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战斗队”的成立和解散

 “117战斗队”的成立和解散

        贵州省文化局机关的干部经过半年多的外出串联考察，加上毛的一系列批示和指示陆续通过大报小报传遍全国，特别是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了文革的任务、性质、目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描绘了一个路线图。老成持重的省文化局干部看了这些中央文件，看到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势不可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终于醒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的“大鸣大放”然后打右派可能有所不同，造反已经是大势所趋，于是纷纷行动起来，酝酿成立局机关战斗队。

67年春天，省文化局局机关办公室的门上先后贴出两个战斗队的名字，一个叫“造反有理战斗队”，其成员多数是局机关的一般党员干部；一个叫“硬骨头战斗队”，以1965年新分配到省文化局的那些出身成分比较好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主体。这样一来，局机关除了被揪出来带“长”子号的局长处长以外，还有就是在政治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如“摘帽右派”，过去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人，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以及大家认为他思想落后的等等，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非党非团的普通群众，被晾在战斗队外面。

1、  寒星组建“117战斗队”

      一天早晨上班时间，1964年由四川邛崃县川剧团调来的张素萱问我，你怎么不参加局机关的战斗队？我告诉她，没有人来找我谈话。她问什么原因？我说还有什么原因，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团员。

张素萱听了，脸上露出灰暗的神色，因为她也马上想到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她说，没想到，出身问题对人的影响这么大。她又说，她从小在邛崃县川剧团学演戏，剧团里的学员只要勤奋刻苦，尊敬领导和师傅，就没有人歧视；可是到了省文化局这种政府机关，她才体会到出身成分和是否是党团员对一个人是这么重要。不过，她又问我，不是已经批判了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吗？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慢慢就明白了。

       就在张素萱和我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没人邀请参加造反组织时，文化局创作室的寒星开始拉人组织战斗队。寒星是局机关创作室的一个诗人，大约40岁左右，瘦高个子，皮肤像被太阳晒黑，戴副黑框眼镜，平日他性格有些内向，沉默寡言，见面几乎很少和人打招呼。据说，他家庭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思想比较反动”，所以，在局机关里，那些自命是左派的党团员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在政治上也把他看成是“另类”。

那么，说寒星“思想比较反动”究竟有什么根据？

开始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一无所知，后来慢慢听人讲，寒星曾经说，自己的成就一不感谢共产党，二不感谢毛主席，是凭他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得来的。在毛时代，就像现在的朝鲜那样，人人都要感谢党的培养，感谢领袖的恩情，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这种领袖崇拜的社会环境里，寒星这些话，自然被看成是胆大包天和大逆不道。另外，寒星还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他还举傅作义和杜聿明等为例，说这些国民党将军，他们在战场上都和共产党解放军打过仗，一旦投诚，都成了共产党政府中的高官，或者受到特殊待遇。他这些话，想来可能是在下边发牢骚和说怪话，也可能是开玩笑，结果有人汇报给党组织，就上纲说他“思想反动”。像寒星这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文人，自然入不了党。局机关新成立的两个战斗队，对他也采取了关门的态度。

寒星不服气，他一反往日的愤世嫉俗和沉默寡言，鼓起勇气开始在局机关招兵买马，准备在局机关组织第三个战斗队。

2 “117战斗队”的组成

一天，寒星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局机关的战斗队？我把对川剧演员张素萱讲的话又讲给他听。

寒星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且运动初期谭立夫所宣扬的“血统论”已经批臭，而文化局里一些人自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左派，一贯歧视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歧视我这样没入党的群众，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人好像根本不配干革命。这次我仔细看了报纸上的中央文件和有关文章，觉得只要不是运动对象，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起来造反干革命。所以，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心把文化局机关里那些左派瞧不上眼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117战斗队”，和他们平起平坐干革命。你如果愿意，就参加我们这个“117战斗队”。

       寒星的一席话，完全说到我心里，而且对他这种勇气和做法十分佩服。我问他，你组织的“117战斗队”现在已经有多少人表示愿意参加？他说，通过个别谈话，已经有七八个人。接着寒星告诉我，表示愿意参加的有这样几个人：一个是老邵，他是个老革命，在省文化局不知为什么，一直让他坐冷板凳。开始找他谈，他有点顾虑，觉得自己快退休了，参不参加战斗队无所谓。我说，毛主席70多岁了，都戴上红袖套接见红卫兵，领导文化大革命，你刚刚50多岁，应该振作起来，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老邵考虑一下，点头同意参加。还有主管印刷厂的老陈，他的年纪也比较大，据说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历史上有污点，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也没有人动员他参加造反组织。我跟他谈了参加117战斗队的事情，他很高兴，表示愿意。寒星还介绍了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秀，她是共产党员，原是局机关艺术处的一般干部，本人没什么问题，但她丈夫是省歌舞团团长，被歌舞团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揪出来，打成“走资派”，人们背后把她称为“走资派的老婆”。寒星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搞株连，所以也吸收她参加。还有就是资料室的钟淑华，寒星说，她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仅仅是因为她没有申请入党，身体有些残疾，实际上她对运动也十分关心，为什么不调动她的积极性？再有就是你和张素萱，你们两个都年轻，既然批判了谭力夫的血统论，你们没必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起来干革命，名正言顺。

