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家 坝 记 事

邹坚峰 (2025-05-31 04:19:17) 评论 (0)
土 坝

村子的北边有一个土坝。

坝西的河浜窄长,像一条大水沟, 水从坝底流去坝东。坝东是一条小水沟。

大水沟边上的杨树底下系一只小船。

队里有事,解开麻绳,把船往西头撑出去。

船顺水沟往西,载着田里的收获,撑去梅村镇,撑去伯渎河,撑去外面的世界。进伯渎河的船都是往无锡城去的。

船从城里撑回来,回到沟里。回来的时候,船上装着黄砂水泥或者粪肥种子,前者是队里砌猪圈修仓库用的,后者是种粮食用的。

每回船要去城里,必有村里的女人赶来搭乘,图的是省一张进城的船票。有时候村里人在城里,听好了队里有船要回去,就在城里的水码头、桥堍边望,望见了一招手,顺带回家。

小船一头用麻绳系在树上,另一头被风刮到沟对面,斜斜的搁在滩上。让人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

我和村里的孩子爬到船上耍,一个少年人竟然把绳索解开,抄起竹篙把船撑出去,又撑回来。那个少年人叫阿昌。

村里有个哑巴女,经常站在坝上“啊啊”叫,叫声尖利。我一听见那种声音转身逃走。

后来,我看到一本阿拉伯民间故事,书里面一幅插图:一只干枯的手从水面伸出来,手里执一柄锐器。插图在我头脑里被诡异的移植过来,那枯手就出现在这水沟里。水沟在画面里荡开成一片险叵的水域。很多年里我怀凝这坝西的水底下藏着一桩令人惊悚的秘密。

坝东的那段水沟窄小,干旱的时候,沟里汩汩的水流变成涓涓细流。上世纪八十年代,水沟被水草和烂泥淤塞,与沟边的杂树蒿草连在一起,成了一片薮泽。

下了土坝就是村里。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父亲带一家人从梅村方向走来,走上土坝,走进村子......我、哥哥、妹妹还在幼蒙时期,父母比我现在的女儿还年轻。

那时,太阳还没有升起,地平线上曙光初照,大地宁静。

一切才刚刚开始。

轧面机

从坝上走一条湿滑的石板路下来,路旁有间石头筑垒的黑房子。

一架轧面机,像一头老水牛卧在正中央,占据大半间。那真是一个庞大笨重的铁家伙!

靠墙立两口缸。一口缸里盛面粉,一口盛井水。

黑房子里还有个白须白眉白头发的阿祥,赤膊敞胸穿一条没有纽扣的短褂子。

黑房子前面有一条小溪,溪中潺潺流淌从坝上引下来的水。

顺着溪流往下走,就走进了村子。

村里人家都有一个草编的囤,盛放春天从地里打上来的麦子。

女人用蚌壳从囤里舀出一些麦子来,坐在石磨前推转。石磨发出细密的嗡嗡声。

麦粒一点一点往磨眼里喂进去,面粉漫水一般从磨盘底下涌出来。

磨好的面粉盛在筲箕里,两张报纸,底下垫一张,上面盖一张。女人挽着去了黑房子。

“阿祥呦,轧面来哉!”女人踏过石板跨进门,响亮的喊。

黑房子里的阿祥伸手要工钱。有钱的给阿祥一角钱,没钱的阿祥就从筲箕里舀走一蚌壳面粉。

阿祥把面粉倒进面缸里,又从水缸里添来一葫芦瓢井水。

阿样揉面的时候,半个身子立在缸外,半个身子折在缸里。一条破毛巾掖在裤带上,不时的撩起来揩揩眼睛里的白面粉。

汗珠子从阿祥的额头上淌下来,淌到鼻尖尖再咸咸的滴在面缸里。

揉好的面团扔进轧面机的兜口里。机身连着巨大的铁轮子,轮上有一支手杆。

阿祥两手握住杆,使尽力气:向前推——向下压——向后拉——向上抬,阿祥的身子一仰一俯,一仰一俯。铁轮子转动起来发出哐啷啷哐啷啷的声音,滞重潮湿,像一首古老的叙事诗,在村子上空低回吟唱。

