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演变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
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
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
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
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怀仁堂事变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场内乱或动乱写入了党史和国史，遭到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中来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实践中来检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展开，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前两条总路线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表现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斗争上。[18]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斗争上。这种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从形式上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在经济基础领域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单干风是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在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死攸关的大事。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反对文革的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怀仁堂事变，对文革阵营领导人实行了“斩首行动”，随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如果文革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错误的;如果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文革路线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开放的所谓“正义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义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状况。其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是要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吞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折戟运十飞机，砍掉红旗轿车，停止芯片研制，造成了今天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和信息工业的严重落后。中国航空飞的是外国飞机，轿车工业则是外国品牌独霸天下，信息工业“缺芯少魂”，产业安全受制于人。由于决策者秉承“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错误地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致使中国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已经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反而丧失了产业的控制权。现在又全面放开了制造业，取消外资入股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股比限制。这种不设防的开放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就是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邓路线进行的检验。在刘邓路线的指导下，文革路线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被商品交易关系所取代，按资分配颠覆了按劳分配原则，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中外资本家夺走，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社会上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化程度严重。历史的发展，已经对两条路线作出了评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从正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则是从反面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