     看来，寒星不仅有勇气有见识，而且也有一定组织能力，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他组建的“117战斗队”。“117战斗队”在寒星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来。战斗队里一共七八个人，平日十分节俭的寒星自己掏钱制作了红袖套，上面印着“117战斗队”几个金黄的大字，我们参加战斗队的每个人胳臂上，都戴一个鲜红耀眼的红袖套。当我们戴着红袖套耀武扬威地走到大街上，或者是出出进进省文化局大楼时，感觉自己也成了贵州省文化局机关造反派一员。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我和这张素萱都感到很兴奋，内心深处不免有点农奴翻身扬眉吐气的感觉。现在想来，颇有点像阿Q当年闹革命时那种喜悦和激动。

3  战斗队里的互相洗脑

       局机关的干部组成战斗队以后，任务和大专院校及中学生那些红卫兵不同，他们是先在本单位揪斗领导和所谓“有问题的人”，然后杀向社会；我们是机关干部，按中央文件指示精神，首先是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论述，学习林副统帅的讲话，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纸社论，美其名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以便开展对走资派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7战斗队”成立以后，在寒星带领下，我们首先学的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在《十六条》公布前三天，即1966年8月5日发表。该文针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大字报有感而发，可以说是在“516通知”发出以后，毛以统帅的名义，进一步吹响了向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走资派”发动全面进攻的号角。全文内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统帅这篇大字报，现在看来，自然是一份真正颠倒是非的奇文。不过在当时来说，人们无不认为这是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指明文革斗争大方向的圣旨。因为运动初期批“三家村”，批京剧《海瑞罢官》，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批斗“彭陆罗杨”所谓“黑帮分子”，在社会上打砸抓，横扫“牛鬼蛇神”，包括剪喇叭裤，焚烧所谓“封资修文艺作品”……对这些现象，广大老百姓感到恐惧的同时，不免内心也有些莫名其妙，莫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通过毛的这张大字报，大家心中才清楚，原来这次运动的目标是“刘邓司令部”。

      不过，大家弄不明白的是，党中央怎么会有两个司令部？当时在闭关锁国生活的中国人，一般对中共上层统治集团的内幕一无所知。大家只知道中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只有一个司令部，怎么还会有个“刘邓司令部”？看了毛亲笔写出来的“炮打司令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比较关心政治的诗人寒星说，毛主席从59年退居二线，党中央主要是由刘邓主持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0多天里，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全国各单位，镇压了群众。所以，毛主席忍无可忍，才决定对刘邓司令部开炮！

       那么，已经揪出来的“彭陆罗杨”自然是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因为从红卫兵办的小报上大家已经知道：彭真是“大党阀”，他在北京市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是中宣部长，他领导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罗瑞卿是部队总参谋长，他的罪状是“反对林副统帅”；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给毛主席的专列安装窃听器……这就说明，林彪讲得搞政变，就是刘邓一伙要夺毛主席的权，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毛的大字报，大家把文革运动初期发展的脉络终于理清。

然而，毛的这张大字报中讲， “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何所指？张素萱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虽然文化局的干部经常学习中央和省委文件，对62年七千人大会和64年的四清运动，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张素萱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感到有些困惑。事实上，59年到61年的困难时期（又称大饥荒），城市人吃不饱肚子，农村饿死人，凡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十分清楚，经过62年七千人大会，刘邓纠正了58年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错误，中国的形势才有所好转，这也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毛主席反倒说1962年右倾？又说1964年有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在战斗队里，大家反复议论，主管印刷厂的老陈试探性问，62年的右倾是不是指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

大家说，可能是。

      张素萱听了以后，一脸茫然，她又问啥子叫“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告诉她，“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张素萱是在剧团长大，听了还是弄不懂——为啥子自留地、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大家觉得张素萱对中国社会政治情况的确不够了解，连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不过，既然是小组学习，还是有人耐心地告诉她，社会主义讲一大二公，自留地可以使农民滋长自私自利心理，自由市场可以使少数人发财，包产到户是变相的私有制等等。可是张素萱又提出啥子叫“四大自由”？这下子大家一时有点蒙。于是，大家像猜谜语一样，总猜不完全，找不到正确答案，直到第二天老革命老邵，他回家以后去问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老战友，才终于弄清楚，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

凡是过来人都知道，58年在毛泽东的瞎指挥下，导致了中国农村成千上万农民被饿死，他退居二线以后，在刘邓制定的一系列挽救危局的措施下，包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出台，中国人民才从大饥荒的困境中慢慢走出来。实践证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走的是一条贫穷之路，饥饿之路和死亡之路，而刘邓则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摆脱贫穷和饥饿，摆脱死亡的正确之路。