面团在滚筒上轧一遍又轧一遍又轧一遍,轧出光溜平整的一幅面皮子。面皮放进楞格筒子上,筒子滚动,面条流苏般挂下来,挂下来,绵绵不断。

阿祥蹲下来,一把一把用手拢住,扽断,码在筲箕里。女人挽着回了家,留足当天吃的,余下的盘在竹匾里阴干,留待他日细水长流。

村里人把当年新麦做的面条叫新面。

新面煮烂了捞在青边碗里,绵柔筋道,加一撮暴腌的雪里蕻当小菜。

童年的我坐在姑姑家的油灯底下,捧着大碗吸溜溜的吃。

水 妹

村里有个姑娘叫水妹。

水妹住村子北边一排,姑姑住南边一排。推开姑姑家的后门,过砖场,就是水妹家的前门。

在村里,水妹对我好。

村西头有一所小学堂。放学的时候,我去学堂外面候。一个男学生对我喊“割了割了,割了鸡鸡喂猪猡”,边说边从书包里翻出一把铅笔刀,冲我晃。

我两手护住裆,以大哭来表达反抗。

水妹从学堂里出来,一把拉我在身后,凶狠斥退那个喜欢割人器官的学生。

春天里,茅草花开。水妹去野地割猪草,带回茅茅针。  

还没开放的茅针花苞,像纺锤,中间鼓鼓,两头尖尖。摘一枚,剥开来,拈出中间絮絮的白色花苞,塞进嘴里咬一口,甜丝丝的好吃。

水妹摘来一捧茅茅针,给了我。

很多年后,我或然想起这件事,有个叫水妹的小姑娘曾给我摘来一种能吃的“草”,叫“毛毛针”?毛?茅?榛?蓁?

我跑去野外找——田埂边、水沟旁、荒草地上……我摘一支“狗尾巴”,从草茎里剥出还未爆开的花棒,放嘴里嚼,嚼得满嘴苦涩,吐出一口青水……我尝过很多草,都不是。

直到有一次,我在“百度”上看到一词条:

    ——茅茅针,在春季最先开放,时间同柳树的嫩芽,开放后呈白色……在柳树吐青时节,可以采茅茅针来吃,土话叫地茶叶,很甜……诗经上说的蒹葭,就是这种开花的茅草。

    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水妹还是村里的卫生员,家里有一只卫生箱,箱上画一个红十字。

村里人得了疔疮,刀斧伤了手脚,都找水妹上药。

秋天收完稻,我和村里孩子去拾穗。

田里的茬子上孤独的挂了一支稻穗,盘了一条蛇。我向稻穗伸手过去,被蛇咬了。

蛇咬住我手指不松口,我一甩,蛇飞去了半空中。

我嚎啕大哭,姑姑叫来水妹。

水妹看了伤口,说这是水蛇的牙印没有毒。水妹给我涂了红药水,上了消炎粉,拿纱布把手指包起来。

一个星期后伤口收了。

在我记忆中,那次我手指被蛇咬了一个对穿洞,举起大拇指对着洞口看能看到另一面。这样的伤口怎么收的一点疤痕也不留呢?

有一次水妹把我带到教室里,上课铃响,大家去了操场上站好队。我也跟着去,挤在队伍里,躲在水妹身后,心里怕极了。很快老师发现了我。

老师问了咋回事,作个手势让水妹把我送回去。

村里来了个云南人

村里来了个云南人,投宿在水妹家里。

云南人跟村里人不一样,白净体面,温文尔雅。说话带好听的口音,是个有文化的人。

云南人来自外乡,客居村里,是个闲人。白天,村里的大人下地去了,他就找我和我妹妹玩。

云南人讲故事,玩扑克。教我们玩一种“吹牛皮”的扑克游戏。

会变戏法,他抽出一张牌点花色让我们看好,再插回去洗乱,把牌一溜推开,从中将那张牌在我们面前找出来。

云南人手握玻璃弹子往空中一比划,手掌摊开,弹子没了。

云南人跟我们讲小人国的故事、国王变驴子的故事、狐狸娶亲的故事、秋天里小和尚进山捡栗子碰见妖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大多不能记起来了。

他借给我们一本书看,是关于志怪传说的。里面一页一页很多线条勾描的鬼怪图画,又夸张又恐怖——长脚鬼、红眼鬼、饿煞鬼 ......

