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去玲姑家到底有多远？为省钱在大轮售票厅买了去省城的最便宜的江轮散票。当天傍晚，生怕碰到熟人的我心慌意乱地上了船。顾不得打量周围，我就在甲板上找了一个避风雨的角落，抱着自己的膝盖半睡半醒地坐了一夜，也饿了一晚上，因为舍不得花钱在船上买吃的。 就是在梦里，我都在忧虑着自己是否能找到玲姑的家？忧虑着父母亲发现我不辞而别后会不会被气死？
后来听哥哥说，当天吃晩饭时父母亲才知道我离家出走，家里都吵翻天了。
却说第二天早上，我昏头昏脑地走下江轮。妈妈曾经对我说过：路在口边 。我壮着胆子在码头旁边向路人打听，半信半疑地上了公交车，居然稀里糊涂地摸到了省城火车站，并且还幸运地买到了当天上午去D城的火车票。
上了火车，我没钱买火车上的盒饭，五百多公里的路上我只吃了两个在火车站买的素包子，饿得头晕眼花，看见什么都想咬一口。
这个被称为中原 “ 绿城 ” 的人烟稠密的地方，整个城市被绿树所包围，到处呈现出生机盎然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绿城 ” 的火车站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
满怀心事的我只顾着埋头赶路，对沿途的风景是视而不见，耳边传来的尽是他乡的风声和雨声。
黄昏时分， 当我一脚踏出火车站，扑面而来的是高楼大厦和急匆匆的人群和车流。面对着人生地不熟的D城，我害怕自己流落异乡的街头，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公交车站，拿着地址急切地问一个慈眉善目的陌生中年男子，我冒昧地叫他大叔。
大叔操着浓重的方言回答，可惜的是我听不明白，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二话不说就示意我跟他一起上公交车，我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公交车晃晃荡荡的停停走走，我的眼睛紧盯着大叔的背影，生怕跟丢了，心却忐忑不安地起来：要是找不到玲姑，我该怎么办呐？
公交车里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开始紧张得乱跳起来，幸好大叔这时走到车门口，并回头招乎我跟上。
下了公交车，我一步一趋地跟着大叔走进居民楼的三楼。大叔抬手在一户人家的门上 “咚！咚！” 地敲了两下，敲得我心惊肉跳的，要是……要是……谢天谢地！门被敲开了半尺宽，开门的中年妇女正是我要找的玲姑，她满脸惊愕地望着我和大叔。
如今想起来我都觉得后背冒冷汗，无法想象如果开门的是一个陌生人，而我进入那扇门之后出不来的凄惨结局。谢天谢地！我第一次出远门就碰上了好人。现在的我已不记得好心的大叔的相貌，但对D城人依旧是心存感激。
初到玲姑家的我土里土气的样子，空着一双手也空着肚子，开口说话的土味也是让人听了皱眉头。更丢人的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不知道城里人的规矩和习惯，看不懂主人脸上复杂的表情，不仅看不懂，还不愿意装懂。举手投足间不经意地招人嫌弃，而我却没有自知之明，一心一意地将玲姑当作又是亲又是故的自家人，翘首盼着她给我找份体面的工作，干什么都行，住哪里都可以。
在玲姑家我住了两个晚上，她慷慨地给了我一条半旧的浅绿色的裤子，遗憾的是裤子是男式的。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分辩男女的裤子是看钮扣是在前面还是在侧面。几天后我才发现，城里不论男女穿的裤子都是在前面开口，所以穿着玲姑给的裤子就不再感到难为情了，差点错怪了好人。
第三天上午，玲姑的右手臂里夹着一床旧被子，我的手里提着网袋，里面有一个洗脸盆、一个磁碗和一双筷子等日用品，喜滋滋地跟着玲姑坐公交车去了陌生的地方。玲姑将我交给戴安全帽的陌生中年男人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当即被这个中年男人安排在棚户区中的一间棚屋里，里面有一个砖砌成的床铺，上面铺着稻草，此外便是麦草和竹竿搭成的四堵墙壁。安顿下来后，当天我就被这个中年男人领到建筑工地，后来我才知道中年男人是工头。
托玲姑的福，工头安排我在工地上干的活很轻松，戴着安全帽和手套给老工人打下手。工头的妻子也在工地上班，她说工头本来是她的姐夫，姐姐因病去世后，她为照顾姐姐的孩子而嫁给姐夫。我当时刚从落后又贫穷的地方出来，心虚胆怯自己的普通话说的不好听，加上年龄太小，不太明白小姨与姐夫之间的关系，一时三刻的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好对她友好地笑一笑。况且我一心想着尽快地熟悉周围的工作环境，好让自己早点安顿下来，对别人的私事实在是无暇顾及。
工作之余，除了想我的那个遥远的穷家，还有就是饮食不习惯。离家前的我虽然没吃过山珍海味，也没见过什么昂贵的奢侈品，但在父母亲细心的呵护下，好歹不愁吃和穿。如今离家几百里之外，今后只能吃自己了。
一日三餐我都是在工地的食堂里解决，伙食费是向工头赊的。让我烦恼的是每个窗口都卖馒头：有蒸的、油炸的、猪肉馅和韮菜馅，不管馒头的形状和馅料怎么变，吃到肚子里面的全部都是面粉包起来的。我从小是吃大米长大的，馒头吃不惯，但饿了两餐后就认命了。
