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邂逅(4)章熊先生激励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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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邂逅(4)章熊先生激励我不断前行

       第一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洛阳。

       1983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在洛阳召开的全国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试教会议。赴会第一天,在湖北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的带领下,去刘国正和张定远先生下榻的酒店客房拜见两位专家。在那里遇到了人教社特约编辑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章熊先生鼓励我说:“趁年轻,努力吧!”

        第二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兰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兰州召开试教工作会议。大会组织全体与会专家、学者、编辑和老师们参观刘家峡水电站,泛舟大坝上面的刘家峡水库,我刚好与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在一条游船上,当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迎着和风细雨前行时,两位先生站在船头引吭高歌。大家都听到他们是在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两位那充满激情的歌声,不仅感染了他们的同龄人,更让我们晚辈看到了他们是那么多才多艺!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章熊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中文系、张必锟先生195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校都是高材生和文艺骨干,毕业后在北京中学工作多年,不仅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非凡的教学艺术,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感恩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受教于前辈大师。我在大会发言后,章先生鼓励我:“你这两年做得不错!初中实验还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青岛。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岛召开实验教材初中试教总结大会。我向大会提交了我们实验班学生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成绩。武汉市中考6月28日结束,7月6日,我接到湖北省教研室要求我班学生参加7月7日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通知,学生按时进入高考考场,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和谭爱旭两位老师负责监考,试卷交华中师大高考语文阅卷老师阅卷评分。然后与湖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进行了比较。实验班学生测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章熊先生看了之后,手舞足蹈,非常兴奋地在大会上 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套实验教材了。华中师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师执教的实验班学生,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参加高考语文测试,人均分比高考考生语文成绩还高一点。后来,他还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分析学生试卷后说:

        “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这三题的相比数字,可以说他们已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从总分情况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一人,分布比较平均,可见这批学生中没有出类拔萃的“尖子”。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属于选拔考试,·它不同于结业考试,为了扩大区分度,每届试题中都要有一些难题,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答不出这些难题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题的第五小题来看,这道题要求学生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根据上下文判断概念的特殊意义,是比较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却大大超过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见他们受过较好的阅读训练。此外,从前面谈过的总分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章熊先生在青岛会后约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谈。

        我向章熊先生详细汇报了三年来教改实验的情况后,他充分肯定我总结的“三敢三爱”,即《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听·多听·会听》、《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并由此谈到叶圣陶和吕叔湘两位语文教育老前辈关于语文教学的“序”。

        章先生说:

        叶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语文教学要寻找“序”,这一点语文教育界都知道,并且引发各种各样的思考。叶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过,也引发我的思考。

     “序”的根本在于教材编写。

        第一,叶老的观念是相当超前的。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为教学的依据,叶老把它打破了!观诸世界教材观念的发展,由“课(lesson)”而“单元(unit)”,由“课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这是教育理念的进步。在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坚冰刚刚化冻这些理念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叶老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第二,这是立足点和视角的根本变化。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质兼美”作为选材的唯一标准。要贯彻叶老的思想,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就要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就要以此为基础寻求新的线索,开辟新的途径。

        谈到叶老所呼唤的“序”,就会联想到吕先生提出的“科学化”。两位老人意气相投,私交甚笃,两种提法此呼彼应。虽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达的是相同的焦虑,是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而产生的焦虑,是对我们这些第一线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阅读》的特邀编辑,这套教材的编写贯彻了叶老和吕老的语文教学理念。整套教材,纵向有序列,横向有层次。

       章先生从1984年开始参加全国高考语文命题工作,不仅对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进行探索,而且推出“现代文阅读”测试题。

       他说: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

        后来,章先生在一篇谈高考命题“现代文阅读”时,写道:

        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请。人们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不是,我不能贪天之功,应该还历史的真相,把功劳还给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试题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其实细心的人从这本书里却永远找不到相应的章节,那是朱德熙先生从全书中挑选了一些段落组合而成的,天衣无缝。更有甚者,译文里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朱德熙先生亲手厘定。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领略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当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个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厅里,朱先生找来了原本和译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辞典;原文与译文一句一句比对,有觉得不够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确定。不仅如此,最后的定稿也是朱先生亲手抄写,由我带到命题组的。正因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这个石破天惊的项目才得以顺利通过,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从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题工作至今未变,“现代文阅读”一直是必考的一项。这也是章先生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临分别时,章先生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再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还赠送一本他翻译的美国教材《提高写作技能》,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又送我一枚他亲手篆刻的“培永藏书”印章。

       还记得,我调到海南以后,大约1992年吧,教育部决定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海南、云南、湖南三省由国家高考命题组另出一套试卷,简称“三南试卷”。远在海南的中学校长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不知所措。我们农垦中学的赖校长带着我直奔北京章先生家。

       章先生在谈“三南试卷”时,特别强调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用当时邓小平说的话,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学校后,要求高三的老师夯实基础,降低备考复习测试题难度。果然奏效。

      感谢章先生不吝赐教!

      感谢章先生一直激励我不断前行!

 

【附录一】章熊和张定远先生为李培永编写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

【附录二】一九八六年,“小市长王江”就读高中语文实验班,她又与她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当年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作文题:以《树木·森林·气候》为题,从现实生活中选择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全文不少于600字,副标题自定,写在横线上。 

        她的高考作文《树木 · 森林 · 气候》

                                   ——谈“他们都是钱学森”

        最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回答香港记者关于中国人才严重外流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都是钱学森,钱学森是会回来的。”这短短一席话,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许多报刊、杂志争相评论,一时间人才外流问题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

        对钱学森说的这句话人们褒贬不一,更有甚者,一些人对那些“外流人才”破口大骂,总之是贬多于褒。

        的确,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人才,正象要使气侯变得更好,需要大片的森林一样,我们的祖国需要大批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四化建设。是的,修瑞娟回来了,刘晨晖回来了,还有一些留学生也回来了。但这只是一棵棵的树木,还未形成森林。“一棵树木不能改变气候,只有森林才能改变气侯。”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大声疾呼:“回来吧,人才!”然而似乎是呼声强烈而应声渺茫。不但一些人才没有回来,反而又有一些人才向外流走。著名指挥家郑小英痛心地说:“我亲手培养的五个‘卡门’.已经走了四个。”于是,一些人愤怒了,纷纷斥责那些“外流人才”是“崇洋媚外,是“败类”,更多的人对此是忧心仲忡。然而,此时我想问的是,这些同志在斥责,在忧虑时是否曾这样想过:“形成一片森林又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温度湿度适宜,树木就迅速生长起来,形成茂密的森林”。再看看现实又为那些人才回国准备了怎样的“温度”和“湿度”呢?难怪一些人才委屈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回国,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谁不爱自己的亲人?

        但是,我们回国后也许会放弃自己的专业,因为国内暂时缺乏这样“先进的设备和条件”。再说有些回国了的留学生又受到什么待遇呢,前不久《文摘周报》上登载了一个留学生回国后,由于领导不学无术,竟搞得他专业不对口,“英雄无用武之地”。试想这样对待留学生,人才还愿意回来吗?

        我相信钱学森的话,“他们都是钱学森,钱学森是会回来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钱学森回来时,是因为党和国家关心他,支持他,千方百计为他创造条件,才使他—“中国导弹之父”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现在,只要我们全党、全社会都来为当代的“钱学森”创造和提供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钱学森是会回来的”。因为有了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树木就迅速生长起来,形成茂密的森林”,而“大片森林的出现,会使气后变得更好。”那么,中国实现现代化便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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