      此外，在战斗队里，大家还学习毛主席在63和64年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1966年2月2日至20日几个御用文人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十六条》和《五一六通知》。在学习这些文件时，大家遇到不少问题，甚至对有些讲法和概念内心深处有质疑，如建国后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都是周扬黑线所统治，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但大家都按副统帅林彪的指示，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总之，文化大革命就是让人成为没有独立思考的奴隶，只要按奴隶主的指示行动就行。

4、寒星的失足和我的表演

       局机关成立三个战斗队以后，局领导小组便由三个战斗队的负责人加上一位部队转业的陈忠恒组成。据说陈忠恒在部队是搞政工的团级干部，来到省文化局以后，职务是局机关政治部主任。运动初期省委工作组进驻局机关以后，陈忠恒被省委工作组确定为是历史清白并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工作组吸收他参加局机关文革领导小组，领导局机关初期的运动。

      实际上，毛把文革的烈火点燃以后，故意离开北京，让刘邓出面处理，刘邓按过去的惯例，并请示了毛，才在全国范围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刘邓没有想到，这是毛的一个圈套，设下陷阱，故意让刘邓犯错误，所以，50多天以后，毛认为全国各地的工作组是消防队，犯了“镇压革命群众”的路线错误。毛的那张大字报就是他对刘邓所谓“错误路线”的愤怒指责

      在这种背景下，局机关的省委工作组撤出，局机关一时群龙无首，就由陈忠恒暂时出来主持。陈忠恒毕竟是长期搞政工的领导干部，他不仅有领导经验，而且为人谦逊谨慎，对人总是微笑相对，很低调，有人缘，所以，他成为局机关造反派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好像自然而然。

“117战斗队”成立以后，寒星名正言顺地成了局机关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他经常参加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有关事项，然后回战斗队来向大家传达。寒星由一个被人说成“思想有些反动”的边缘人物，一下子成了局机关领导小组成员，他尝到了掌权的甜头，感到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脸上一扫往日的冷漠和傲慢，出现了胜利者那种温和的笑意。可是局机关那些老左派，看着他仍然有些不顺眼，背后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能让寒星这种人来领导？好在这种话寒星没有听到，不然寒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由于寒星是个诗人，许多事情容易感情用事。所以，在一次局机关批斗“走资派”周晓山局长时，当揭发人谈到黔剧团苗族歌手刘阿胞曾经在文革前上告周晓山，周晓山知道以后对刘阿胞进行打击报复，刘阿胞被逼自杀。局机关在场的人听了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打倒周晓山”！没想到，寒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疾步走到台上，对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大牌子的周晓山，当胸就是一脚，把周晓山踹了一个踉跄，险些仰面跌倒……

       第二天，战斗队开会，对头一天的批斗会进行总结。李淑秀说，寒星昨天对周晓山搞武斗，这是违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精神的。显然，她对歌舞团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中的个别人在运动初期对她丈夫拳脚相加，记忆犹新，恨之入骨。钟淑华也说，寒星这样搞，对我们战斗队的声誉影响也不好，我们不能像运动初期歌舞团和京剧团那些小青年，那些人喜欢动手打人，不得人心，今后希望你不要再这样鲁莽。我自然同意以上两个人的意见，而且在一年多的相处中，我感到寒星确实有点左倾盲动主义倾向。但寒星不服气，说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和走资派的矛盾是敌我性质，还讲过，要对敌狠，我们为什么对周晓山文质彬彬？显然，寒星也有书生气。寒星在批斗会上的鲁莽和不文明举动，在以后的“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里，也遭到了清算。

       那么，反省自己，我当时在战斗队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记得，“117战斗队”在红卫兵小报上以“锷未残”的笔名发表过文章，对省文化局所谓“走资派”进行批判和声讨，现在看来整篇都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诬陷之辞，而这篇文字就是由我起草，经战斗队全体讨论通过以后在造反派所办的小报上发表的。此外，我还撰写过批斗省文化局三个局领导的大批判发言稿，经战斗队全体成员讨论和局机关领导组通过后，在全文化系统的批斗大会上，由我代表战斗队发言……

       当年觉得自己是满怀豪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我真正了解局机关三个领导人的情况以后，我则深感悔恨，悔恨的是三个局领导都可以说是好干部，在发言稿里罗列的那些所谓“走资派罪状”，无非是一些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词，而用这些不实之词在大庭广众面前慷慨激昂地对三个领导人的批判，现在来看，则是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打手角色。

      1969年底，广西的蓝张（蓝亦农和张荣森）带领部队来到贵州，对省市各部门进行军管，各部门各机关造反派的权利被军代表取代。在这种情况下，省文化局三个战斗队自行解散，“117战斗队”的历史使命也告结束。

                                                                                                      20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