我很知足，不但有份城里的工作还有地方住，比起种田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这些都归功于玲姑的帮助，尽管她从此以后再也没来工地看过我，我也识相的不去打扰她。我没有钱，也就没有底气去市内逛街和看风景，对这个中原最大的城市可说是一问三不知。
下班后回到工棚里，白天我在工地上风吹日晒了一天，匆忙地去附近的公共洗漱中心搞完卫生，只想早早地睡觉。我将玲姑给的被褥一半盖在身上，一半垫在身下，枕头就用我带来的小书包凑合着，里面塞的是我的换洗衣服。
随着日出日落的不断地重复，我由最初为了生存而小心翼翼地努力工作，到后来慢慢地习惯了，开始打量存身之地的周边。我住的棚屋坐西朝东，是在棚屋西北边的尽头，一排棚屋大概有十多间，小区大概有近二十排棚屋，看上去不如我老家砖瓦房结实。
在我斜对面的棚屋住着一户人家，年过半百的男主人在工地上班，女主人好像没有工作，整天都在家忙着，跟我打招呼的时候说她是浙江人，她的儿子阿金正上高中，女儿阿妹上中学。他们家老是敞开大门，电视机一天到晚都开着，有时候从屋里传出越剧的歌声。有次我好奇地瞟了一眼他们家对着门口的电视机，屏幕上是蓝天白云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好像是在播放南洋风云什么的。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阿金在门口和他妹妹一起打羽毛球。阿金身材中等，五官端正，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双乌黑的眼珠子，他不爱讲话，见了我只是点点头。也不记得是从哪天开始，阿金开始教我打羽毛球。
从此以后，每当我下班回来，老远就看到阿金手里拿着羽毛拍，靠在我的棚屋大门框上等着。有时打球累了，我们就地坐在我的棚屋门外，背靠着棚壁休息。我跟阿金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家乡怎么个好法，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也不知道他耳朵里到底听进去了多少？
日子就这样如水一般的流淌着，转眼间我已经离家出走快一个月了。
父亲在一个傍晚突然独自找上门来了。我吓了一跳，多日不见的父亲像是老了十岁似的胡子拉渣的，还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我又惊又喜地看着父亲，他却开口就说要带我回家。
我不想回去，不想再见变了心的明娃，不想再见到无情无义的莫少爷，虽然不一定能见到他们，只是万一碰上了呢？更不想回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尽管在这里每天面对的是钢筋水泥混凝土，我第一次壮着胆子跟父亲顶嘴。
父亲没有怪我的无礼，只是不答应。我生气地走到门外，看见阿金手拿着羽毛球拍，低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往我的棚壁上拍打着，有点儿像是为我打气似的。
父亲背剪着双手，满腹心事地在狭窄的棚屋里走来走去地看。出了门，父亲又绕着棚屋东张西望地转了一圈，最后走过来低声地劝我：“ 兰儿！跟我回家吧？你妈妈想你，在家天天哭哩。”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想到疼爱我的妈妈抹眼泪的样子，心痛得眼泪 “ 叭叭 ” 地往下来掉。孤单寂寞地在异乡打工，饮食又不习惯，我想家，想妈妈做的饭菜，想我家院子里满园的花儿，想家乡悠悠的清河，我甚至连家里的鸡鸭和猫狗都想念，于是抹着眼泪点头答应了，当晚父亲独自返回玲姑家。我却又后悔了，担心自己回去后将如何面对村里人的闲言碎语。
翌日一大早，父亲就来我的棚屋帮着收拾不多的行李。父亲双手拎着被子和装着日用品的网兜，出了棚屋后就直奔公交车站。我想和站在门外的阿金话别，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好，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地跟着父亲走。
阿金一声不响地尾随在我后面，他那双乌黑的眼睛看得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勉强自己上了公交车，我回头看见阿金孤孤单单地站在站牌下，手里拿着羽毛球拍。从他那如桃花潭一般深邃的眼里流出来的泪水，无声地淌在他苍白的脸上，一点点地都滴落在我的心坎上。
余生在茫茫人海中，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双乌黑的眼睛，不知道阿金是否还记得多年前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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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