有一天云南人走了,云南人走的时候把水妹带走了。

那天上午云南人没找我,我上门去,水妹家大人告诉我云南人走了。云南人带水妹一起去云南了。

我回去将那本书找出来,跑去坝上。哪里还有人?连个影子也没有看见。

我兀立坝上,手里拿着书卷,独自在风中凌乱......

姑姑说,云南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云南人是个有钱人家,水妹跟那人走是前世造的福。水妹是过好日子去了。

红花草

我两岁时寄养在姑姑家,那时候我妹妹出生不久。

姑姑的村子叫戴家坝。

自我记事起,父亲每年都去村里看姑姑,父亲去的时候把我一起带去。有时候把我和妹妹,有时候把我一人单独留在姑姑家住一阵。我对农村的最初记忆,是在那时候开始形成的。

云南人把水妹带走的那个季节,村外的农田里正盛开一种花儿,花瓣颜色从花芯向外,由粉白向紫红渐变。村里人把这种豆科类植物叫红花草。

春天,淡紫色的花朵点缀在绿色的草叶里,整块农田铺展出一片灵动的色彩,像一块大自然的调色板,镶嵌在收割后的麦地之中,淡雅清新,紫气缥缈。又像薰衣草地,但还要好看。蜜蜂在花间忽起忽落的忙碌。

红花草有个好听的学名叫紫云英,队里种来做固氮的绿肥,生命期很短,花期还没有开完,就会被人斫去沤肥,和猪灰豆饼拌一起,变成有机肥料,为庄稼提供养分。这种小小的草花结局注定是悲沧的,当她最美丽的时候,生命也到头了。然而花儿依然绽放,依然欢快。风过草动,花茎摇曳。想起一首歌“野地的花儿,穿着美丽的衣裳......”

在过去的岁月里,生活匮乏,红花草还是村里人家饭桌上的一道盘中菜,姑夫还把草茎摘来腌成咸菜吃。这时候村里人指这种小草又叫“草籽头”。

纺 车

姑姑家里有一架小纺车,农闲时节用它来纺线。

姑姑穿一条竹布围裙,像戴家坝所有的女人那样,盘坐在纺车前面。一手捻出笸箩里的棉条,一点一点放送;一手抓住摇柄轻轻的转。两手配合,快慢齐匀。转的快了,纱线断;慢了纺出的线粗细不匀。

纺车一圈圈转动,带动锭子飞快的转动,纱线在姑姑的手里一寸一寸牵长,回绕在锭子上。锭子两头尖尖,中间渐渐鼓起来。

时光在纺车的咿咿呀呀声中流逝,日子孤独而又绵长。

农闲的时候多半也是下雨天,连阴雨让村里的空气变得沉滞,雨水顺着瓦槽淌下来,滴答滴答,在屋檐下的泥地上落出一个个水洼子。

这样的天气人容易犯困。

姑姑的屋子湿冷狭小,几样旧木家具一成不变。墙上镜框里的许多小照片已经发黄,玻璃镜面上出现一条裂线。窗台上的那只梳妆匣据说是奶奶用过的,糊在窗格上的塑料纸一角塌下来,外面的寒气浸到屋里。一顶陈年的旧帐子,打了两三补丁,帐面上印染的靛蓝缠枝花绕来绕去,变幻多姿。我看着这些花案,力图看出它们的组合规则,盯一会儿眼皮耷拉下来。

朦胧中,人进入梦乡。

换糖佬佬

最让村里孩子兴奋的是换糖佬佬。

换糖佬佬的担子一头是糖,另一头是箩筐。

一张麦芽糖摆在扁盘里,扁盘的下面也是箩筐。

叮叮当,叮叮当!

