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哀牢山（二）

我们离开上海赴云南插队的那天，红旗招展，锣鼓震天。我们在热烈的欢送声和阵阵的锣鼓声中来到学校集合，乘坐专用的公共汽车去火车站，再由一辆专列送我们几百位上海知青去云南省府昆明。

出发前不久，我们临时得到通知，我们将从上海的非正规客运站桃浦火车站上车赴云南。桃浦离市区较远，许多家长都没办法为自己的子女送行。我哥为了送我和我弟弟，召唤了一批朋友一起来送我们。当他们获知改去桃浦车站时，离火车出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哥和他的那些哥们就风驶电击般一路骑自行车从市区赶到桃浦。还好，火车还没开，还好，我们还没出发，还好我在临行前见到了我哥。在火车鸣笛之前，我冲向我哥，情不自禁地当众抱着我哥大哭起来。我哥周围的一大帮帅哥们也都露出了伤感的样子。打那以后，我常成为同学们闲聊中的笑柄，嘲笑我的流泪，不过，她们着实羡慕我哥能带着那么一大帮帅哥来为我们送行。

从上海到昆明列车要开３天３夜。在硬座厢里，我们一伙人讥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护送我们去云南的工宣队是市政府的一些干部，他们总喜欢挤在我们车厢听我们聊天。我与WL等人可能外国小说看多了，瞎聊的故事也多，工宣队就与我们一起聊天。他们与我们在一起坐久了，彼此渐渐熟悉。我们得知工宣队师傅是坐卧铺的，就嘻皮笑脸地求他们让我们去那儿睡一会儿。在我们的一再恳求之下，工宣队师傅动了恻隐之心，终于答应我们这个集体户的六个人可以在白天去那儿休息一下，晚上绝对不行。我们高兴得叫起来。师傅们马上堵住了我们的嘴，说车上学生太多，他们不想引起争议。我们完全明白，争议常由不公平导致，我们能去卧铺睡觉是不公平的举动，所以要保持秘密。于是我们６个人白天轮流悄悄地去卧铺睡觉。那一路不算太辛苦。

我们到达昆明的那天，正逢人们庆祝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满街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挤满了大街小巷。

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被那些色彩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吸引住了。突然，听见有个女知青用上海话大叫起来：“不得了啦，毛主席的像章怎么别在肉上呀，吓死人了！”我们仔细一看，果然有好几个男人光着上身，在胸前挂着巴掌大的毛泽东的人头像章。没有看到血迹，难道他们的皮肤就那么坚实吗？ 难道他们就是报上和广播里赞扬的那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吗？

从昆明到我们插队的新平县需在哀牢山里盘山越岭，要一天的汽车路程才能到达县城。

哀牢山高大磅礴，群峦叠嶂，雄伟壮观。汽车开进山区时，随时可见悬崖绝壁，云雾妖娆，谷地深处是丛林密布。

插队前，我曾期盼着到远处插队，到外面看看世界。然而，当我坐车盘旋在哀牢山里，我压根儿没了那份小资情调去赏景赋诗。我若不是在拥挤闷热的汽车里呼呼大睡，那就是捏紧拳头，皱上眉头，紧张地默默祈祷汽车不要翻车掉进哀牢山的深渊之中。

到了新平县城，我们看到很多身穿藏蓝或黑色斜襟上衣、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在街上扭忠字舞，歪歪斜斜，跌跌撞撞，有点奇葩。

