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市北中学》
昨晚，我竟然梦回我的初中，上海市闸北区的市北中学。
我在梦里游啊游啊，走进了教室，趴在窗口，看到了那片偌大的操场。
醒来一阵唏嘘。几十年来，魂牵梦萦复旦园，却从没有过一次回市北的。复旦，甚至复旦附中，都是我情窦绽放的地方，烙下青春中最艳丽的一章，所以我情深难忘，梦中校园青草萋萋，梦中伊人依水而立。
许是昨天关于母语的一场讨论，让我心底深处隐隐约约回到了我生命的初始，不知不觉间语言的启蒙，就这么无意识地流淌在梦境中。
睁开眼我宛尔一笑，屈指数来，己是快接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穿着白衬衫，是否还带着红领巾，我倒是忘了。
网上查了一下市北中学，只見是一幢幢摩登大楼，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又看了百度，“1977年，王苏兰任校长，学校成为全市中学实行初一新生择优入学的第一所中学”。
这个句子，如今看起来毫不起眼，于我却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这个政策晚了一年，我就会就近被分到任何一所普通的中学，我的命运也许不会是今天的轨迹了吧。
闸北区在那时的上海属于下只角，虽然工房多，棚户区少，却是不如上只角的黄浦静安那样藏龙卧虎有许多知识人。我父亲17岁从日本回国后，就被分配在工厂里，从天津到北京，又辗转到了上海，遇到我母亲，进入上染一厂，在共和新路。
于是我母亲也从黄浦区的小学转到闸北的小学，我们全家都成了下只角的人。
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母亲放学回家，郑重其事地劝告我，“上海政策变了，试点重点中学，你一定要考进去啊”。
我这人虽糊涂，大事上还是拎得清的，于是我考进了市北中学。
分数是事先就知道的，稳进市北。那个年代虽然考试制度不是滴水无缝，但没有真成绩也是不行的，不像今天这样可以用钱买，用赞助混。
我的班主任马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因为受人拜托关照关照我。
这是我妈的路子宽大。我母亲虽是小学教师，却去过五七干校，结交了一批有知识的牛鬼蛇神。改革开放后，这些人重回教坛，成了知识骨干。和我母亲在干校同甘共苦过的戴维叔叔好像是马老师的同学。
于是我比别人多了点关心，但这并不是全部。马老师是语文老师，而我语文应该算是全班最好的，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语文课代表。
福利没有，每次语文课后都得保证黑板干净，如若没人做，就得自己动手擦。还好我班三好学生比较多，尤其是一个子高高女同学，总是抢着做最累最苦的事，从不拒绝帮助别人，是班里的好好先生。
那时很盼望每天的午餐，一只搪瓷碗、一只调羹，一碗同样的盖浇饭，回想起来没啥拒食的事件。
饭后洗碗是件讨厌的事，洗碗液没有，饭菜也没啥油水。只是水槽都在室外，冬天那水是刺骨的冷。
记得放学回家的那条路，65路可以乘二站。但我总是一路走回去的，路上有家小卖部。
我父母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再加上在日本祖母的帮助，我还是有点小钱。只要有棒冰的季节，我总会买一根，赤豆的，也就是冰棍的尖尖有一撮豆，好像是五分一根。
如果是冬天，那我一定顺路买包话梅、花生米之类的，也是5分一包，桃片比较贵，大概是一角一包。后来又有了新品种，油皮花生。
那是些多么激动人心的日子，我的书包里每天都揣着一本世界名著，零食是读书时的享受，而我们的精神饥渴地吸收着世界一切的新思想。
从小看着《红小兵画册》長大的我，第一次知道雷锋之外还有个于连，赫思嘉的任性自私也可以是可爱，我贪婪地读着，上课时在课桌下读，回家后没有沙发躺在床上读。
记得有一年的期中考试，手里拿到上下二册《飘》，一口气读完，忘了复习，考了班上倒数十名。
懵懵懂懂地读到了初三，我妈得到消息，说复旦附中招生，你去考吧。
那时我若填了复旦附中，考不进会连市北的位置都丢掉的。复旦附中当时只有高中部，但有一项强项，就是可以住宿。
我太想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家四口挤在一个15.3平方米的房间里。于是初三我发奋图强，虽没有悬梁刺骨、废寝忘食，倒是很少碰过闲书。
终于到了初三毕业的那一天，马老师走进教堂，坐在讲台上，宣布一个意外，平时成绩中等甚至偏下的我考了大约班级前二名，年级里也是进榜前十。
然后，马老师眼红了。他说，我们是文革后他的第一届学生，和同学们三年朝夕相处，他很快乐，現在要毕业了，他很舍不得大家。
是的，他流泪了，坐在课堂里的近四十个学生，很多也是悲从中来，禁不住落泪。
我一生中，这种集体悲伤、老师学生同哭的场景碰到过两次。一次是毛泽东逝世，老师带头，全班齐声大嚎，我把手帕咬湿，算是交了差。
还有就是这次。几十年后，这一幕栩栩如生，老师坐在台上流泪，我们坐在桌旁哭泣，隐约中大概懂得了，命运中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别离，竟然是以后的常态。
我80年进了复旦附中，那年我刚满十五岁，青春始于豆蒄，市北中学就这样和我渐行渐远。
曼谷的下午阳光明媚，我坐在白纱窗前，望着院子里的一片葱茏绿意，猫儿躺在石板上，躺得平平的，呼呼大睡。我想着遥远的年代里，那间焕发着光彩的教室，像一个黑白色的电影，我的后桌坐着一个儒雅的男生，他是全班女孩子憧憬的对象。
他会演奏小提琴。拉得好不好，我現在无法判断，但那个时候能懂乐器的人风毛鳞角，他一定是出生在知书达礼之家。
每次递作业薄，我都不会朝后扔，而是转身发，只求四目能偶尔相对，也许这就是少女最初的情愫吧。
初中三年我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男女间也不允许说话。后来我大学毕业出国前夕，他来到我家，告诉我他被送去北京外交部培训，然后我们都约定保持联络。
那天坐在我家门口的小竹椅上，我们讲了很多话，畅谈了未来。我何曾想到，在遥远遥远后的某一天，在我们不再有未来的年纪，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男孩，想起了那天午后静静的阳光。
我送他出了弄堂，他的背影还在，却再也没了他的音讯。
以后的日子里，虽然我几乎没想念过市北，但记忆总是存在。尤其当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仅存的回忆便愈发珍贵，因为那么久远年代里留下的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东西。
有个出生在挪威中国家庭的女孩，迷惑自己的母语究竟是汉语还是挪威语，我回答说，我老公有个理论，你无意间数钱用的是什么语，这语就是你的母语。
我数钱都是用上海话，这个我不用脑子也不会数错，上海话是我的母语，上海是我的家乡，母语应该就是家乡的语言。
即便家乡成了故乡，那里有的是你的根、你的源，那里有你的启蒙。
也许真是如此，所以昨晚我会梦到市北中学，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启蒙老师，那我的一定是马老师。
他叫马仁辉。
我86年出国前，和一些同学去马老师家拜访过他，转眼三十七载。
老师，别来可曾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