换糖佬佬一进村,小榔头敲铁片儿。

小孩们闻声而动,从家门、草垛、壁脚旮旯里,飞奔过来,围住担子。

村子里一下热闹了。

叮叮当,叮叮当!

有孩子挤进来,掏出一把烂铜锁;又有孩子挤进来,递上几本旧课本。

换糖佬佬不用秤,所有的东西都用眼睛瞄,瞄一眼心里就有了判断。他接过东西,放手里掂一掂,瞄一瞄成色,扔进箩筐里。

下面的操作是孩子们最为激动的——换糖佬佬揭开糖盘上的塑料纸,露出锅盖大小的麦芽糖一角。

他一手拿铁片,锋口靠在麦芽糖边上,一手拿小榔头对着铁片当当敲,敲下一块手指头大小的糖块来。

围观的阿国、小瞎子几个,还有我忘记是谁的孩子们一齐叫喊:“不够不够!”

换糖佬佬嘴里嘟嘟,拿铁片在麦芽糖上比划两下,很不情愿的样子,再敲下薄薄的一片来。

“不够不够!”

“换糖佬佬饶三饶,不饶三饶触霉头。”

“亏了”换糖佬佬摇着头,又痛苦的敲下一丝丝。

在众人的欢呼中,一个孩子喜不自禁接过糖来,咬下一小块,转身塞进身后的一张小嘴里。

那麦芽糖真是好东西,黄色的糖块,透出香甜味道。表面一层干细的糖粉,中间有一些气孔,像奶酪。用牙咬成两截,连着细长的糖丝。糖块在嘴里吃软了,吐出来绕在筷子上,做成棒棒糖,慢慢的舔化。

相吵是经常的事,一方说货不值,一方嫌糖太小。争执不下的时候,小孩子作势拿回自己的东西,换糖佬佬作势收回他的糖,到最后也总会有一方软下来,另一方顺势让一点,还是把交易做了。

河 浜

姑姑家往西走50米有个小河浜,没有名字。一条石板路,延去码头。码头也是石板铺成的。

早晨我蹲在码头上洗脸刷牙。

河浜的水拎回家,倒在缸里,一块明矾沉底,就成了饮用水。村里仅有的一口六角水井在西横头,很远。

村东的女人在码头上淘洗、浣衣、刷马桶,聊家长里短;男人从地里回来,在这里洗脚洗手洗身体,洗掉身上的泥和汗;十五六的大男孩,脱的精赤条条,站在码头上,雄赳赳的朝向水面,并不顾忌周围的其他人;光溜身子的小孩子坐在码头石板上,脚浸在河里,踢水玩,踢一会儿头往水里一钻,扑通一声,没了影子。

热天,我去河浜游水,站在码头上将游泳裤穿上,隔着短裤衩,先把一条腿穿过去,再把游泳裤拉到裤裆里,转过身来,把开在一边的裤带系上,再把裤衩褪去。我的操作又笨拙又费劲,却把男人不可让人看见的地方遮护的严实。蹲在河边的女人们一边忙手里的活,一边看着哈哈大笑。

冷天,码头结了冰,我一脚踩不稳,滑落到河里,身子直直的沉到水底,又咕噜咕噜浮上来。身上的棉衣在水里鼓鼓的兜满空气,成了一件救生衣。我抓住石板边缝从水里爬上来,浑身湿透,我往姑姑家走去,一路放声大哭。

我熟悉码头上石板的每一处凹凸不平、残缺错位,熟悉小河浜水面泠泠的波纹,如同熟悉自己的掌纹。

每次我回村里,到河边走走,眼目所及的景物原本沉睡在我的记忆里,此刻都苏醒过来了。每一处细节都真实清晰、生动活泼。

小心火烛

进入腊月,每到夜里头,有个声音在远处呼喊“天气——干燥,小心——火烛!”,是一种公事公办的程式化的叫喊,像夜里巡街的更夫,还有点像电影里的“平安——无事”,喊的是方言语调,中间拖长,降音收尾。