“快来看呀，小脚老太跳忠字舞！”有男生以嘲笑的口吻，用上海话喊叫着。

“叫什么叫？你们没看到老太太们要摔倒了吗？”有个男人在我们身后用云南口音的普通话指责我们。

我转头看看那些小脚老太的脸，只见她们满脸哀伤，丝毫不像我们在学校里精神抖擞地跳忠字舞的样子。

“那她们为什么还要跳呢？”我们回过头来问那位中年男士。

“可以不跳吗？你该去问问她们脚上有多少血泡？”那男士丢下这句话，转身就离开了。

在县城休息一晚后，第二天坐解放牌大卡车奔赴漠沙公社所在地仙河。

我们乘坐的大卡车驶进仙河时，热浪袭来。那是一股干干的热气，与上海黏糊糊的湿热不同，我觉得全身要被灼伤了。我站在卡车车斗的前排， 看见路边一排排凤凰树上红彤彤的花儿盛开，翠绿的树叶陪衬着，漂亮极了。在我以往的认知里，高高的是树，绿的；矮矮的是花，彩色的。我没想到大树也能开花，真是城市里的人太孤陋寡闻了。我被凤凰树的娇艳惊呆，但凤凰树看到我们知青过来，丝毫没有退让，直直地挺在那儿，树枝、花朵好不留情地刮到我们脸上。我只能蹲下躲着，闭眼不敢再看。



美丽的凤凰树

(图片来自网络)

从仙河到我们插队的曼陇大队13生产队上阿奴村还要爬3-4小时的山路。村里的几位傣族老乡牵着牛车来接我们。那时我们带的是木头箱子，家里希望把我们一辈子所需要的东西都带上。实际上箱子里只装了我们日常穿的衣服，家里省下的几条肥皂，还有一些固体酱油和白沙糖。我和WL的箱子里还塞进好些《译林》杂志和外国名著。箱子特别沉，老牛车驮着我们六个人的六个箱子几乎不能行走了，一路上只听见老乡在不停地吆喝。

我们六个人跟着牛车，背着书包艰难地上山，气喘吁吁，浑身酸痛。那天天气炎热，出的汗一下子就蒸发了，只感到全身晒的火辣辣，整个人似乎要烤熟了。

离开上海五天之后，我们总算很顺利地到达半山腰的上阿奴村，那儿就是我们的新家。到了村里，安心了。我们彼此相望，大家安然无灾，行李完好。

而另一个生产队的同学们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知青的行李太重，驮行李的牛车翻车，箱子打翻，内装的各种东西撒了一地。当地的老乡看见了，惊讶地大叫起来：“这么多东西呀？上海人的这些东西在供销社里都没有见过！”

听说有个女同学行李箱子里最重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白砂糖，那是他们全家人口配给所得的，她妈妈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好东西。她妈妈把白沙糖敦敦实实地装在一个新买的搪瓷痰盂里，让她带到农村慢慢吃。她妈说，白糖吃完了，那痰盂以后晚上起夜时可以用。知青到达村寨安顿后，那女同学就把新搪瓷痰盂塞进床地下。

据说，有一天，其他村的一个同学去她们集体户玩，突然肚子痛，就跑进知青宿舍，她发现床底下有个痰盂，二话不说拉出来就在里面拉了一堆稀屎。

后来，那女同学闻到床底下有臭味，结果发现那个千里迢迢带来的搪瓷痰盂里的白沙糖居然被一泡屎覆盖了！她气得嚎啕大哭，哭声震天动地。我们这些知青也都为此感到十分惋惜。

我们在村寨里安顿好后就去公社附近的红河玩，想请工宣队师傅们帮我们拍几张照片带回上海。

红河穿越哀牢山，那里的河水一年中很长的时间里是血红血红的，因为河水掺杂了周围的红土。我们四月下旬到漠沙，那时红河水还不红。河岸是热带雨林中常见的那种宽叶矮树，我们几个人躲在大树的背后，换上游泳衣，双手双脚地爬过河边的岩石，小心翼翼地走向河中。虽然那天的气温高达40度左右，但红河水很凉，身体一碰到河水，冰冷刺骨。我们让工宣队的师傅帮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就赶紧爬上岸，全身嗖嗖发抖。这就是我们在插队时唯一的一次游泳，实际上是唯一的一次泡进河水，根本没有游。



  图一    血红的红河



图二  我们集体户的知青与工宣队师傅

我是为了能游泳而去云南的，但是红河里经常不能游泳。那时，我们还相信以后会有机会游泳吧。我们一直这么想着，尽管一直到我们离开农村也没有遇到任何游泳的机会。

去云南游泳的愿望没有达成。但是，回顾既往，当初要在六个省中必须选择一个地方插队，我选择了去云南，那是我的正确决定，管是它阿Q精神，还是自我安慰，我就这么相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