代初，从中学调出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2年夏天旅行结婚。回渝后两边都没有房子。药剂学校她与蒋老师一间。在八中也是两人一间。药剂学校的房子上半节还是漏空的砖墙，隔壁呼吸都听得清清楚楚。小蒋家在大坪，经常回家。所以我可以留宿。有时候她看见我去了，就拿包回家。也不好意思天天都去赶人。直到第二年房子问题才在药剂学校解决了。
虽然想脱离苦海，但这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日子还是要过的。刚刚经历了心灵上的挫折，需要一段时间来平抚。人生没有方向就会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比如说考研吧，录取机率非常的小。毕业前考过华东师范大学西方教育史的研究生。全国只有华师大招这个专业，一共两人。而且还不是每年都招。
东想西想也想累了，需要麻痹一下自己。文革在遵义躲武斗时学会了打桥牌，代课老师时也经常与小袁(已故)，小眼睛和小马等建院子弟一起在周末玩。大学四年没有碰过桥牌。到了八中一聊，发现不少老师喜欢打桥牌。这下子好了。何不沉醉在桥牌中忘掉不愉快的现实。
搭档是西师77级外语系的。可惜不记得名字了。重庆中学夏时制是12点下课，下午三点才上课。中午有三个小时午休。到食堂打完饭后，端着饭就到数学张老师家里。一边吃饭一边打牌，天天如此。在叫牌做牌中得到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今朝有酒今朝醉，似乎可以暂时忘记还在中学里混的现实。
后来又与陈老师搭档。闲聊中发现他竟然是川东地下党的。一天聊得起劲，自然聊到 烈火中永生，聊到了书中的主人公陈然。脱口而出，说他是陈然的弟弟还是堂弟。接着又好奇地问书中的情节是否真实。淡淡一笑，他说道 文学作品吗!，就不必多说了，一切尽在言中。他的经历真让人感叹! 作为川东地下党，经历了生死考验，却跟我一样当了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感慨万分，人生无常呀！
83年夏天，重庆市职工桥牌比赛在三钢工会举行，就是在嘉陵江大桥旧桥北桥头下面。八中也组队参加。比赛采取瑞士移位制，即胜者一直向前移动，直到第一桌，输者向后移。陈老师与我搭档在第一天打到第一桌，一直在一二桌来回移动。第二天，家里不让去。八中队就掉了下来。
在重庆，说到足球一定会想到七中，说到女篮那一定是三中，而说到女排那肯定是八中。在八中工作那是肯定离不开排球这个话题。事实上，八中是省重点排球学校。班上几个高一的学生就是排球队的主力。都有可能进入四川女排。重庆市组队参加四川省比赛就是以八中为主。还记得二传手是我的学生，叫杨洋，圆圆脸，短头发。
体育教研室有两个姓刘的老师，一个是从省青年排球队下来的，是女排教练。另一个是排球裁判。七八十年代四川女排是强队，出了朱玲，张蓉芳和梁艳几个优秀队员，而总教练王德芬则是这位裁判的姨妈。刘老师老是喜欢来给我摆龙门阵。说怎么怎么地给张蓉芳她们相熟。也讲一些没有公开报道的运动员的趣事。
男老师也经常组队与女队进行比赛。豪无疑问，我也是场上六个人之一。看到网对面都是自己十五六岁的学生，觉得有些好笑，是老师打学生还是学生打老师。那位青年队下来的刘老师从不跟老师一队，却跟女队一起。每一次比赛，他的扣球都被在六号位的我防了起来。气得他半死。再也不向我这里扣球了。
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方面不甘心一辈子教中学，但另一方面也看不到曙光。只能醉酒当歌，人生几何。让自己陶醉在桥牌和排球中。也许这是人生中真正的低谷。心情比当代课老师时还要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