夜饭过后,屋子外面天寒地冻,乡邻们吹灭了自家的灯火,摸黑拥到东横头阿昌家里,摆起龙门阵。堂里灯火如豆,烟味呛人,墙壁上人头影子忽大忽小的晃动,大家伙说话说的快活,并不理会外面的声音。问是谁,答:大阿根,大队派的差。

黑暗中,大阿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喊过去,渐喊渐远,内容是规劝乡亲,防火防盗。听多了,我把这些词记住了写出来:

寒冬——腊月,天气——干燥,小心——火烛,前门——栓栓,后门——撑撑,水缸——满满,灶膛——清清,消防——工具,有备——无患 ……

洗 澡

年关来到,村里人说起洗澡的事。

生产队的养猪场里有一口大锅,成了大家的公共澡盆子。晚上煮过猪食,把锅刷净,挑水烧火,男女老少挨家挨户排着日子去洗。

这是村里人一个冬天洗的唯一一次澡。

冬天,黄昏过后,夜幕早早降下来,寒气彻骨。灶台上一只油盏头发出昏暗的光亮,四周黑漆漆的敞开,黑的无边无际。人下到汤里,水满到锅沿。

有人在灶膛下面烧火,柴火是自家带来的,用稻柴绾成草把,洗一个澡用几个草把是预先估计好的,火大了浪费草把,小了水温不热。烧火的人不断问水热不热,锅里的人不断的应答,提示火头的大小。如锅里坐的是客人,尤其是城里来的客人,烧火的就得多加两个草把,以示待客的热情。锅是铁铸的,人脱光了坐在锅底搓洗,隔一层铁皮,下面就是熊熊烈火。每当灶膛添进一个草把,火头往上窜一窜,屁股就被烙一下,这澡洗的多少让人有些心惊肉跳。

洗过身体,一身轻爽,人有了过年的幸福感。

小新娘

姑姑家东边的东边那一家,在村里很有实力,生活殷实,男人在城里供销社上班,是个响当当的吃商品粮的人,平时住城里,月底回家一趟往家拿钱。家里四个孩,老三杏花是个囡,与我同年。因为两家住得近,姑姑和杏花娘又走得勤,说得来,我自然就和杏花玩在一起的时间多——玩家家,玩泥巴,两小无猜,那年我4岁。村里有人看在眼里,戏说这俩是一对儿,不如就定个亲吧。这话一说开来,大家伙跟着起哄,一时间村里添了不少快乐。一般说来,这是女人们最喜欢的话题,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编织故事,无边发挥。这事搞得半真半假,杏花娘还把我叫去吃了饭。那时候我并不懂事,不知道什么叫“定个亲”,我表现的很顺从,让喊丈母娘就喊,让吃饭就吃。

那顿饭我还记得,有鸡蛋汤有肉饼子。

大家都知道了杏花是我的新娘子,杏花娘是我的丈母娘。过几年,我上了学懂事了,就开始抵抗。再去姑姑家的时候,我远远的避着杏花。

那时这场笑话已过去,村里的大人也不再提起。而一起玩大的我的小伙伴们,劣性不改,每当我出现在村里的时候,他们猴似的在我面前跳来跳去,冷不丁蹿到我面前,来上一句“杏花找恁”,然后嘻嘻嘻的跑开,嘴里唱着“歪戴帽子,想吃团子”。

我万分恼羞,恨不得遁地逃走,这事在很多年里成了我的一桩心理负担。

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完大学在北京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去村里的机会少了。

在村子土地被征用前,我最后一次去乡下,在姑姑家门口瞥见一身影。

只一瞬间,我反应过来了,这不是杏花吗?从健硕的身姿看去,杏花的样子全然陌生,只有五官还能隐约辨认出小时候的模样。听人说杏花在很多年前已嫁作人妇。

那一年我见到杏花娘,已是步履蹒跚,她认出了我,对我嘟哝一句“我家杏花没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